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李硕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55-2

Ⅰ. ①孔…　Ⅱ. ①李…　Ⅲ. ①孔丘（前551-前479）－传记　Ⅳ. ①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3356号





书名：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

作者：李　硕

排版：欣博友

ISBN：978-7-208-15755-2 / K ·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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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致敬重塑了中国的周文明





序


李硕兄的大著要出版了，他让我在前边写几句话。我原本是不会写这类文字的，但毕竟我俩有二十多年的交情，遂勉力为之。

回想我跟李硕相识，是在23年前的北大。我在历史系；李硕在中文系，后来被选拔进了旨在破除学科壁垒，培养新一代“大师”的文科实验班。我俩曾经同宿舍。大学时候的我们都是进城青年，未来又是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学业、思想、感情，都有好些解不开的疙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常犯“中二病”。一旦“犯病”，免不了借酒浇愁，李硕就是最合适的酒友兼倾诉对象。大二或大三的冬天，有一次下大雪，我俩半夜在老虎洞喝完，觉得不尽兴，又拎着一瓶二锅头，趟着半尺深的积雪跑到圆明园。夜深人静，满天飘着鹅毛大雪，两个人在圆明园里深一脚浅一脚闯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个亭子坐下，人都冻僵了，只能靠冰凉的二锅头取暖，颇有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味道。二十多年过去，北京好像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我脑海里似乎也再没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俩都是学文科的，又都对历史感兴趣，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李硕从不安分，喜欢乱看书兼“胡思乱想”。他是河北蠡县人，大概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跟同乡先贤颜元、李塨有点像，强调“实践出真知”，对各行各业都有浓厚兴趣，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则一向“好静”，以“象牙塔”为避难所，对社会上的各种乱七八糟避之唯恐不及。大一我在昌平园无事可做，通读了一遍《史记》，喜欢上了先秦史。回到本部之后跟丁一川老师读《左传》，自己看甲骨、金文的书，跑去听中文系、考古系的课，逐渐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平日跟李硕讨论学问，他经常嘲笑我是“书呆子”，只会啃书本，没有社会经验；我则批评他缺乏“专业精神”，是无门无派“野路子”。不过涉及具体问题，李硕常常会有一些独到看法。大三大四时，他受我影响也开始读《左传》，恰好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写《左传》的，于是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春秋时代的家臣》写了六万字，每有自觉得意的新发现，就兴冲冲地跑去向他报告。他后来写孔子，根源可能要追溯到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留在“象牙塔”中攻硕读博，走上吃“学术饭”的道路。李硕也按照他的想法，到“广阔天地”中历练了一番。他先下广东，后回石家庄，最后又跑回北京，做过旅行社、报纸、出版社等行当。他在外地的时候，常常一别经年，不通音讯，突然一个电话，人已到楼下，于是便一起出去“吃酒”，如同当年一样。闯荡几年之后，也许是厌倦了，他又回到“学术圈”，在清华历史系读了个博士，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毕业之后“自投于四裔”，在塞外荒寒之地乌鲁木齐“挂单”；业余还是闲不住，蒙甘青藏，大西北都跑遍了，不时发些游记来给我看，这倒是能给他一些跟纯粹学术圈中人不一样的研究社会的视野；另外又把他多年积累的独特想法攒成书，不知不觉几年间已经出了三四本，让我这正经以“码字”为生的人自愧不如。

近百年来研究孔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光是孔子的传记也不下几十种。李硕的书跟一般的孔子传记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孔子看春秋”，孔子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贵族时代”，孔子赶上那个时代的尾巴。作为“最后的贵族”，他痛恨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怀抱恢复“周礼”的梦想，政治上一辈子不得志，却无意中成为“万世师表”。要理解孔子，先得了解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用浅近平实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作者虽然不是先秦史出身，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读完此书，普通读者也能对周代社会有一个全面印象。

本书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史。对于春秋政治的特点，李硕自创了一个词叫“寡头共和”，我则更倾向于按传统说法称为“世族政治”。我从本科论文写“春秋时代的家臣”，到博士论文以“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为题，二十年来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李硕只谈了春秋时期，其实春秋和西周应该看作一个大历史时期之内的前后两个阶段。周代是“贵族社会”，学者多无异议，但前人往往将周代政治笼统称为“贵族政治”，则未得其要领。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言，魏晋南朝常被称为“门阀社会”，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此前的西晋不是，此后的南朝也不是。在我看来，西周至春秋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世族政治”。第一次是西周中晚期的恭王至厉王时期，以“国人暴动”而告终，前后历时近百年。第二次是春秋中晚期，以鲁“三桓”、晋“六卿”、郑“七穆”等一批大世族把持各国政权为标志，前后大概有两百年。西周武王至穆王时期，以及“宣王中兴”之时，王权是国家政治的主导，贵族要服从王权。同样，春秋早期齐桓、晋文称霸的时代，各国君主大多能掌握实权，不是后来那种徒有虚名的摆设。只有君权衰弱无力，大族之间又能基本维持势力均衡的时期，才会出现稳定的“世族政治”局面。如果大族势力膨胀，君主又恰好是厉害角色，比如周厉王、晋厉公，双方就难免发生冲突，要么是大族代表被诛杀，要么是君主被推翻。

李硕书里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西欧、日本相比，中国的“贵族时代”为什么结束得那么早？多年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想明白。在这里，我尝试着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君主集权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萌芽中已初现端倪，到商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跟西欧、日本相比，周代君主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要充沛得多，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西六师”“殷八师”那样归君主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当时人看来，国家大权只有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才是“王道”，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一旦落到底下的诸侯、卿大夫手里，则早晚必出乱子，而且掌权的人层次越低，出乱子越快。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的局面是合理的，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的“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的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一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的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的内乱大多因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一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的“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了重振君权、复兴“周礼”的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的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的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各国的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的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的新型国家。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的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一以贯之。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了杨朱、庄周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的宝贵遗产。孔子的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我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一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了商代的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的墓葬，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的“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的“迂腐”劲儿。周代的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的工具——用周人的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之培养出了“道尊于势”的传统。读书人跟皇帝的斗争，是“二十四史”中最常见的主题。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

不知不觉把话扯远了。为免喧宾夺主，还是及早打住，请大家看书吧。

韩巍

2019年2月23日于北大中关园





引子


深秋的清晨，黄河。一位须发皓白的高个子老者，踩着凝霜的湿沙，蹒跚走向黄河渡口。

刀戈兵器、粮食口袋，各种货物正在被搬运到渡船上。黄河对岸在打仗，每天都有战争物资运往那边。几个执戈的士兵盘查渡河行人，搜检细作。对走来的老者，他们没有干涉。老者穿着颇为考究，颤颤巍巍，精神恍惚，似乎是想去对岸寻找战死儿孙的尸体。黄河渡口上，这样的老人太常见了。

老者在黄河边站住，喘着白气抬头遥望。这是秋汛期的黄河，水势浩大，黄浊的泥水打着旋涡滚滚而下，对岸的芦荡、树林和天际线融为一体。

渡船缓缓升帆，要开船了。

老者迟疑着走向渡船。就要登上踏板时，他转头回望，远方，逆着初升旭日的光晕，一个人影正踉踉跄跄追来。老者认出了来者，呆呆站在了原地。

渡船扬帆漂荡而去。远远传来船夫的歌声。这是下游黄河边流行的一首歌，《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葫芦叶子黄，济水渡口涨。水深游过去，水浅涉过来。

渡船飘摇摇，人过我独留。问我留为何，只为等朋友。）

这是公元前494年，卫国都城外的古黄河（今河南濮阳）。老者就是著名的孔子，这年他58岁。远处追赶来的，是他的年轻学生子贡（端木赐）。

孔子欲渡黄河而不能，这一故事，包括这首诗歌，《论语》和《史记》都有记载，其中《论语》记载最多。但他这次渡河要做什么？

他要去见黄河对岸的阳虎，也许是想揭开关于两人的身世谜底——这两人体貌相似，父辈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二人的关系远非后人理解的只有对立，不共戴天。在贵族世袭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孔子与阳虎的事业取径貌似不同，但两人都在借助这套规则，同时也试图突破它的限制。

孔子又为何未能迈出渡河的这一步？

这些都要从头讲述，从孔子的身世开始讲起——他作为私生子出生，作为农民长大，被贵族家庭和社会接纳的人生。

这里先介绍孔子时代的一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比如“贵族”“寡头”，都是在很晚近的白话文时代普及的，而春秋时期的文献里未必有能准确反映这些现象的词汇。可能因为后世出现了，或者引进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比如皇权专制、官僚制、民主制，在这些后出概念的反衬之下，春秋政治的独特之处才更容易凸显出来，我们今天才可以用一些新的词汇来描述它。

回看一下上古史：

商代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文献记载很少，零星的甲骨文材料也都属于商代中后期，从这些极为有限的材料推断，商代很可能是较小的“核心王朝”加众多“臣服方国（部族）”的模式，周边的方国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慑，向商朝臣服纳贡，但又不时发生叛乱。周国早期也是这种臣服于商的外围方国。

但周人在灭商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在新征服地区广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诸侯国，它们和原有的、现在臣服于周王朝的原住民方国并立，并且在上层实行通婚，列国的国君、贵族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感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是封建世袭、跨国家的，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对外围方国的上层持开放立场，外缘边界比较模糊，只要认同周王朝的权威，就可以被接纳。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当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用上层阶级的认同感去克服地域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被完全无视了，他们被认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世世代代为上层贵族“劳力”就足够了。这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也许这是幅员较广的初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这种静态社会模型也会逐渐走到尽头。可能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和技术分工变得复杂，也许首先是统治阶层人口增长远远超出总人口增长率，有些得不到世袭特权和晋升机会的贵族“支庶子弟”，开始憧憬流动性更强的游戏规则；同时，人口增长、农业开发使以前僻处草莱的各方国都膨胀起来，各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争夺人口、国土的重要性，国际间的上层阶级认同感就要转换成地域国家意识了，君主开始削夺贵族的世袭权力，建立官僚制，将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普通农民，实现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国强兵，在对外战争中取胜。春秋战国之交，就是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它的成果就是战国前期列国的“变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经没有指麾列国的权力，而是退缩成了代表中原列国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号。列国政治的主角是贵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诸侯国里执掌最高权力的少数大臣，往往是个位数，原则上并不世袭，天子或者国君可以从众多大夫里面选择最为贤明的担任“卿”。“大夫”从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尝试从春秋史料归纳它的特征，可以说“大夫”是世袭贵族，多数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诸侯国君；大夫身份通过嫡长子世袭，核心是有一块世袭的封邑。最低级的世袭贵族是“士”，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国君，有些则不能。当时人都知道大夫、士的世袭身份特征，但并没有“贵族”这个专有名称。

从春秋中期开始，中原很多国家“卿”的职位也变得世袭了。有些诸侯国里，少数大夫家族（往往不超过十个）世代垄断了“卿”的职位，他们内部再通过竞争或妥协决定卿的职务分配。另一些国家里，特定的大夫家族甚至世代垄断某个卿职，孔子所在的鲁国可能就是如此，虽然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再现出所有家族的历代职位，但也难以提出反证。1稍晚一点的战国，开始有人给这种现象叫“世卿”2，就是“世代垄断卿位的家族”。本书用一个更简明和普及的术语：“寡头”。这是个白话文时代从翻译产生的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它最初的语境是很小的古希腊城邦，而且未必有世袭的含义。在本书描写的春秋中后期历史里，它更接近“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因其是少数而非一个家族，就需要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寡头共和”。这些词虽然都是白话文时代的，但用来描述春秋政治非常贴切，这是孔子时代的人不具备的便利。

本书的主人公是孔子，不专门描写春秋贵族社会、寡头政治的来龙去脉，而是从与孔子有关的角度介绍这些背景。但借孔子来看春秋，特别是春秋晚期历史，又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春秋历史的主人公大都是诸侯国君，辉煌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风云舒卷，波澜壮阔，史书对他们的描写最多，而那时最普通的贵族——“士”的生活状态，就很少有详细记载。孔子是春秋历史的一个特例，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很多，主要靠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和《礼记》。甚至可以说，孔子是了解春秋时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个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的最晚期，“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即将开启。孔子以外的诸子百家，我们能了解的也非常少，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他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里出生长大，娶了什么样的妻子，有几个孩子，他们怎样求学，怎样招收学生，怎样养活自己……这些几乎都是盲区，唯独孔子的生平事迹最详细。

所以孔子不仅是了解春秋贵族社会最好的个案，也是诸子百家里最丰满、最真实的一位。他所处的时代，贵族世袭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他一生的亲历展示了寡头政治的难以为继，春秋贵族们的历史从此走向谢幕。



* * *



1　记载春秋世袭政治的经史文献主要是《春秋》《左传》《国语》，包括郑玄等后世学者的注疏。先秦还有一部《世本》记载这些世袭家族的信息，但中古之后就失传了，只有一些零散篇章因为其他书籍的引用而保留下来。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在这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现代学者陈槃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对顾栋高的成果又有所增补，但现代史学界在这方面总体较为沉寂。2002年前后，一位网名“窃比老彭”的有志者在互联网上发表过一系列《春秋卿族略考》，汇总了鲁、齐、晋、宋、郑等国累世专权的卿族信息，对于今人理解春秋世袭政治颇有裨益。

2　见《春秋公羊传》。





目 录


序

引子

第一章　野合而生到认祖归宗（1—15岁）

第二章　学着当贵族（15—35岁）

第三章　齐国流亡（35—40岁）

第四章　阳虎的时代（40—50岁）

第五章　思想和学术

第六章　从政：为寡头们工作（50—53岁）

第七章　从权力巅峰出局（54—56岁）

第八章　卫国绯闻多（56—57岁）

第九章　南国的挫折（57岁）

第十章　悲情黄河（57—59岁）

第十一章　淮上漂泊（59—63岁）

第十二章　年轻人的战争（63—68岁）

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岁）

第十四章　最后几场丧事

第十五章　子贡造神成与败

外篇一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外篇二　春秋晚期及孔子生平大事编年

后记





第一章　野合而生到认祖归宗（1—15岁）


“野合而生孔子”的含义——堂吉诃德式的父亲——父亲家族的辉煌与流离史——“停棺认祖”获得孔氏身份——为父母合葬的重要性





“野合”的争议


说孔子，先要说孔子的家庭。

《史记》记载孔子的家世，说他家在鲁国的“昌平乡陬邑”，在鲁国都城曲阜的近郊。他父亲叫叔梁纥，母亲是颜氏女子，两人“野合而生孔子”。这是《史记》的原话。1

这“野合”显得很刺激，有学者直接从字面理解，说就是“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2，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古代男女关系还比较开放时候的风俗。李零先生也是这观点。3这类行为，在秦汉以前的中国民间还真比较常见，图1是汉代的画像砖拓本，现代人定名为“桑林野合图”，出土过不止一方。

图1　汉代画像砖“桑林野合图”拓片



但关于孔子出身的“野合”，可能还不是现在人理解的意思。因为首先，“野合”是天知地知的事情，一般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也就不大可能被正式记载；其次，汉代人有种说法，孔子生日是夏历（阴历）的八月底，4倒推一下，母亲怀孕的日子在上年的腊月里。鲁国在北方，冬天很冷，腊月又是一年最冷的时候，也不适宜野合。

其实《史记》里的“野合”，意思稍微绕了一点儿，是指非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5这个词在《史记》里只出现过一次，但还有其他旁证，就是唐朝史官司马贞为《史记》作注，解释秦朝宦官赵高的出身，他父亲受了宫刑，母亲成为官奴婢，和他人“野合”生了赵高。这也是非婚结合的意思。

至于孔子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婚姻关系的直接证据，稍后讲述孔子葬母的时候再细说，那件事最清晰明白，史料也最权威。

现在还有人用“一夜情”描述孔子父母的“野合”经历，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古代乡间都是熟人社会，谁跟谁私通，瞒不住邻居老乡们。但孔子的父母，确实是一直没有明媒正娶结过婚。为什么？因为两人阶级差别太大了，那个时代还不允许跨阶级的婚姻。

先来看孔子的父亲——孔家的“叔梁纥”。现代人看这名字有点怪，这是名纥，字叔梁，字和名放一起，不提姓氏，是尊敬的称呼。正式地说，他就叫孔纥。

孔纥所在的孔氏家族，是早年间从宋国一位国君之子繁衍出来的，接连好几代在宋国掌大权。在孔子出生前一百六十年，宋国发生了一场内战，孔家族长被杀，子女逃亡，其中一位辗转到鲁国安了家。春秋时候贵族身份是国际性的，到哪国都承认，所以孔家在鲁国也还是有点地位的小贵族，只是人丁一直不兴旺，政治上也没太大建树，到孔纥这一辈，已经很有点没落了。

鲁国有一家大贵族孟孙氏。孔纥一直在孟孙氏门下做家臣，当一名低级小贵族——“士”，常要拜在一位大贵族门下效力。孔纥的家在陬邑，距离孔子母亲家应该不远，而且他可能管理过陬邑这个地方，替孟孙氏主持一些地方事务，但陬邑并不是他的封邑，他不能世袭占有。

孔纥的事迹，《左传》记载了一次，是在孔子出生前十二年，中原的超级大国晋国，带着鲁国等几个小国，去攻打一个南方的蛮夷小国——偪阳（可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境内）。鲁国带兵参加联军的，是孟孙氏的孟献子，孔纥自然要跟着封主参战。

联军攻城时，敌人设了一个陷阱：先把城门拉起来。这城门是垂直的拉闸门，联军先头部队刚冲进去，城门突然放了下来，那些被关在城里的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这时，孔纥冲了上去（我们不知道他是被关城里还是城外了），把闸门生生给搬起来，用肩头扛住，城里的联军趁机都逃了出去。

孔纥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史书记载他身高十尺，这次有机会发挥了一把。七年之后，齐国攻打鲁国，孔纥参加了守城的战斗，还曾经掩护一位臧氏大贵族突围。

关于孔纥，我们就知道这么一点英雄壮举，还有就是与孔子母亲那桩跨阶级的韵事。在孔子母亲怀上孔子不久，孔纥就去世了，他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





在外婆家成长


再来说孔子的母亲。

《史记》说孔子母亲是“颜氏女”，《礼记》里说孔子母亲叫“颜徵在”，应该很可信，因为《礼记》这部书是孔门弟子撰写的。

严格说，春秋时期的老百姓没有姓氏，只有贵族才有。那这个“颜氏”是怎么回事？因为鲁国有户贵族颜氏，是山东本地原住民小部族头领，被周人（鲁国）征服以后接纳到贵族队伍里，他们的上级封主也是孟孙氏。大概孔子母亲家这个村庄，就是这位颜氏贵族的世袭封地，他的农奴们非要认个姓氏的话，就随自己的主人。

这样，孔子母亲家的老乡亲们，说起来也都是颜氏。他们都是世代生活在本地的原住居民。这个村庄，我们叫它“颜家庄”也未尝不可。

孔子自幼跟着母亲在外婆家长大，这家人是农民，穷老百姓。孔子母亲是一辈子没嫁人呢，还是早年死了丈夫一直守寡？不知道。反正孔子从小过的是没有父亲的农家单亲日子。

今天的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古代的底层社会里，这种单亲母亲带孩子的情况很常见。另一个更翔实的名人例子，是西汉的卫青、霍去病家族（参见本章附录）。

后来孔子成为贵族，地位越来越高，追随他讨生活的，很多都是他母亲家，也就是颜家的老亲戚，最有名的是颜回父子，特点就是穷，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挨饿受冻是常态。孔子也经常夸奖颜回的穷——安贫乐道。

孔子就在这么个小村落里出生长大。农民整天在田里干活，孩子都从小没人管教，到六七岁稍微大点，就要帮着大人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此孔子后来说：我小时候地位低贱，所以能干很多下贱人干的活儿——“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6。

关于孔子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当时的人都知道，孔子自己也不忌讳。他后来成了大学问家，有个叫樊迟的学生，还想跟他学种庄稼、种菜。孔子不愿意，说干这种活儿我不如老农民拿手。7

小时候孔子不会想到自己姓“孔”，他就是老颜家的人。

《史记》记载，孔子个头很高，成年后身高九尺六寸，那时人给他外号叫“长人”，意思就是“大个子”。他父亲高十尺，这明显是遗传。

这九尺六寸或十尺，放在今天有多高？有不同的算法，因为古代的度量衡不是很统一，按高的算，要超过两米了，有点吓人。按低的算，也有一米九左右。古代人营养条件不好，身高普遍要矮一点，所以孔子这个头，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孔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数目不详的姐姐。这些哥哥姐姐很可能和他同母不同父，就没有孔子惊人的大个子。后世人常说“孔老二”，但没人提孔老大，因为这老大跟孔纥可能没关系。

《史记》说，孔子小时候就喜欢玩祭祖宗的游戏，这好像预示了他以后成为研究礼仪的大学问家。其实这背后的信息是，他小时候的家庭里没有父系亲属，也没有对父系祖先的祭祀活动，所以看到别人家祭祖，自己家没有，会很羡慕，自己做游戏摆上几个盘子碗儿，磕头拜祭一下，这叫心理补偿。





认祖归宗，皆大欢喜


大概在孔子15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按农家的标准，此时她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老颜家祖坟也是现成的，办个农家规格的丧事不成问题。但这桩丧事，要是像颜家庄无数先祖那样波澜不惊地办完，中国的历史一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事情就出在这个当口。史书的记载有很多缺环，我们先从最清晰的部分看起。

《礼记》和《史记》上说，孔子母亲去世的时候，孔子想把她埋到父亲的坟墓里，但他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坟在什么地方，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放到了大路“五父之衢”边。8

五父之衢在鲁国很著名，是都城曲阜东郊外的一条大道，常举行集体政治活动，比较热闹。孔纥埋在曲阜城东二十五里的防山，五父之衢就通往那个方向。孔子家陬邑在曲阜的东南近郊，也就是曲阜和防山之间。

把棺材停在大路边有点奇怪。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母亲死了，想跟父亲合葬，但不知道父亲埋在哪儿。

乍听是笑话。谁会不知道自己父亲埋哪儿？而且，孔纥是十里八乡有点名气的小贵族，普通老乡打听他的坟在哪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所以，这背后藏着的问题或许是，孔子从小跟着单身的农妇母亲长大，他们这家庭跟小贵族孔家没任何关系。停丧不葬，而且故意停在大路边，是在制造社会影响，让孔家那边注意到他是孔家的血脉。他没有跑到孔家去哭闹着认亲，因为那时候的农民和贵族身份差别太大，这么做有危险。

孔子这时才15岁，没太多社会经验。停丧不葬、制造舆论这事儿，未必是他自己的主意，也许有老乡们的“指点”或是他母亲临终前有些嘱托，这外人就不清楚了。

停丧的消息，加上一些暗示信息，通过适当的中间人辗转传递了过去，孔家人就坐不住了。其实，孔家一直人丁单薄，这时早没在世的男人了。受颜家庄停丧消息影响的，可能是孔老爷已经出嫁的老姐妹。一咂摸，万一是真的呢？——这可是好事啊，孔家有后了！那就把孩子叫家来看看吧。不看尚可，一看这老泪就止不住了。别的不说，光这个头、相貌，也不是能冒充的……

老孔家终于承认了这个迟到的儿子，结局是双赢，皆大欢喜。

《史记》记载，给孔子充当沟通中间人的，是他们村庄里的一个老太太，“輓父之母”。“輓父”是替人收尸出殡、挖坑掘墓的“入殓师”，当年孔纥办丧事，他可能也跟着帮忙了。但为什么不是“輓父”本人出面，而是他的老母亲，大概是孔家那边只剩下女眷了，所以让个老太太做中间人最合适。





颜家人的智慧


认祖归宗之后，孔子母亲正式和孔纥合葬在了一起。孔子太需要这个合葬墓来证明自己、自己母亲和孔家的关系。到此，孔子总算是有爹的孩子了，身份也从农民变成了贵族。

孔子早年的这次停丧“寻衅”，认祖归宗事件，历来重视的人不多，其实很值得关注。

在后世人看来，孔子是个儒家大学者，又是个倡导理想政治、不受当权派喜欢的人，就容易把他想象成一个书呆子，不通世故，经常犯点儿迂腐的傻气。这其实只是孔子个性里比较常见的一个方面，跟他的职业有关。但是，孔子还有善于观察、明哲保身、寻找机会的另一面。这是颜家庄那些下层人民的生存智慧。在少数几次面临重大抉择的节骨眼上，孔子的这种智慧都起了作用。

在孔子以前，坟墓都不堆土，地是平的。但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各地已经流行往坟上堆土了，而且有各种堆法，有方的，有圆的。

孔子年轻时声称要坚持古礼，把父母的合葬坟弄成平的。到他晚年的时候，又要堆起个一米高（古代四尺）的小土堆。他跟弟子们解释说：“这样确实不合传统，但我东南西北地到处跑，回家照看的时候少，就怕哪天不记得了，有个土堆好认。”

各种折腾，都是因为太重视了。

堆坟这天，碰巧遇上下雨，孔子先回家了。有个弟子回来得晚，孔子问怎么回事，这个弟子说：我看雨下得大，怕把新堆的土堆给冲垮了，就留下来收拾收拾。孔子闻言，老泪纵横。9

这个坟墓，改变了少年孔子的命运，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和回忆，他没法不哭。

孔子的身世基本交代完了，再说说他的名和字。

他名为丘，这是母亲给起的，据说母亲怀他的时候，曾到附近一座叫尼丘的小土山上祈祷神明，保佑孩子孕产顺利。另一个说法是，孔子生来头上就隆起一个大疙瘩，像个小山丘，所以叫“丘”。

两个说法都有依据，孔子应该喜欢第一种。但第二种说法更符合农村老乡取名的习惯，就是信手拈来的小名，越贱越好，为的是好养活。

到孔子15岁认祖归宗，成为孔家后人，他就成了孔丘，而不再是颜丘。此外，成年后还要按照贵族的习俗，取一个“字”，供平辈或晚辈人称呼。他自己起的是“仲尼”，“仲”表示排行第二，“尼”就是他母亲祈祷的尼山，和名丘有联系。

孔子的姓氏代表着父亲家族，名和字则侧重母亲这边。他不势利，从没有和颜家庄穷亲戚们“划清界限”的想法。他一辈子都在尽量帮颜家庄的亲戚们过好日子。

关于孔子的出身，还应该介绍另一本古书，据说是秦汉时候孔府的家书——《孔子家语》。

孔纥“野合”的事，从孔子成了圣人以后，就一直有人觉得不好意思，千方百计想遮掩。《孔子家语》里的说法是，孔子母亲颜氏，是孔纥的一个小妾，孔子哥哥叫孟皮，是个瘸子，父亲母亲觉得不好继承家业，就到尼山上祷告神明，生了孔子，四肢健全，可以正式继承父亲的身份了。

按这个说法，孔子父亲母亲就是明媒正娶的合法夫妻（妾）。但问题是要真如此，孔子不可能连自己父亲埋哪儿都不知道，而要把棺材停大街边请教路人。退一步说，就算孔子早年不孝，从没上过坟，不是还有哥哥孟皮吗？

清代学者考据，认为《孔子家语》是三国时王肃伪造的。王肃是司马懿的亲家，司马昭的岳父，这两家人品行都不是太好。另外，《孔子家语》是不是外人伪造，也不重要，谁家的家谱也不会把老祖宗的风流韵事婚外情写进去。这是常识。10

除了《史记》，东汉人王充也写过：孔子从出生以来，就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他母亲一直不肯告诉他。11可见关于孔子的身世，古人多少都知道一些。不过王充后面的话就不靠谱了，他说孔子用一套算命的办法——“吹律”，推算出自己的父亲，这是后人的附会。

至于孔门弟子写《礼记》时，为什么会老老实实、原原本本把孔子早年停丧“找爸爸”的事件记载下来，而不是替他忌讳遮掩，我们后面会谈到。





附录　西汉以前下层民众的家庭观念——卫青、霍去病家族的例子


现在的人，大多对“野合”生子这类事情不太理解，觉得实在伤风败俗，没法跟圣人孔子联想到一块儿。这里讲个别人的家事，这人和孔子出身很像，后世名气也很大，就是汉武帝时候的名将卫青，还有他外甥霍去病。

汉初时候，有个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曹参，被封为平阳侯，传了好几代。平阳侯家里有个使唤丫头，从没嫁过人，喜欢过的男人大概不止一两个，就在平阳侯家生了一堆孩子，自己也慢慢老了。这老太太人称“卫媪”，用现在话说叫“卫老娘”。

卫老娘的孩子们长大了，也都子承母业：儿子卫青，继续给平阳侯家当奴才；女儿卫少儿、卫子夫姐妹，当使唤丫头。他们都是随老娘的姓——卫。

第四代平阳侯曹时是位驸马，娶了汉武帝的姐姐。一日，年轻的汉武帝来姐姐、姐夫家走亲戚，看见丫头卫子夫漂亮，借口上厕所，叫来伺候，把子夫给“幸”了，龙颜大悦，带回宫中，成了宠妃，又生了皇子。这中间也有过些小波折，不过卫家从此开始发达了。

卫子夫的姐姐卫少儿年纪偏大，和老娘一样，也是过露水夫妻的生活，生了霍去病。霍去病长大时，阿姨卫子夫、舅舅卫青都地位很高了，不好意思再随妈妈姓卫，就选了老妈的一位姓霍的情人，改姓霍。

这一家两代，活脱脱一个母系家族。

汉武帝不喜欢他的堂兄弟们，这些人搞不好会篡位。他喜欢大舅子小舅子家的亲戚，用起来放心，加上卫家人天分又高，卫青、霍去病都成了名将。平阳侯曹时后来死了，汉武帝的姐姐不想守寡，干脆嫁给了昔日的家奴、如今的大将军卫青，也是一番传奇故事。12

所以，我们不能拿现在人的眼光看孔子出身这回事儿。这不全是因为古今道德标准不一样。人类社会早期大都是母系氏族，世系按母亲计算，近代云南的永宁纳西族还保留了这种遗风。所以古人追述自己的始祖，最后都是追溯到一位母亲。她们的配偶是谁，就说不清了。像周人的始祖是姜嫄，据说在原野里踩到巨人的脚印，感孕生子；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玄鸟（燕子）卵而生子。她们的儿子才繁衍出了周人、商人部族。这种传说，都是早期母系氏族的古老记忆。因为在母系家庭里面，人们大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后来父系家庭开始出现，代替母系氏族。但这个变化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上层社会变得早些，但在下层社会、普通农民中，母系家庭的残留一直保存到很晚。像孔子家、霍去病家，都是这种情况。据学者研究，父系家庭观念在中国全面强化，要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13



* * *



1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2　何新：《孔子年谱》，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4—45页。

4　《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分别记载孔子是十月庚子和十一月庚子生，这用的是周历，比夏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农历或阴历）早两个月。

5　《礼记正义·檀弓上》中孔颖达解释“野合”为：“非谓草野而合也，但徵在耻其与夫不备礼为妻，见孔子知礼，故不告。”

6　《论语·子罕》。

7　《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8　《礼记·檀弓上》《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

9　《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10　唐代孔颖达批评“王肃据《家语》之文以为《礼记》之妄”（《礼记正义·檀弓上》）。意思是说，王肃乱引用《孔子家语》，把《礼记》本来记载很清楚的事情都搞糊涂了。孔颖达那时还没意识到王肃可能自己杜撰《孔子家语》。

11　王充《论衡·实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

12　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13　参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章。





第二章　学着当贵族（15—35岁）


“封建”本意——春秋贵族的基本功——鲁国的三大寡头家族——被阳虎羞辱——妻子似乎不是贵族——给季氏打工——给孟氏当家庭教师——陪主人出国旅行——有了第一辆车

孔子从颜家庄的穷少年，变成了小贵族孔纥的后人，这是命运的大转折，放在春秋三百年历史里面，也是不多见的特例。

从现实的物质利益说，他的生活恐怕没太大改观：孔纥已经死了十几年，一点家产早让远房亲戚们分光了，贵族安身立命的根子——封邑也早没有了，他是大贵族孟孙家的封臣，假使生前有过封邑，死了又无后人，封邑要被孟孙家收回去。孔子能继承的，只是一个小贵族身份。这是个从外国（宋国）迁来的、历史悠久的小贵族家庭。

但这个转变还是很重要，它给了孔子新的机会。孔家早没男人了，但孔纥在世的时候，总有不少老同僚、老朋友，就是一起给孟孙家当封臣的那些小贵族们。这些小贵族看在当年和孔纥共事的情分上，会给孔子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孔子就这么慢慢混进了贵族圈子。

那个年代还没有阶级流动，社会几乎完全是静态、世袭的，底层老百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贵族也是个职业，有入门的基本功，还有自己的一套讲究，跟底层百姓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孔子尽量找机会往这个圈子里钻，努力学习当贵族的基本功。





“封建”的大规矩


“贵族”这个词，春秋时候还没有，是魏晋时候才有的。春秋时候用“士大夫”“卿大夫”来称呼世袭贵族，卿和大夫是高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他们都是世袭的爵位和身份。

贵族社会的关键词叫“分封”，当时也叫“封建”：“封”就是周王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去当诸侯国君；“建”就是诸侯建立起自己的小国家。诸侯一般不给天子交税，但有礼节性的定期朝觐，他们对周王主要是军事义务，如果周王跟夷狄外族打仗，或者惩戒反叛的诸侯，其他诸侯国理应带兵参战。

各诸侯国的国君继续繁衍后代，还要继续搞“封建”，把领土（包括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子侄，让他们变成世袭的贵族大夫。大贵族土地多，自己管不过来，就继续分封给自己的亲戚，或者追随自己的外姓小贵族，让他们当自己的家臣。这些给大夫服务的低级小贵族，就是士。

那么周王、诸侯、大贵族们，难道没给自己留一点地产吗？

有，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自留地”，不分封出去，而是派一些管家去管理，征收赋税，靠这些来养活自己，而不是靠下级的诸侯、大夫、士来进贡钱财。按周礼，天子的“自留地”一千里（默认为正方形的边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诸侯国君五十到一百里。1但这是西周的规矩，后来周天子丢了关中，迁都洛阳，他直辖的自留地就很少了。

天子和国君的这种自留地叫“县”，县就是悬，直辖的意思。为天子和国君管理自留地的官就是“县官”，他们未必有大夫那么高的身份，有些是士，这种直接为天子或国君服务的人叫“元士”，比一般的士（为大夫服务的）高级一些。

从理论上说，“县官”不是世袭的，但干的时间长了，也有变成世袭封主的趋势，天子或国君拿他们也没办法。

如果士投靠和自己不沾亲的大夫，则有专门的仪式，叫“策名委质”。“策名”，是小贵族把自己的名字、家世、功绩等等，写在一份木牍或玉片上，像人事档案一样，交给大贵族保管。“委质”，就是送一份礼，象征自己正式成为大贵族的家臣，以后世代效忠。这样换来一个职务或一块封地。

小贵族对大贵族、大贵族对国君的义务，就像诸侯对天子一样，主要是出力打仗，基本不交税。所以春秋的时候列国打仗，大小贵族们就驾着马车，带着刀枪和自家农奴上战场，替国君出力。

大小贵族封地上的老百姓，就是贵族们的农奴，大贵族会任命一些管家来管理他们，农奴每年收成的一大半上交贵族们，还要给贵族们干各种杂活，比如盖房子。他们不能随便迁徙，基本是固定在土地上的。农奴之间发生什么纠纷，也由主人指定的管家处理。

当然，如果农奴把对贵族的劳役换成交钱，也能换来一些人身自由，他们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孔子认祖归宗，一般也不会拦着，因为这也是有用的社会资源。总的来说，春秋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那时也没有成文的法典，都是贵族们的“人治”状态。

欧洲的中世纪也是这种一层层分封的关系，但他们的亲属网没春秋贵族这么庞大，封君和封臣之间大都没有亲属关系，所以另有一套很复杂的法律和观念来规范“封建”关系，权利义务规定得更细、更平等，比如“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国的春秋则是尊卑关系很明确，等级身份更清晰。

后世的中国人，对春秋这套“封建”的贵族制度不是太熟悉，因为战国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贵族阶层没有了，朝廷靠各级政府统治到每一户农民，农民都在政府上户口，每年向国家交税，男人到年龄了为国家当兵。所以我们要说清楚春秋社会的世袭特征，才能理解孔子的生活。





春秋贵族的必修课


说过了贵族的“封建”政治体系，再来说说当贵族的基本功。

首先得会打仗。贵族们为上级效力，主要是打仗。那时是驾着马拉战车，打车战。战车都是四匹马拉着，车厢很小，一米见方，赶车的驭手站中间，拿弓箭的站左边，拿戈的站右边，跑着打。

春秋时候一场大仗，双方投入的战车有几百辆、上千辆。这么多车列队跑起来，浩浩荡荡非常壮观。春秋以后就再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车战了。

农民没有驾战车的资格，他们跟主人出征，都是当苦力干活，伺候主人的人和马。打仗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那是贵族们的专利。

战车得在平坦的地面才能跑起来，两国打仗，要选开阔的地势会战。这种地方成队的马车狂奔，随军的徒步老百姓就剩下挨撞挨踩的份儿了。

后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不选坑坑洼洼的地方，挖壕堆土，让老百姓打阵地战？因为那时贵族瞧不起，要这么打仗就没人跟你玩。不光敌人、外国笑话你，自己国家的贵族也不愿带你混。

贵族打车战，最推崇的是勇气。那时玩阴谋诡计，打赢了也不光彩。孔子之前一百多年，有过一次“曹刿论战”，曹刿不是什么大贵族（但也不是农奴），爱玩点小花招。他给鲁国国君当参谋，和齐国的齐桓公打仗。齐国人很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度，战车列完阵，先敲鼓，自己不进攻，请鲁军先动手。这是很高尚的风格。但曹刿不让鲁军动，等齐国人敲了三次鼓，将士们都麻痹大意了，才下令出击，把齐国打败了。这在那时算是特例。原来大家只知道夸曹刿聪明，但没想过，这是齐国人风格高，没趁你冷不防直接冲锋。

春秋时候国家间打仗，是国君（或者大贵族们）闹意气、耍威风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齐国是大国，比鲁国厉害得多，可曹刿打赢的第二年，齐桓公就娶了位鲁国公主当夫人，两个国家又和好了。

另一位尽人皆知的宋襄公，和楚国人打仗，风格更高尚，结果吃了败仗，自己也受伤而死，成了后世的笑柄。其实宋襄公那套观念，在当时大家都理解。楚国人这一仗打赢了，也就班师回国，不肯继续进军把宋国给灭了。为什么？因为楚国人也尊重宋襄公的表现，这是双方起码的底线。所以我们不能拿后世打仗的观念去衡量春秋时代，因为后世没有贵族们的那套讲究。

那时贵族在战场上，偶尔还会发生“单挑”，有点像欧洲骑士的决斗，两辆马车对面停好，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两边轮流来，直到一方被射死为止。还有风格更高、更自信的，先让对手射三箭，都没射中，自己这才还一箭，把对手射死了。

打仗时，见了对方国君的战车，要有礼貌地打招呼问候。哪怕要俘虏敌人的国君，也要行着礼说客套话。这样才算是“君子”，在贵族圈子内才被瞧得起。

所以，春秋时打仗，都是贵族自己玩的游戏，规模小，跟老百姓没关系，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不像战国，举国动员全民皆兵，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翻翻《春秋》，那时候的国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对老百姓过日子影响不大。

其次，除了会打仗，贵族还要有文化，起码要能识字，能看明白自己的家谱。这是贵族和农民的区别。到孔子的前一代人，就是孔纥在世的时候，中原的贵族们更重视文化：那时各诸侯国搞外交，贵族们宴会应酬，都讲究“赋诗”。就是想说什么事情不能直说，先要背诵一首或几句诗，把意思暗示出来。这和猜谜、酒令有点像，孔纥那一代的大小贵族们玩得非常起劲。谁要是听不懂别人什么意思，或者自己的想法找不出诗来表达，就让人笑话，有不登大雅之堂的羞辱。

这其实是新时尚。五百年前，周武王带着周族人灭了商朝，征服中原，封自己的远近亲戚到中原当诸侯。那时他们是军事征服者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但立了朝廷之后，总有档案、文书一类工作，自己不会，就让投降的那些商朝贵族们干，那些人相对有文化。

前些年陕西出土了一坑青铜器，不是随葬品，是逃难前埋藏的浮财，后来忘了挖。不大的土坑，密密匝匝塞满了青铜器。器物的主人，就是这么一户投靠了周朝的商人贵族，“微史氏”，他们世世代代为西周朝廷管理文史档案。（见彩图1、彩图2）

彩图1　史墙盘（宝鸡周原博物馆藏）

内壁有几百字的长篇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史墙的先祖“微史刺祖”投靠周武王，武王命周公把他安置在周人的大本营，关中的周原。从此微史家族世代为周王室担任史官。孔子和史墙家族都是商人后裔。



彩图2　“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其中有微史家族四代人的青铜器，共61件。西周末年，关中动荡，微史家族成员大概在逃难前埋藏了这些宝器，以后却没能挖出。



到了几百年后，这些周人诸侯养尊处优时间久了，从当初的大老粗征服者慢慢变得有文化了。贵族有文化往往是衰微的开始，因为他们已经不太爱打仗了，就得拿点别的来标榜自己跟老百姓不一样，炫耀“文化”最方便，翻翻书本，不用冒战场上丧命的风险，不受日晒雨淋蚊叮虫咬。

再有，作为贵族，得懂“人事”。这个人事，就是自己的家史、别的大贵族家的往事。

中国科举时代有《缙绅录》一类的官僚名册，给官员圈子提供社交信息，但春秋时没这些。大贵族家里的事儿，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主要靠社交场合贵族们聊天，口耳相传。那种情景，有点像《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哪位大贵族，祖上第一代发达的是谁，一辈辈怎么传下来，这些先人的名、字都是什么，干过什么好事或坏事，老婆娶的是哪家的，孩子又都嫁的、娶的哪家，现在他家的人在国内都当什么官，掌不掌实权……

知道这有什么用？贵族在圈子里混，想升官发财，都要靠大贵族提携、小贵族拥护。最基本的社交，比如到哪个贵族家做客，或哪位贵族来访，他家祖上先人的名字，一定要知道，说话时不能提到，这叫“避讳”，是对人家的尊敬。

实在不知道也能变通。刚到人家做客，落座以后先问名讳，这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2。但这样问就显得有点生疏了。你来之前，怎么没做好功课？

恭维大贵族，也是恭维他祖上的功业。或者，他祖上要干过什么坏事，聊天的时候可别提到，让人家不高兴。

这不光是社交，也是国家的工作。比如，小国想打仗，要到大国请援兵——鲁国就经常到晋国或者齐国去求援，得有人出差办这事。那时各国都是几家大贵族掌权。当使者的，得知道大国里，这几家贵族各自掌什么权，他们各家关系如何，谁和谁是同盟关系，谁和谁是对手，哪家拉关系比如容易……比如，这位贵族的夫人是我国的一位贵族的千金，去找他帮忙，走走夫人路线，就比较靠谱。另一家呢，可能刚把女儿嫁给你敌国的公子，或者上次跟你国君喝酒，酒醉打起来了，你就最好躲他远点。这些家庭琐碎事，都能跟国际关系扯上。

比孔子大一辈，郑国有位执政大臣叫子产，名气很大。他手下有四大能人，各有专长。其中一位的专长，就是跟《红楼梦》里的冷子兴一样，最懂周围列国贵族家里的事儿，包括各家的渊源来历，当代人在朝廷里的地位、执掌，还有他们的能力、个性、各种癖好。3

春秋贵族圈子内的这些掌故传闻，后来被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左传》。懂贵族家里的人事是一门大学问。





十有五而志于学


进了贵族圈子，学着这些知识，孔子的生活慢慢不一样了。

孔子晚年说过：我15岁开始立志学习。4为什么到15岁才想学习？因为这年他母亲过世了，他归宗成为贵族。以前他过的是农家生活，跟学习没关系。

贵族要文武兼通，武是贵族的发家之本，更基础一些。但孔子更喜欢学文化。从他后来的言行看，孔子这人不太喜欢暴力，大概和自幼跟着母亲长大有关系。认了孔门以后，他知道自己的家世是从宋国来的，宋国又是商朝人的后裔，就像那个微史家族一样，他也想做个搞学问的人。

还有，孔子虽然成了孔家人，但还没获得一份世袭的封邑产业。贵族打仗，得有自家的战车、兵器，这条件他不具备。孔纥家倒可能有几卷藏书，穷亲戚们不要的，就给孔子了。那时代还没小说，都是《诗》《书》一类古书，他正好学这个。

进了上层人的圈子，孔子第一个要改的是口音。

周人的诸侯和贵族有自己的方言口音，因为周人是从陕西这地方崛起的，和东方世界不太一样，他们的口音叫“雅言”，也叫“夏言”，夏有西边的意思。周人诸侯虽然分布到了各地，但他们还保持着这种西部口音。就像后来清代的满族八旗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驻扎，远到华南、伊犁、乌里雅苏台，但他们都是标准的北京口音。

孔子母亲家是山东原住居民，跟贵族们的口音很不一样，要从头学。到后来，他跟老家的穷亲戚们说家乡话，但跟贵族们应酬打交道，念书讲课，都用周人的“雅言”口音。5

在贵族圈子混了一段日子，孔子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的人，不光分成农民和贵族，在贵族阶级里面，也是等级森严。他这个孔家是最低级的贵族——士，抬头往上看，一层层的贵族还很多呢。

那时候，鲁国掌权的有三家大贵族，是一百多年前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传承下来的。按照第一代人的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孟氏）、叔孙氏、季孙氏（也叫季氏）。因为都出自鲁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

这三家权力和地位又不一样，排行是倒过来的：季孙氏地位最高，世代掌握鲁国政权；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弱。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贵族共和”，或者叫“寡头共和”，他们三家商量决定的事就是鲁国的国策。

就在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桓家族彻底架空了鲁国国君：全国的土地被分成四大块，季孙家占了两块，孟孙和叔孙家各占一块。这些土地上还有些中小贵族的世袭封地，按法理说，三桓是不能动的，但他们也想各种办法来侵占。

三家甚至尝试对中小贵族们征税，他们的解释是：理论上你们只用打仗，不用交税，但如今太平，经常两三年不打仗，也太便宜你们了，还是给上级交点粮食吧。三家再拨出一小部分财物给国君，应付各种开支。鲁国国君在三桓面前过得跟叫花子差不多。

刚认祖归宗这一两年，孔子能接触的小贵族，主要是孟孙家的封臣、他父亲的老朋友们，但不会太多，这些长辈也未必都喜欢接待他这个半路归宗的晚辈。





和少年阳虎的冲突


大概在母亲去世后一年左右，孔子有过一次开眼界的好机会。这年，鲁国最大的贵族季孙氏家里有喜事，办宴会，全国的大小贵族都来参加。

这次宴会是什么起因，史书没提。季氏族长季武子刚分到了半个鲁国，大概想找机会招待一下国内的中小贵族们，收揽人心，让大家以后好好为自己服务。另外，这也可见鲁国的贵族总量不太大，一个宴会就能坐得下。

孔子刚成了贵族，也兴冲冲赶去参加，却受了一个大羞辱。这件事对他后来几十年的经历，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和另一个少年小贵族——阳虎发生了冲突。

《史记》记载，孔子这时还穿着丧服，但已经不是刚下葬时的重孝，可能只是腰里缠着条白布。他走到季孙家门外，被阳虎拦住了。阳虎说：“季氏这次招待的是‘士’，可不是你！”孔子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走人。6

为什么阳虎要把孔子赶出来？这涉及当时贵族的很多讲究，得一层层说。

先说阳虎。

阳虎是大贵族孟孙氏家的支庶子弟，就像《红楼梦》贾府里的贾芸、贾瑞这些人，他们和贾宝玉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宗，但太疏远了。如今的阳虎家级别跟孔子家差不多，是贵族里面最低的“士”。

我们知道，孔家以前是孟孙家的封臣，阳虎是孟孙本家人，他和孔子年龄也差不多，关系该更密切才对。但年轻人往往互相不服气，争强好胜，阳虎就给了孔子一个下不来台。

再说“士”。这是最低级别的贵族，再往下就是平民。

士都有大夫作上级或封主。如果一个士有了直接为国君服务的机会，他一般就要被提拔成大夫了。大夫里级别最高的，是“卿”。一个国家里卿是个位数，是国家的权力中心，类似后来的宰相、内阁。鲁国的三桓族长世代都是卿。

但大夫、卿，也没有脱离士，他们在继承父亲的官职和卿大夫身份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士。即使是天子、国君的太子，在没即位前也是“士”。

卿、大夫的身份和官职不一定世袭，即使世袭，也只能传给唯一的嫡长子，因为官职名额有限。但“士”的身份，所有天子、国君、卿、大夫、士的所有孩子，天生都有。所以周人的礼俗里面，有“士婚礼”、“士冠礼”（成年礼），但没有卿大夫、国君和天子的婚礼、冠礼，因为默认在成年和结婚之前，不能正式继承父亲的卿大夫身份，所以年轻贵族都是士。

这也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度很像。他们最基本的贵族等级是骑士。别管公爵、侯爵或者国王，他们的儿子只要没正式封授爵位，都是骑士级别。

阳虎为什么说孔子不算“士”？

一种可能，就是孔子年龄不够。《史记正义》是这种说法。按周礼，贵族男子20岁成人，办过士冠礼，才能算“士”，能参加正式社交场合。但这也有变通。父亲死了，大儿子得继承爵位，年龄不到也不能让那爵位空缺着，在社交场合排序靠后一点就行了。孔子就是这样，父亲死了，儿子岁数小也得顶门立户。再说，阳虎和孔子年龄差不多，孔子不够格，他阳虎也不够。所以年龄歧视的可能性比较小。

从这还能看出来，阳虎应该也是父亲早逝，所以他十几岁就算成年人，参加社交活动了。那时礼节还比较拘谨，长辈不能带着没成年的孩子参加正式社交。

另一种可能，因为孔子来路不正，刚刚认的宗，总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而且孔子母亲地位低。那时母系的血统也很重要，贵族结婚都要门当户对。地位低的小妾生的儿子，就远不如正房夫人的。孔子这方面很提不起来，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孔子穿着丧服赴宴。按照当时的礼节，在服丧期间不能参加宴会这类喜庆事。当然也不严格，换身常服就没人较真。

少年孔子这次遭遇，对他是个提醒，他的身份有点尴尬。贵族圈子等级森严，和这些人打交道，他得处处谨小慎微，多看多听，少说少动。

还有就是，他跟阳虎结下了梁子。

据说孔子从此见了阳虎就紧张得冒汗，尽量躲着走。7这底下藏着的，则是更大的不服气。很多人心里总有个假想敌，随时都在偷偷关注这人的一举一动，揣摩他的处境、手段、心态。孔子的假想敌就是阳虎，他从此大半辈子都在跟阳虎偷偷较劲。





成家立业，供职季氏


大概给母亲服丧刚结束，十八九岁的时候，孔子结婚了。他夫人有点奇怪，《论语》和《史记》里都没提过。按说孔子后世是圣人，夫人就是圣夫人，不该这么默默无闻。

《孔子家语》说：“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这未必是事实。作者大概觉得孔子祖上是宋国公室，再回宋国娶个老婆，亲上加亲挺好的。

但当时的礼俗是“同姓不婚”。只要是商人之后，包括宋国的所有宗室成员，族姓都是“子”。孔子家出自宋国公子，族姓也是子，他不大可能娶同姓。（“孔”“丌官”是氏，还不是姓，参见本章末的附录。）

再者，孔子当时还不发达，没出国机会，也办不起跨国婚姻。孔子晚年身份高了，周游列国曾到过宋国，当地没人欢迎他，过得很凄凉。如果老丈人家在宋国，应该不大会出现这局面。

孔子这个夫人，可能还是他母亲家的老亲戚在颜家庄那个范围内给物色的，不是贵族出身，所以一辈子没名气。

结婚第二年，夫人给孔子生了个儿子，叫孔鲤，字伯鱼。这名字的来源，据说是当时鲁国国君昭公，给孔子送了条鲤鱼祝贺。这也有点抬高孔子。连不知名的阳虎都公然说孔子不够“士”的资格，国君怎么能知道他呢？

也有人说，是鲁昭公送给季氏家的鲤鱼，季氏又转送了孔子。这倒有点可能。因为这时孔子在季氏家里打工，当小职员，老板家送份礼物，也在情理之中。大管家派人把礼物提来，顺口再说一句，“别看就条鲤鱼，可是咱老爷昨天陪国君钓的！”

孔子20岁到30岁之间，日子过得还不富裕。《史记》说，孔子这时给季氏家族当小职员——“史”，在某个封邑里面工作，负责向老百姓征收粮食，登记入账，把仓库和账目搞得清清楚楚；还管过饲养牲畜的事，畜群增殖很快。8干的都是最基本的家政管理工作，但他很负责。

这时季氏的族长是季平子。他是季武子的孙子，名叫季孙意如，父亲去世得早，孔子17岁那年，老季武子死去，年轻的季平子就直接继承爷爷的爵位和职务了。

那时鲁国还没有各级地方政府，全国基本被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瓜分了。这三家的主子，派些大大小小的管家管理各地封邑，负责收税，处理老百姓的诉讼等工作，和后来的地方政府功能类似。

为什么在季孙氏家里干？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孔子父亲是孟孙家老部下，他在孟孙家找个饭碗，按理说更顺理成章。但当时季氏在鲁国权力最大，占的地盘最多，在他那里大概找工作更容易。就连阳虎也是在季孙家干，跟孔子一样，从低级小吏干起。

这种生活，对孔子，对阳虎，都离理想太远了，有挫折感。

贵族出身的人，从在摇篮里开始，听到的都是自己祖先横戈立马、建功立业的英雄故事，到受教育、学文化的少年时代，学的也是周人灭商、占领中原的大历史和激情洋溢的史诗。对他们来说，“未来”就是马鸣萧萧、旌旗飘扬的沙场，或者举止文雅的外交场合。孔子少年时没有这种经历，但他还是农家孩子时看到的贵族，都是乘着骏马轻车驰逐郊野，路过贵族的宅院，里面也是丝竹悠扬、酒肉飘香。如今他的现实，离那些印象都太遥远。

《史记》接着说，孔子小职员的工作干得不错，就当了“司空”。司空是什么官？

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很大的官。那时在鲁国，最大的官是司徒，相当于国务总理，主管财政和人事；然后是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司空，工业与建设部长；司寇，主管治安和司法。这几个人就是卿，鲁国的权力核心。

在鲁国的寡头共和制游戏规则里面，这几个位子都是三桓各家世袭。季孙家世代当司徒，叔孙家世代当司马，孟孙家世代当司空，还有一个三桓之外的臧孙家，世代当司寇。要这么说，孔子这一步升得太快了，让人难以置信。

20世纪70年代，从湖北睡虎地挖出了秦简，才知道不是这样。原来司马、司空、司寇这类官，不是中央才有，下面各级贵族的采邑里也都有，工作性质都差不多，所以名字一样。在秦简里，监督一群犯人干活的小工头，就是司空；负责乡里治安的就是司寇。国家级的为了表示区别，就在前面加个“大”字，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寇。

孔子这个司空，其实还是季氏封地里的小吏，管基建工程。司马迁不懂这个区别，他以为孔子这是当了大官，跟孔子晚年当过的大司寇搞混了，说孔子干了司空以后，“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这都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编年错了。

三十来岁的孔子没出过国，也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9，就是三十岁基本能养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了。他在曲阜城里有了房子，安了新家，不用住在颜家庄村里。像国君、季孙、孟孙这个级别的人，碰面的时候有，但还没机会深入打交道。

年轻的孔子主要时间和精力还都在学习。那时候有学问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给朝廷、贵族家管理书籍文件、算卦占卜，像微史家族。另一种就是普通贵族，他们不是专职搞文字的，但平时喜欢读书，到的国家多，见识的人多，听的事多，岁数大了自然有学问。这些人只要能结识的，孔子都要拜师学习。周围小国的国君来鲁国访问，有些年龄大，见识多，孔子也想办法去拜访或者列席旁听，讨教个一言两语。

孔子求知欲很强，要补的课也很多。“（子）入太庙，每事问。”10太庙是鲁国国君的宗庙，里面每一样东西在孔子看来都是新鲜的，以前没见过，所以都想问个究竟。





教学事业：早期学生


季氏家的工作收入有限，养活他一个人可以，供养老婆孩子就有点紧张。这时的孔子常做一个兼职，给贵族家“相礼”，就是人家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去当司仪和主管。那时主持礼仪的人叫“祝”。为人家主持丧礼的，叫丧祝。为天子或诸侯专门负责礼仪的官，就叫太祝，孔子擅长和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才有他小时候就喜欢祭祀游戏的传闻。

周礼，特别是丧礼和祭礼，程序繁琐，讲究很多，一般人搞不明白，得请懂礼的内行主持。那时的婚礼倒相对简单，没后世热闹。人死了如何换衣服、入殓，灵堂怎么布置，通知哪些亲戚朋友，这些人都该穿什么级别的孝服，从入殓到下葬该怎么做，家属们怎么哭，下葬后怎么祭，都要丧祝决定。这助丧、助祭的工作，是儒家的老本行。因为这工作专业性太强，得好学的人才能搞明白，报酬又不高，一般贵族不愿意干。

这种工作有点像导演，指挥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按程序一步步表演如仪，把仪式从头到尾搞得井井有条。孔子后来有那么强的建立秩序、整顿社会的决心，跟他干丧祝司仪的工作可能有关系。

有点学问了，孔子也开始自己当老师，开私塾招学生。他主要是想增加点收入，当时给学费叫“束脩”，字面意思就是一小捆干肉，束是捆，脩就是干肉、腊肉。其实这算是一种实物交易，拿点粮食或者布匹之类当学费应该都可以。那时铸铜的钱币还不流行，有时拿特定的稀有海贝当钱币，但民间最多的还是实物交换贸易。

孔子说：我收学生没什么身份限制，只要肯来交束脩的，我都会尽量教他。11这时孔子名气不大，跟他念书的，主要是颜家庄的老亲戚们。

孔子弟子里面，今天知道姓名的，至少有八九个是颜家人。像颜回的父亲颜路，比孔子小七岁，是孔子最早的学生之一。他们不是单纯的师生，还沾亲带故。所以到孔子晚年，颜回死了，他家里太穷，父亲颜路想让孔子把马车卖了，给颜回买棺材。孔子很不情愿，说你看我这身份，好歹也是退休的大夫，出门没辆车怎么行？

要是师生之间，不大可能提这种无理要求，老师凭什么贴钱给学生办丧事？颜路这么做，是以老颜家亲戚的身份。

孔子时代，阶级身份的区别非常大，老百姓（农奴）没文化，也没崇尚文化的习惯，这一点不像后世。那孔子这些老乡亲们为什么愿意学文化？

其实是很现实的考虑：改善生活。像孔子在季孙家的工作，当个小工头，或者管点儿最基本的财务账，这类事情，眼高手低的贵族子弟一般不愿意干，但大字不识没文化的老乡也干不了。孔子教他那些亲戚们学文化，是学最基本的认字、算数技能。有了这点文化基础，再加上孔子在季孙家积累的人脉关系，就能给老乡们找份临时工，这比当农奴种地轻松，收入也高。

老乡们很现实，看到了这个好处，才愿意跟着孔子学文化。孔子呢，一方面是靠这个挣点学费收入，另外也是提携老亲戚家的年轻人，给他们个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样帮手就多了，能把季孙家的工作干好，自己面子上也有光。孔子对自己学生“找工作”的前景很自信，他说，要是跟我学上三年，还找不到份挣粮食的工作，那才是怪事呢（那时的工资都是给粮食实物）。12

孔子的教育事业，和他的弟子团队，就在“社会需求”的夹缝里这么起步了。他教这些早期学生，主要是“职业教育”，最实用的知识，还不是“六经”那套高深学问。

当然，孔子到了晚年，官做得大，学问高，名气也大，就能招收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子弟当学生了——大半也是家道中落的小贵族。孔子晚年总结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13“先进”是早年收的学生，他们都是不懂礼乐的下层人、野人；“后进”是晚年收的学生，文化基础、社会地位都高得多，所以是君子。

不过孔子紧接着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如果要一起干点儿什么事的话，我还是信任早年那批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老乡亲、老亲戚家的孩子，绝对可靠。

从西周到春秋，“野人”都是乡野之人、下层农奴的意思，他们是周人征服地区的原住居民。周人分封来的贵族统治者，都生活在有围墙的都城里面，叫“国人”（这个国是狭义的国都），当然，统治阶层都繁衍得比较快，人多了之后，又形成了另外一些都邑。

孔子早年还有个著名弟子——子路。

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当初是个街头另类少年，头戴插满雄鸡毛的帽子，胸前挂着野猪皮护甲，挎着刀子，到孔子家找事。大概是听说孔子开学授课，要收保护费，没想到孔子是个大块头，不好惹。后来跟孔子打交道多了，觉得学文化这条路更有前途，就拜师投在了孔子门下，还娶了个老颜家的闺女，跟孔子成了姻亲。子路和他妻兄（大舅子）颜浊邹，都是孔子最早的那批弟子。14





孟氏的家庭教师


孔子34岁这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孙氏的族长孟僖子病危。当年带着孔子父亲去打仗的，就是孟僖子的父亲孟献子。孟僖子听说过孔子，年轻人有学问，孔家又是孟家几代的老臣僚，所以孟僖子临死前，嘱咐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两人和管家，让他们以后请孔子来教文化课。

孟懿子（仲孙何忌）、南宫敬叔（仲孙阅）这兄弟二人，都是10岁出头的少年。但他们的地位高，和老颜家那些亲戚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说明孔子的学问慢慢有了名气，开始受到大贵族们认可，他以后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两位的地位太高，孔子不敢把他们列到自己的弟子名单里，著名的“孔门七十二弟子”里就没这两个人。

孟家此时为什么能接受孔子当家庭教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孟懿子、南宫敬叔的母亲，也是孔子母亲那种民女身份，不是和孟家门当户对的贵族。

那是在孔子21岁那年（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孟僖子去周边一个小国出访，路过一个叫泉丘的地方，和当地一个野人女子有过一次露水姻缘，当时他也没在意。结果不久之后，这女子居然私奔找到他家来，还带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古书叫“僚”，现在叫闺蜜）。据说这女子第一次幽会孟僖子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拿着一幅巨大的帷幕，把孟孙家的祖庙整个给盖了起来。她觉得这是某种天启，孟孙家必须接纳自己。

那时孟僖子早有了正房夫人，在外面也有外室相好，但一直没儿子，他就把这两个不请自来的民女安顿在一个相好家里，干点儿女仆的杂活。结果，那泉丘女子很快就怀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成了孟家的合法继承人。

一起来的那位闺蜜一直没生孩子，但这二人关系非常好，曾到神社发誓，说以后谁要生了儿子，地位高了，也不能抛弃朋友。所以孟僖子就把南宫敬叔交给她养大。

知道了孟懿子、南宫敬叔这两人的出身，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主动接受孔子了。

再介绍一下孟懿子、南宫敬叔这称呼。孟和南宫都是氏，因为敬叔的封邑在南宫这地方，就有了一个和哥哥不一样的氏。懿、敬都是谥号，死了以后才有的。孟懿子称“子”容易理解，是那时对贵族男子的普遍尊称，但南宫敬叔为什么称“叔”？因为当时习惯称当弟弟的为“叔”，和我们今天的“叔叔”意思完全不一样。





洛阳王都之行


与孟家的这次结缘，给孔子带来了很多机会，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他可以“出国”见见世面了。

春秋时期列国的贵族一体化的程度很高，各种文化、时尚、做派都比较一致，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圈。这不全是靠政治上的联系，而是从年轻贵族的教育就开始了。那时青年贵族在继承家业之前，大都要到国外游历一圈，甚至定居一段时间，有的是去自己外婆家，因为那时贵族国际通婚比较多，外婆家就是外国了。15

孟孙家的南宫敬叔，这次要去王都洛阳游历一趟，孔子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随行，所有开支当然都是孟孙家负担。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贵族子弟也有这种“游历”的风气，尤其是英国，因为它本来是个岛国，环境闭塞，更要“出去走走”。贵族子弟二十来岁的时候，一般要带着仆人到欧洲大陆旅行一圈，可能花上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也经常要带一名家庭教师随行。到了各国，要学学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贵族圈子交往交往，拜访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和中国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像。这种欧陆旅行里面，一般都要去教皇所在地——罗马城，放在孔子那时代，就是王都洛阳了。

周人最早从关中崛起，都城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他们灭商以后，觉得镐京到中原有点远，就营建了河南的洛阳城，作为统治东方的重要枢纽，由王室直辖。到西周因为内战而灭亡，镐京又受到蛮人犬戎的威胁，周平王就放弃了镐京和关中，迁都洛阳，这是“东周”的正式开始。孔子这时，关中都已经成为新兴的秦国的地盘了。

孔子这次到洛阳，见到了一个著名人物——老聃，又称老子。根据一些研究的讲法，这还不是号称写《道德经》的那位老子，而是在周王室管理图书档案的一位老者。《道德经》出来得更晚，如果孔子那个时代就有了，孔子肯定要评论几句。

孔子向老聃请教了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他晚年还给学生讲过，当时老聃的一位街坊去世了，老聃要帮死者家里办丧事，孔子也跟着观摩学习。

送葬的队伍半路上忽然发生了日食，天几乎完全变黑，还能看到星星闪光。老聃发出指示：停止行进，拉棺材的车停在马路右边，送葬亲人也停止哭嚎。等到太阳重新出来，老聃下令送丧队伍继续前进。

孔子不理解，按照习俗，棺材出了门就不能返回；出现日食不知多久才会停止，继续前进不比停下不前更好吗？

老聃的解释是：人的正常出行，都要在大白天。比如按照周礼，诸侯去朝见天子，或者大夫因公出差，都是日出时上路，太阳快落时就要找地方住宿，不能顶着星星赶路。出殡也要比照这种规范（因为死者是有身份的人，按生前的规矩来）。

日食都有史官的记录，今天也能用天文学知识推算。根据史书和计算，这次日食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周历的五月一日，阳历就是公元前518年4月9日。这是孔子在洛阳的确切时间，孔子这时34岁。这件事记载在儒家经书《礼记·曾子问》里，比较有依据。

后来到战国，诸子百家都喜欢拿孔子编点儿故事。孔子见老子这事也有了很多版本，比如庄子、韩非子，都把老子描绘成一位深不可测的高人。其实从《礼记》的记载来看，这位老子也只是个有学识的老者而已。

除了和老子的交往，孔子可能还结识了一些在王室供职的人物，比如负责占星、擅长音乐的苌弘。据说孔子曾参观周王室的祖庙，看到一个大铜人“三缄其口”，可能是嘴上被贴了三个封条，背上还铸了很长的铭文，告诫人们“祸从口出”的道理。这些记载就难辨真伪了。

孔子的洛阳之行好像很平静。但洛阳此时正处在政治动荡之中：两年前，长寿的周景王过世，但没有册立过正式的太子（曾经有过一位太子，死在景王前面了），王子们为王位发生争夺，先是最符合嫡长子继承原则的王子猛即位，但另一位受周景王宠爱的王子朝立刻作乱，杀死了王子猛，自己当了周王。很多诸侯都不支持这位杀兄弟篡位的王子朝。王子猛有个同母的弟弟王子匄逃到了晋国，准备靠晋国的支持夺取王位。

孔子和南宫敬叔到洛阳，正遇上王子们的这一轮对峙。再后来，晋国出兵赶走了王子朝，扶植王子匄成为周王（周敬王）。孔子的洛阳之行固然见了不少世面，认识了一些人物，但他也看到了周王室的衰微不振。

或许因此，后来孔子再没有到过洛阳，他也没梦想过帮助周王室恢复权威。春秋晚期的大背景下，能搞好一个诸侯国就很不错了。孔子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追求的还不算是太缥缈高远的理想。





有车人士


孔子这次陪南宫敬叔旅行，算是为老东家孟孙氏成功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他也得到了现实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他有了这辈子的第一辆马车。

因为在出发前，南宫敬叔家为孔子准备了一辆马车、两匹马，还有一个仆人，这也是一位大贵族的家庭教师出门该有的行头，不能太寒酸。而且，孟孙家还把这些开支报告了鲁昭公，当然不用鲁昭公出这笔钱（孟孙家应该比朝廷有钱），主要是让孔子在鲁国政治圈子里更有身份。

从洛阳回来以后，那位仆人应该归还了孟孙家，但马和车就一直由孔子使用了。这辆车只配了两匹马，档次不算高，因为那时体面的马车要驾四匹马，所谓“驷马”。但对孔子来说，这已经是超出预期的待遇了，他从此成了“有车”人士，这是他这辈子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的贵族，最体面的待遇是有一块封邑，这是最合法、实惠的收入来源，但很多小贵族都得不到。退一步的身份标志，就是有自己的马车和仆人。生活方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交场合的形象。那时衡量一个贵族的家产，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看他有多少辆马车。到体面人家做客，如果是坐马车来的，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主人家会更尊重。那时贵族不光有事的时候乘车，没事“散步”也经常是驾着辆马车到处跑，去原野里散心，“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16——我抬眼看四方，都局促得不够我尽兴驰骋。很文艺的感觉。

对孔子来说，季孙家是他的大老板，他在季孙家就是个雇员，把老板哄高兴了也许能挣不少钱，但永远是打工的身份。孟孙家对他的提携就更大。他后来总结说：季孙家曾经送给我很多粮食，我富裕了，朋友们也对我更亲密了；孟孙家的南宫敬叔借我辆车，不光让我出门方便，事业发展也更顺了。17这时孟孙家的族长孟懿子，在世时间还比较长，他受过孔子的教育，在生活、工作上也尽量帮助孔子。

但一年以后，鲁国上层内讧，发生了一次大动乱，孔子差点“站错队”。要是这次他没认清大方向，按老路一直走下去，即使不丢性命，也要被当权寡头打入另册，终生默默无闻，不是日后的孔子了。





附录一　西周、春秋贵族的姓和氏


姓和氏，今天看来是一回事，孔子那时可不是这样。

周人的姓，是区别族群的。商人有没有“姓”的概念，现在不好说。但周人有，而且特别重视。因为周人严禁族内通婚，不同的族群要靠姓来区分，同姓不能结婚。周人都是姬姓。他们刚刚在关中崛起，还没有灭商的时候，主要和近邻的姜姓族通婚。

到周武王灭商，占领中原，把自己的同宗亲属和后代分封到各地，建立了鲁、卫、燕、蔡、虢等至少几十个诸侯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姬姓。一贯友好的姜姓族也被分封到中原，建立了齐、申、许等国，协助周人统治中原。

中原原有的那些民族，有些可能已经有姓的观念；没有的，也被周人强行安了一个“姓”，用来区分能否通婚。比如商人，都是“子”姓（孔子是商人后代，所以也是“子”姓）；秦、梁、莒国是“嬴”姓，薛国是“任”姓，邾国是“曹”姓。这些族群（小国），也逐渐都有了同姓不婚的禁忌。

氏，用来区分贵族的家族、家支。氏的来历很多。

可以用官职作氏，比如“司马”，本来是管军事的官职，世代当这个官职的家族，就可以叫司马氏。

可以用地名作氏，一般是贵族自己的封邑地名，比如晋国的原、韩、魏氏贵族。更古老的韩和魏是小国，在孔子出生前一百多年，韩、魏都被晋献公吞并，变成了地名，晋献公又把它们分封给忠于自己的大夫，这两家大夫就拿韩、魏作自己的氏了，他们和老的韩、魏国君家族没有关系。

可以用自己先祖的字作氏，因为对尊敬的人不能称名，但可以称呼字，那些不是太子，不能继承君位的公子们，他们的字，往往就成了自己后代的氏。

氏的来历多，这就难免有重复。

比如春秋时以“孔”为氏的家族，就不止一家。因为《诗经》里有“孔嘉”这个词，“孔”意思是“很”，“嘉”是“好”，所以那时人常有名嘉，字子孔，名和字要有点联系。孔子这个孔氏，出自宋国公子。此外，卫国还有一个孔氏，其中的孔文子和老年孔子关系还不错。但卫国的孔氏是姞姓，跟孔子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种是可以通婚的。

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个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氏，有的氏来自官职，有的来自封邑，很复杂。这在当时是专门的知识，贵族们都要学习。

说完姓和氏的来历，再说称呼问题。那时贵族中男人和女人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

称呼贵族男子的习惯，是“氏+名”，比如孔丘。对男人，姓不是用来称呼的，只是区别择偶用，不然孔子就该叫“子丘”了。

有些男人似乎没有氏，比如各国的国君家庭，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某，孙子叫公孙某。到公孙的儿子辈，才能有自己家族的氏，一般就是爷爷的字。但严格来说，国君和儿孙还是有氏的，就是他们所在的国名。这还是用封地命氏的原则。

贵族女子的正式称呼，是“氏+姓”。她们本来可能有小名，但不能在正式场合用。女子强调姓，正是为了区别婚姻，要跟丈夫的姓不同。但这个氏，可以是自己娘家的氏，也可以是丈夫家的氏，依当时人的习惯而定。春秋时“齐姜”就特别多，这都是齐国的公主嫁到国外去的，其他比如王姬、鲁姬也很多。后人为了区别，就再加上她们丈夫的谥号。比如“鲁共姬”，就是鲁国姬姓的公主，嫁给了宋共公。秦穆公的夫人穆姬，也是用了丈夫的谥号。

上面这些很复杂的讲究，都是贵族们才有的。那时的平民就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名。当然，氏也可以勉强有，比照贵族们的官职或封邑原则，平民也可以把他的职业或者村落名、主人氏等放在名前面，用来区别重名。比如《庄子》里那位很会切牛肉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职业，也勉强可以算他的氏。

到战国的时候，贵族社会瓦解，礼崩乐坏，这些讲究就逐渐消亡了。首先是姓和氏没了区别。其次是老百姓也开始有正儿八经的姓。我们看史书里，战国的人就都有姓了（或者叫氏，反正这时也没区别了）。可从近来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看，秦朝和汉初的时候，还有很多老百姓没有姓氏，就是光秃秃一个名。这时的朝廷甚至有讲究：级别特别高的官员，在公文上可以不写姓氏，只写名，普通官员就要姓名完整。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不懂春秋时候姓、氏的这些讲究。像他说孔子“姓孔氏”，明显不懂姓和氏的区别。《史记》里写周文王叫姬昌，武王叫姬发，周公叫姬旦。其实在周人那里，姬是姓，根本不能用到男人称呼里面去，结果两千年传下来，大家也这么叫习惯了。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符合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周昌”“周发”“周旦”，他们是周这个小部族的首领，周就是他们的氏。

有人可能会问：除了周人，难道还有以“姬”为姓的人吗？

有。周人在西部的一些近邻部族——戎人，就有姬姓的，他们和周人同宗，所以一直不能互相通婚。但他们一直没文化，没建立起政权，也不愿接受同宗的周人统治，所以被周人视作蛮族，不能通婚的同姓蛮族。

孔子的这个“子”是他的姓吗？还不是，那是对贵族男子的尊称。

有点乱？没办法。那时的贵族，讲究就是这么多。

但在本书里，为了照顾现代的习惯，还会用“姓”代称当时的氏，比如我们就说孔子姓孔。但涉及当时意义的“姓”，我们就称其为“族姓”，以示区别。





附录二　周人的大分封和国际秩序


春秋有列国诸侯，有周王室，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再到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的国君都称王了，王就显得不那么独尊。但春秋时候还不行，只要服从周人的国际秩序，就只能承认洛阳的周王，别的国君不能叫王，只能叫公、侯、伯、子、男等等。这里简单说说周人这套“国际秩序”的来历。

在周朝建立以前，统治中原的是商朝，势力范围包括了几乎整个河南省，再加上周围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各省相邻的那一小块。但在这一范围内，还有很多和商人不同的部族小国，他们臣服于商朝，但还不是商人。

周人发源于陕北的山地，后来慢慢迁移到关中平原。对商朝来说，那里是西部很偏僻的边陲。周人原来是臣服于商朝的，那时只有商王才能称王，别的小国、部族头领，只要不敢和商朝作对的，就不能称王。

到周文王晚年，开始准备推翻商朝，才偷偷僭越称王。到周武王在位时，正式攻灭了商纣王，占领了商朝的地盘。为了巩固这新占领的大片土地，周王室就把自己的亲戚、族人大量分封到东部地区，让他们建立诸侯国，管理原属商朝的臣民。这种周人的诸侯国有几十个，北到今天北京一带（燕国），南边到了淮河和汉江流域。他们的国君家族当然都是姬姓。整个西周二百多年间，一直在断断续续分封新的诸侯国，因为历任周王都会有一些儿子需要分封。

姬姓诸侯国里，著名的有鲁、卫、晋、燕、郑等。他们和周王室的亲缘关系不一样，比如燕国，它的始封祖是召公奭，和周武王是同宗、平辈，但他们的共同祖先，要往上追溯好几代人。

鲁国的始封祖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卫国、晋国的始封祖，都是周武王的儿子。郑国更晚，始封祖是郑桓公友，他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在周宣王时期被封为诸侯，那已经是西周晚期了。

除了这些同宗的亲戚，还有一些周人在西方的盟友部族，也被分封到了东方建立诸侯国。他们主要是姜姓的，比如齐国、申国、许国等。在周人灭商以前，这些部族已经和周人互相联姻好多代了，也参与了周人灭商的战争，是很可靠的盟友。

上面是被周朝正式分封的诸侯国。在这之外，东方还有很多原住民小国，他们原来服从商朝，周人灭了商以后，他们就改成服从周朝。周朝就继续承认他们的统治权，也让他们承担一些诸侯的义务。比如陈、南燕、杞、徐、莒、郐等，他们的姓就很杂了，有妫、姞、姒、芈、嬴、己、风、曹、妘等，这些“杂姓”大多是东方原住部族。周人一般称这些小国的国君为“子”或“男”，而不用公、侯、伯这类比较高端的国君称呼。

还有个更特殊的，子姓的宋国，是旧商朝的王族和百姓，他们供奉的还是历代商王祖先。这是周人宽大的地方，他们允许商王的世系继续建国，繁衍下去，前提是不能再称王了。

西周的王室很有权威，因为王室直辖的地盘很大，从关中一直延伸到洛阳，超过了任何一个诸侯国。那时没有诸侯敢和王室作对。到东周，王室丢掉了关中，势力大减，但周王的精神领袖地位还在，仍是各诸侯国名义上的至尊。有些强大的诸侯，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就倡导“尊王攘夷”，联合诸侯打击那些公然不服从王室的小国。所以春秋的周王室，可以说是“有形式，没内容”，没人公然否定王室的权威，但列国内部、列国之间的事情，王室已经无力管理了。新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什么，需要各诸侯国自己摸索。

从西周到春秋数百年里，周人那些最亲密的诸侯国（包括姬姓和姜姓的）慢慢发展壮大起来，把自己周边很多的原住民小国给蚕食、吞并了，这些亡国的国君家族，都变成了诸侯国里的异姓贵族。

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原住民国家强大起来，开始不服从周朝的统治秩序，甚至梦想自己能取代周朝。比如南方的楚国，它的国君就称王了，表示自己和周王是平等的，比所有的诸侯国君都高。再晚一些，东南方的吴国、越国也称王。这完全不符合周人的政治秩序，所以中原国家的官方史书，如鲁国的《春秋》，一直把楚国的国君写成“楚子”。哪怕有时候鲁国投靠了楚国，但表面上这套政治立场不敢丢，这是春秋中原国家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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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礼记·王制》。

2　《礼记·曲礼上》。

3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

4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5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6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腰）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7　《论衡·物势》：“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论衡·言毒》：“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

8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更早的文献《孟子》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9　《论语·为政》。

10　《论语·八佾》《论语·乡党》。

11　《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12　《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13　《论语·先进》。

1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15　春秋贵族的这个风气很重要，史书《左传》提及有些贵族的早年经历时，会出现些片段信息，但缺少概况性的总结，其他儒家经典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过。清代以来的学术界似乎也没有专门探讨过这个现象。

16　《诗经·小雅·节南山》。

17　刘向《说苑·杂言》：“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





第三章　齐国流亡（35—40岁）


贵族繁衍过快的问题——鲁昭公试图铲除寡头——动乱与国君流亡——孔子和阳虎的私人对立——晋国心不在焉的干涉——在齐国初见世面

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刚在孟孙家当了一年家庭教师。这年他的儿子孔鲤15岁，女儿也许已经出生了。这时的孔子，还看不出成为大人物的苗头，但过的也算是衣食无忧的中产日子，事业在走上升路线。

九月，曲阜城内发生了一次大动乱，或者说内战。发起内战的，居然是国君鲁昭公。他想除掉三桓家族，首先是为首的季平子，结果失败，便逃到齐国过了七年流亡生活，最后客死他乡。

这场内战，孔子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深受影响。而且，深挖这次内战的根源，能找到中国贵族政治早早解体的原因。孔子的很多政治观念，与这有直接关系。





贵族的难题


中国的贵族政治，最典型的是西周到春秋这五百多年时间。西周具体什么样，史书记载太少。到春秋的三百年里，就很没秩序了，各国贵族内战不断。

为什么？说到根子上，就是个人口增长问题。古代一夫多妻，国君娶的女人太多，大老婆小老婆一大堆，自然生的儿子也多。大儿子——严格来说，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位置，这没问题，剩下的公子们怎么办？也得分一块封邑，让他们有个世袭产业。

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就分出了好多国君后代家族，那时叫“公族”。这些公子公孙们又是娶一堆老婆，生一堆孩子，大夫的嫡长子固然要继承一块封地，其他的儿子也不能喝西北风，还得从老父亲的家产里面划分一块。

土地是有上限的，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非常非常慢。贵族人口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连着翻番，总有分不过来的时候，这就要争、要抢，日子就不太平了。

就说鲁国。“三桓”的始祖，是当今鲁昭公的七世祖——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也就是鲁庄公的三个兄弟：季友，叔牙，庆父。从第一代人以来，这三个家族就世代主持鲁国政权，成了世袭的寡头家族，国君逐渐成了徒有虚名的象征。这样积累下去，就有问题：

第一，鲁庄公和他以后的历代国君，都会生不少儿子，也都要当大夫，繁衍成公族。跟“三桓”家族比，我们可以叫他们“新贵族”，因为他们分出来得晚。这些新贵族怎么办？贵族们要的无非是两样：地产和官爵。三桓的族长世代当权，土地也基本让他们分完了，新贵族们就有意见。

第二，不光有新贵族，还有比三桓资历更老的老贵族。他们是更老的国君传下来的，有些在三桓出现以前曾很有势力，后来被三桓家族排挤到了一边，这些后人也有怨气。有个比三桓早两辈的臧孙氏，开始那两辈比较显赫，三桓垄断朝政后，还给臧孙家保留了一点份额，所以这个家族的族长，世袭鲁国的大司寇。此外还有很多家，没有臧孙家这种运气，怨气就很大了。

第三，三桓家族创立后，各自的人丁也在繁衍。历代的嫡长子都是族长，代表本家族掌权，但一代代的支庶子弟，繁衍越来越多，他们想占封地、当官，机会很有限。例如孟孙家，阳虎这样的支庶子弟，日子就不好过，自己家族里没发展机会，只能去给季氏打工。

第四，这些新老贵族、支庶以外，还有一群人野心更大，就是当朝国君的公子们。在他们看来，你们三桓家族不过始祖那一辈是公子，现在传了这么多代，跟我们血统早疏远了。我们是当朝国君的儿子，相当于你们的始祖，以后也要立家传世的。你们把什么都垄断了，我们、我们的后人怎么办？

当时不光鲁国这样，别的国家都是如此。

像郑国，到春秋后期，是由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形成的家族——“七穆”，世代垄断了政权。

孔子的老家宋国更热闹。开国以来，哪代国君都有一批公子繁衍成公族，都按国君谥号称呼，像武族、穆族、戴族、庄族、桓族，分别是宋武公、穆公、戴公、庄公、桓公的公子家族，经常打得一塌糊涂。

别的中原国家，没有鲁、郑、宋这么整齐，也都是个位数的几个寡头家庭垄断政权，他们往往是既有比较新的，也有比较老的公族。唯一比较特殊的是北方超级大国——晋国，他们有一套奇怪的国策，不许重用公族，到春秋后期世代掌权的寡头，是几个和国君不同宗的大贵族家庭。

光看中国的历史，会觉得贵族政治注定短命，无解。可欧洲的贵族社会，怎么就能前前后后维持一千多年？

其实他们是托了一夫一妻制的福。欧洲的贵族再使劲儿繁衍，也没春秋贵族这么多孩子。他们的贵族没有儿子，女儿可以当继承人，儿女都无，就找别的亲戚继承。看似人丁不兴旺，其实正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然，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度也比中国的严格。长子继承父亲全部家当，其余的出去当骑士，靠打仗挣家业，这样就没有“三桓”一类的问题。欧洲贵族只有一个老婆，没有嫡不嫡的区别，最多是私生子问题。

鲁昭公二十五年的动乱，就是上面说的这四种公族成员——老贵族、新贵族、当朝公子、三桓支庶，对三桓族长一致不满，最后引发战争，结果被三桓联合打了个惨败，一大群新老贵族和小公子簇拥着鲁昭公逃往齐国。

至于鲁昭公本人，史书记载他智商偏低，一直是十来岁少年的心智状态，贪玩，性情无常。他干过的最不合常理的事，是娶了吴国一位公主做夫人。因为吴国是蛮夷，同时又宣称自己的始祖是周文王的大伯、二伯，这就和鲁国国君是同姓了，同姓不能结婚。

本来，历代鲁君的夫人都要有周天子的册命，才算确定正式合法的婚姻关系，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们结婚，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书面同意。鲁昭公娶吴国夫人，自知理亏，一直没敢向周天子申请册命，从法理意义上说，他这个夫人是非法的。有了这个尴尬，此后鲁国的历代国君再娶夫人，也不好意思向周王申请册命了。1

以鲁昭公这种智商，自然应付不了和三桓的争端，他被一群身边人裹挟着，稀里糊涂打起了内战，直到兵败出逃，客死异乡，都在被人利用。





鲁昭公出逃事件


鲁昭公身边的新老贵族、公子们策划除掉三桓的时候，是季孙家的族长季平子在位第十八年；叔孙家的叔孙昭子在位第二十一年，他们都正年富力强，如日中天。只有孟孙氏族长，孔子教授的孟懿子，还是个少年。

对于三桓寡头家族，鲁国的新贵族、老贵族、国君一家都不满，但乱子还是从三桓，特别是最有权势的季孙家里自己闹起来的。季孙氏家里的那些支庶子弟，不满季平子专权，颇有人想取而代之。

春秋时，列国贵族的动乱都差不多，根源是利益，导火线是女人。这原因也简单，后世官僚制度，是办公室（朝堂）政治，充其量发展到会议桌、酒桌上；贵族社会则是家庭政治，很大程度上是被窝里的政治。

季氏家族有个支房——季公氏，族长死得早，只留下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儿子。这个寡妇原是从齐国的鲍氏娶来，就是成语“管鲍之交”的鲍家。季公氏的家产不少，由老族长的两个兄弟和老管家一起当家理财，准备孩子长大了再移交家业。

鲍氏风流，守不住寡，先跟家里的厨子私通。几位当家的看势头不好，商量着送她回娘家。鲍氏舍不得家产和厨子，先下手为强，去向大族长季平子告状，说几个当家的居心不良，想占她寡妇人家的便宜。按说季家这事儿已经是尽人皆知，但季平子认可了这女人的说法，当即派人到季公家，三个当家的抓起来杀了两个。这样一来，季氏家里的支庶旁枝都觉得季平子不公正，非常不满。

对季平子不满的，还有两家老贵族。一家是上面说过的臧氏，现在族长是臧昭伯。昭伯有个堂弟，是个小人，整天想把臧昭伯搞掉，自己取而代之。后来他阴谋败露，投靠了季平子家。臧孙和季孙从此失和。

另一个老贵族家——郈昭伯，跟季平子翻脸的原因更滑稽。这两人都喜欢斗鸡赌钱，还都耍鬼心眼，季家给鸡头上戴铜盔，郈家给鸡脚上装铜刺。结果郈家的鸡赢了，季平子越想越恨，觉得郈昭伯作弊耍无赖，就强占了郈家一处房产。两家反目成仇。

眼看着季孙家这么得罪人，最心动的是鲁昭公的儿子们。这些公子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想趁着季平子不得人心，联合各路反对者一举除掉他，给自己争一份生存空间。所以公子们逮着机会就给鲁昭公吹风。鲁昭公刚听到这种鼓动，不是打就是骂，他怕季孙家权势太大，给自己惹麻烦。可经不住儿子们频频怂恿，他也就转了立场，暗中联络臧氏、郈氏，还有一个新贵族家——东门氏，要找机会下手。

这个东门氏，是三桓始祖的兄弟——鲁庄公的公子后人。几代人以前，这家就想反对季氏，失败后曾经流亡国外好多年。鲁昭公觉得东门氏值得争取，也拉了进来。

这年九月，叔孙家的叔孙昭子离开都城，到地方上办事。孟懿子还小，不用担心，所以鲁昭公身边的新老贵族趁这机会，一起起兵攻打季孙氏。

季平子连忙纠集家族武装，关门固守。开始时，国君一方声势浩大，季平子觉得这次绝对没希望了，吓得躲到了一座高台上，向鲁昭公求情，先说要离开都城，反思悔过，鲁昭公不答应。季平子又退一步，愿意辞去一切职务，回封地养老。鲁昭公还是不答应。

季平子最后的条件是：只要国君能留自己一条命，就带五辆马车离开鲁国，再也不回来。春秋时候的贵族政治斗争，这种彻底驱逐出境也算一种解决方案。孔子先人就是这么从宋国逃到鲁国，变成鲁国人的。

可鲁昭公铁了心要除掉季氏，这也不答应。但他没太大的权威，手下的各家贵族没有主心骨，有的主张斩尽杀绝，有的觉得灭了季氏，好处是别人占得多，就持观望态度，打仗不卖力气。一整天里，巷战就这么打打停停。

季孙家被围攻，最紧张的是叔孙、孟孙两家。叔孙家族长在外未归，他的管家们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国家大事，咱们当家臣的管不了，可季孙家要是垮了，叔孙家也没好日子过，咱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那怎么办？动手吧！

叔孙家的臣子们马上武装起来，朝被围困的季孙家冲去。鲁昭公一方的联军，本来在三心二意等谈判结果，被打了个冷不防，纷纷逃命。

这时，那位斗鸡的郈昭伯正在孟孙家。他是来监视孟懿子，不让他们乱动的。孟家的人站在楼顶上，遥看季孙家那边，只见叔孙家的人打着旗子冲过去了，国君一方被打得四散奔逃，忙偷偷报告了孟懿子。孟懿子才14岁，可挺有主见，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纠集家人把郈昭伯杀了，也起兵支持季孙氏，一起攻打国君。

鲁昭公见势不妙，忙带了众公子、家眷和支持他的那些新老贵族，连夜出城逃奔齐国。鲁国不大，马车跑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就到齐国境内了。

齐国国君这时是齐景公，按当时习惯，国家间都有互相救助的义务。他忙派人到边境上招待鲁昭公一行，又派人到列国报信：鲁国大臣叛乱，把国君赶到了齐国，希望列国速速救援。

这时的中原列国，还顾不上鲁国这档子事儿。为什么？因为洛阳天子家也在打仗，王子朝和王子匄兄弟俩争夺天子宝座，打得比鲁国还凶，各国都在忙不迭地调停说和，暂时没人顾得上鲁昭公。

齐景公想，鲁昭公住在齐国寄人篱下，难免觉得委屈，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就派兵占领了鲁国边境的一个城市——郓城，把鲁昭公安置在了那里。后来有一次，齐景公和鲁昭公宴会，喝得高兴，又把靠近郓城的一个齐国城市——阳谷，也给了鲁昭公。《水浒传》里的好汉，宋江是郓城人，武松是阳谷人。

春秋时，这种贵族叛乱，赶走国君的事很多，特别是郑国、卫国，史不绝书。但在鲁国，这是头一次。贵族翻脸打内战，鲁国也是最少的，二三百年里屈指可数。据说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人，最知书达理。现在闹到这种地步，各方都不知道如何收场。

叔孙昭子回到曲阜，发现国君没了。季平子请他出面调停，叔孙昭子就跑去请鲁昭公回国。鲁昭公自己没个准主意，身边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还有死硬派，准备暗杀叔孙昭子，吓得他忙跑回曲阜。

不久，叔孙昭子就病死了，《左传》说他是觉得对不起鲁昭公，羞愧而死，这是溢美之词。因为赶跑昭公，三桓家族都是受益者。郈昭伯追随国君被杀，他家的封地郈城，就作为战利品分给了叔孙家，成了叔孙家的大本营。这也是季平子拉拢叔孙家的措施。

昭公一党出逃，三桓乘机打击异己，再度瓜分鲁国，这是一个例子。

季平子知道，万一鲁昭公回来，自己的日子肯定难过，但鲁昭公在外面流浪，自己就是千夫所指的叛臣，哪天列国联军赶来平叛，自己就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面跟鲁昭公继续打，同时一批批地派人去给鲁昭公赔罪，劝他回家，想着鲁昭公在外面过日子缺什么，都置办了让人送去。

鲁昭公却又硬起来，季平子派来的人都抓起来不放，送来的东西坚决不要，又舍不得扔掉，怎么办？卖给齐国人。

天子家内战之事平定后，中原列国开始过问鲁国的事了。宋国、卫国的国君，都派人到中原霸主晋国去，请晋国出兵送鲁昭公回国。晋国派了一位执政的卿——范献子（范鞅），带兵处置鲁国的乱局。

范献子军队到了齐鲁边境，季平子连忙赶来迎接。他先通过私人关系给范献子送了厚礼，又表示忏悔，穿着孝服，光着脚，跪在范献子面前认罪，说一定改正错误，迎接昭公回国。

这时的晋国，基本上是荀（中行）、范（士）、智、韩、赵、魏六家贵族垄断政权。范献子在国内的地位、处境，和季平子相似，骨子里同情季平子，所以首选和稀泥，调停了事。

范献子带着季平子去见鲁昭公，想劝他跟季平子和解。鲁昭公一万个不同意，发下毒誓：只要季家的人还在，就坚决不回国。范献子看不好办，就带兵回晋国去了。

鲁昭公在外面住了七年后死去，尸体拉回国内。季平子不让鲁昭公的太子即位，而是选了鲁昭公的一个弟弟，就是后来的鲁定公。这次鲁君和寡头的战争，国君一方完败，因为列国普遍是寡头当权了，这是当时中原的政治大气候。





两个人的战争


鲁昭公闹剧期间，孔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言难尽。

动乱发生之前，季孙家和国君摩擦不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各家贵族拉帮结派，划分阵营，不等事变爆发，大体谁倾向哪派，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孔子一开始还没被卷进去。他层次太低，没用处，两派谁也不会想到拉上他。但他是孟家少主人孟懿子的文化教员，时不时出入孟府，各种流言都会听到一些。他肯定有自己的看法和打算。

他整天读古书，学古人的做人道理，当然知道，臣下不能跟国君打架。天下的核心是天子，列国诸侯服从天子，各家贵族服从国君，这是周人理想的政治秩序。季平子跟昭公撕破脸对打，当然不占理。

但孔子家族，要算孔纥老爷家世系的话，世代给孟孙家当臣僚。三桓里面，季孙家又是老大，没有季孙家，就没有孟孙家的地位。孔子已经在季孙家当了十几年雇员了，他对三桓家族还不敢有革命的想法。

春秋时期的大道理是，国家不能消灭，贵族也不能消灭。哪个贵族为非作歹，实在天怒人怨，最合适的办法是把他法办：或驱逐，或砍头（不太体面，一般是责令自尽）。但他这个家族不能消灭，得找他的兄弟、堂兄弟，继承族长地位，继续繁衍下去。

所以，孔子也不赞成把季氏、把三桓都赶尽杀绝。

鲁昭公一党逃奔齐国，孔子在家冥思苦想一阵，结论是：走，带上老婆孩子，追随国君，流亡去也。三家都叛乱了，要继续跟着季平子、孟懿子混饭吃，就是立场不坚定，投靠叛乱者。孔子知书达理，这个觉悟不能丢。

他刚有了辆马车，出门方便，结果成全了他这次忠君行为。这是孔子生平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孔子内心深处，最关注的还是——阳虎。

动乱爆发时，阳虎在季氏家当家臣。他喜欢打仗，对他来说，动乱就是机遇，有仗打才能往上爬，至于为谁打仗，那倒在其次。现在曲阜火并，季平子正需要能打的人，阳虎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他不能老是当孟孙家的支庶、季孙家的小吏，他要出人头地，干大事业，内战给他带来了机会。

就在鲁昭公流亡郓城的第二年秋天，季平子派鲁军前来攻打。名义上的统帅是孔子的学生孟懿子，但他才16岁，指挥打仗还太嫩，真正的统帅是阳虎。

昭公一面派人抵抗，一面到晋国请求援兵。阳虎在城外击败了昭公的武装，大概还抢收了郓城外的庄稼，才班师回曲阜。

对孔子来说，从少年时代起，阳虎就是他的假想敌，他行动的参照物。阳虎往东，他就要往西。阳虎投靠季平子，他就要投奔鲁昭公。孔子就这么拉家带口到了齐国。偷偷出发的时候，他大概满怀意气，感慨万千。去国从君，舍生取义，这是臣子的天职。他不惜跟季孙、跟三桓家族决裂，就是为道理二字。

说来有趣，战国以来，研究孔子生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孔子这次齐国之行，《史记》等史书里都有记载，《论语》里也提到过好几次，但历代学者都没察觉到它和鲁昭公出亡的联系。

后来把这件事阐述明白的，居然是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一本书，而且是图画版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见图2、图3）

图2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封面

萧甘编文，顾炳鑫、贺友直绘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图3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插图



这本小人书，当年定价9分钱，第一次就印刷了250万册，在社会上影响很广。它的文字作者是“萧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作家巴金，可能因为巴金曾经有个“芾甘”的笔名。但近年来已经有人指出，那其实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甘礼乐的笔名。

为什么没用真名？可能因为甘礼乐这名字，和儒家、孔子的关系太密切，印在“批孔”的书上有点不对劲。

另外，为这本书绘画的著名美术家贺友直，名字也来自孔子。孔子说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2就是说，人应该和正直、宽容、博学的人交朋友。

这本书是为了完成“批林批孔”的政治任务而作，里面的主要观点当然不成立，比如认为孔子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反对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孔子有很多反对三桓的言论，这本书就把三桓塑造成了进步的“新兴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对孔子生平事件的系年很准确，对当时人的服饰、起居细节表现得也很真实，画面的构图、留白都很有美术功底，是下了真功夫的作品。当然也有疏漏，比如孔子时代的马车都是单辕，驾两匹或四匹马，但这书里都画成了一匹马的双辕车，那是汉代以后流行的了。





齐鲁之别


在鲁昭公的流亡宫廷里待了一段，孔子失望了。这些流亡的贵族一人一个主意，各怀鬼胎，根本没法成事。就说鲁昭公的那些年轻公子们，为争太子的位置，都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其实在鲁国宫廷里早就有了，但那时孔子还没机会看到。现在这些人流亡在外，挤在一起争夺有限的资源，内讧更加激烈。

还有，孔子出身还不够高，也没法接近鲁昭公。跟昭公出亡的这些新老贵族，都想当第一号佐命元勋，对来投奔昭公的新人，防范得比季孙派来的人都紧。每次季孙或外国的使者到来，包括阳虎带兵打来，这些贵族都要吵成一团，是回，是留，是到外国请救兵，谁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主张。鲁昭公就是这些人争夺的一个傀儡。

除了这些无谓的人和事，还有一个问题孔子不能不考虑，就是他得养家糊口。他在齐国没有收入来源，流亡政府也不给他开工资。他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现在漂泊在外，那些仁义道德、国际秩序都没用，不能给儿女们当饭吃。孔子变得理智和现实了一点，离开了昭公的流亡朝廷，到齐国一个大贵族——高昭子家当雇员，打工挣钱混口饭吃，就像他在鲁国时到季氏家里当职员一样。

如同鲁国的三桓，齐国也有一群老贵族，最有名的就是国氏、高氏。他们的渊源非常久远，据说要追溯到西周。以孔子当时的能力，可以给高家做点文书工作，或者继续当家庭教师。

孔子这次在齐国到过不少地方，还去过一些周边的小国，应该都是为高昭子家出公差。比如他曾经登上齐鲁交界处的泰山，举目四望，觉得天下尽收眼底。以前他只登过鲁国的“东山”，觉得已经够高了，现在和泰山比，就不算什么了。3

孔子还第一次欣赏了“韶”乐，据说是上古帝王舜时候创作的，算是华夏文明中最古老的艺术。孔子听得入迷，“三月不知肉味”，感叹说：“想不到音乐可以这么让人开心！”4那时没有录音技术，音乐爱好者都要自己学习演奏乐器，孔子在鲁国已经学过弹琴了，这时他就试着把韶乐学下来。

在鲁昭公逃亡到齐国的第三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吴国的一位公子，即现任吴王的叔叔季札，出使中原列国，这是他第二次到中原出访（第一次是在27年前）。中原人眼里的吴国人是野蛮人，但季札人品好，有文化，在中原名气很大，他结交的都是列国国君和高级贵族。这次出访完毕，他经齐国返回，随行的长子病死在齐国，准备在当地埋葬。

孔子这时正在齐国，也慕名前去围观葬礼——他的身份不高，还不够跟季札平等地交朋友。

季札给儿子挖的墓穴，以没挖到地下水为限度（古代地下水位高），死者穿着“时服”，就是去世时令的衣服。埋葬完毕后，还堆起了一个小土堆，宽度像车轮大小，高度像个茶几，不到一米，平顶。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季札露着左膀子（左袒），围着坟顺时针走了三圈，一边说：“人的躯体最终回到土地，这是命中注定；至于灵魂，哪里都可以去，可以去！”5

孔子看过这个葬礼，觉得很符合礼制。按道理说，人死在外地要归葬祖坟，但也不能太固执，如果路途遥远，就近埋葬也可以。

孔子早年的事迹，多半都没有准确的系年，但季札出访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大事，《春秋》等官方史书都有明确记载，所以我们能知道，这一年孔子是生活在齐国的。但他这时是在鲁昭公的流亡朝廷，还是已经给高昭子当雇员，就不知道了。

刚在齐国工作的时候，孔子对这里的印象还不错。他有个说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说的好像齐国不如鲁国，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稍微改良一下，就能达到鲁国的地步；鲁国再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到“道”的好境界了。孔子为什么这么想？这得说说齐国和鲁国的来历。

齐国的来历，是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姜太公”，这是后世人给的称呼。他本名叫吕尚，是西部羌人吕氏部族的头领，和周人是传统盟友加姻亲。周武王灭商以后，就把吕尚封到了山东半岛北部的齐这个地方，都城在临淄。山东半岛上有很多原住部族、小国，被称为“东夷”，商朝时他们就不太服从商王，这时也不愿服从周朝。姜太公扑灭了很多原住部族的反抗，慢慢在东方立足。不过开始的时候，太公家族还没觉得自己是“齐国人”，死了以后还要把棺材送回关中老家埋葬。到第六代齐国君主，才开始在本地下葬。7

山东北部平原开阔，北边和东边是汪洋大海，南边是山区，各种资源都很丰富，原住部族也慢慢被齐人征服、同化，所以齐国国力强盛。加上姜太公在周王室里权威很高，朝廷就给了姜太公一些特殊的权力：他可以讨伐周边不听话的小国，帮助周王维持东方的国际秩序，因为那时交通通讯不方便，地方上出点什么动乱，不能只靠汇报和等待关中朝廷的命令。

到了春秋前期的齐桓公时（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管仲做齐国的丞相，齐国更加强大，还打着维护周王权威的旗号，召集中原列国会盟，一起对付狄人、楚国，成了“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那时的“霸”不是凭势力大欺负人的意思，而是要替周王室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是个好词。

但另一方面，齐国人做生意的多，不光经济发达，人的脑筋也灵活。这里流行各种神仙方术和各种坑蒙拐骗的政治权谋学，不太相信仁义道德那套古板的教训。这是孔子觉得齐国不如鲁国的地方，但可以提高。

至于鲁国的来历，它的开国者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周武王准备灭商的时候，周公旦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灭商之后不到一年，武王就病死了。继位的成王周诵年幼，全靠周公旦辅政（有一派史家甚至说，周公辅政期间是称王的，还用了周王的全套正式排场）。周公先扑灭了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抗，又规划了“大分封”，包括把姜太公封到齐国。周人管理中原的各种政策，都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以后人都说，周公是事实上开创周朝的人，是“周礼”的创制者，地位非常高。孔子对周公也非常崇拜。

周公旦为什么叫“周公”呢？因为周不仅是王朝的大名，它本身也是一个小地方的地名，就是周人当年曾经的龙兴之地，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这里后来被文王分给儿子旦作封邑，所以旦才被称为周公，就是统治着周原这一带地方的公。

在灭商之后的大分封里，周公旦给自己定的封国是鲁国，在山东南部。但他一直在朝廷主持政务，分不出身来建立诸侯国，这个工作是他的大儿子伯禽完成的。周公还有个小儿子形成的家族，世代统治周原的旧封地，同时在王朝担任卿，服务历代周王，在春秋几百年里也很显赫，这个家族一直叫“周公”，和鲁国是两个家支。王室东迁之后，这个周公家族也随之到了洛阳，在周原的封地就丢掉了，但“周公”的名字一直没改。

由于周公旦在周朝的特殊地位，鲁国在各诸侯国里就很有特色。据说它继承了周公开创的制度和文化，有些本来只有周王室才能有的文献书籍、歌舞礼仪，鲁国国君也可以有一份。这是其他诸侯国比不了的。鲁国从国君到贵族，也普遍拘谨、守礼。

孔子年轻的时候，晋国的一个高官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参观了鲁国官方的藏书典籍，感叹：“周朝的礼制都保存在鲁国啊！”8孔子8岁的时候，吴国公子季札初次到中原游历，在鲁国受到国宾级招待，欣赏了鲁国朝廷的传统音乐、舞蹈。这些都是纪念周朝开国的壮举，祭祀文王、武王、周公用的，季札十分感慨，“叹为观止”这个成语就是从他的感叹来的。孔子从年轻时就读书好学，也是受鲁国大环境的影响。

当然，鲁国人这种书呆子风格，在国际上经常闹笑话，齐国人尤其爱拿这个捉弄鲁国人。孔子觉得齐国可以改良成鲁国，是有点盲目乐观了。

孔子曾好几次谈起对管仲的评价，肯定他的功劳：管仲召集中原国家对抗蛮夷的威胁，整顿“国际秩序”，如果当年没有管仲，我早该是“被发左衽”的蛮夷了吧？9周人男子留长头发，但要用笄（簪子）别起来，贵族戴礼帽（冠），老百姓用布包头。所谓蛮夷，头发就直接披在肩上。“左衽”是蛮夷的穿衣习俗，衣服的右边衣襟压住左边，前襟向左。中原的“右衽”则相反。

孔子对齐国国君、贵族的观感，主要是生活奢侈。这一方面是因为齐国比鲁国富裕，另一方面，就是齐国君臣普遍不太遵守“周礼”那套秩序，过日子讲究。

齐景公有时到高家做客，孔子在席间作陪，能跟齐景公说上两句话。齐景公听说孔子有学问，就问他：搞政治搞到什么样，才算成功？

孔子的回答是：国君要有当国君的样，臣下要有当臣下的样。父亲、儿子，也按这规矩来，这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个对话的背景，是鲁昭公还在外面流亡，齐景公想吸取教训，不想蹈鲁昭公的覆辙。孔子见识过了三桓、昭公和昭公身边那群人，这个回答，就是从对那些人的观察得来的。

所以齐景公很赞同：是啊，当臣子的要不像个臣子，那农民收的粮食，还轮得到我吃吗？10这时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鲁昭公这个反面教材。

鲁昭公出逃这年，是齐景公在位第三十一年。景公已经见识过这种动乱，当初是他哥哥齐庄公当国君，和大贵族崔杼的夫人私通，被崔杼捉奸杀掉了，然后崔杼扶植了景公即位。所以在景公初期，国内大贵族专权很厉害，还打内战，很强大的崔氏、庆氏都失败垮台了。趁着大贵族互相残杀，齐景公慢慢掌控了局面，提拔了一些势力不太强大的贵族，比如老牌的同宗国、高两家，还有异姓的鲍、晏、陈等家族，政治比较稳定。

按《史记》的说法，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不错，想给孔子一块封邑。齐国的丞相晏婴很妒忌，说孔子坏话，这事没办成。11

这很可能夸大了孔子的影响。获得国君赏给的封邑，那意味着成为大夫，高级贵族，要论地位出身，孔子不够格。要论声望，孔子是做学问的，这事业年轻人不行，得老子那样一把白胡子，孔子这时资历还太浅。

再者，齐景公在位三十多年，都快成精了，这么几句话也糊弄不了他。他真想听的，是鲁昭公流亡朝廷里面的一些具体动向。不过孔子和晏婴丞相互相看不顺眼，倒是事实。

晏婴和齐景公一样，也是很长寿的人，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十年。他和孔子是完全相反的风格：个头很矮，性格诙谐乐天，能把国君逗得很开心；同时又很有心机，什么人对自己有用，要找机会提拔，什么人没用，得尽量打发得远远的，别让国君重用他。史书里有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虽然不太真实，但确实是根据晏婴的个性创造出来的。像孔子这种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晏婴肯定不待见。





四十不惑：坚决不结党


跟鲁昭公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在齐国也慢慢待烦了，孔子又要回鲁国了。

这是孔子第一次到齐国，很可能有子路跟随他。孔子哪年从齐国回到鲁国，史书没详细说，从孔子自己的话看，大概是鲁昭公三十年，孔子40岁之前。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就是到40岁什么都想明白了。

他想明白了什么？

从这次流亡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把教书和做学问当成最重要的事业，不能为了利益去搞政治，不能卷入结党营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2矜持而不争斗，广交朋友但不搞利益同盟。别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物质利益，孔子都不想去和人争，更不会为了争这个去结党。

其实孔子是很关心政治的人，特别想当官，推行他那套政治主张，这一点到死也没改变。但他的原则又很明确，不会在政治沉浮里丧失最基本的人性，这可以算他人生的底线。比如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你却活得又穷又没地位，就是你自己没本事，你的耻辱；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你还过得又富裕又有地位，这是你不择手段没底线，也是你的耻辱。13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宁可活得平庸，也决不给坏人当帮凶。

孔子的这个底线类似于“不为恶”原则（Do not be evil，常译成“不作恶”，其实“不为恶”更准确）。这和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不一样，因为政治人物一般都有最高理想，但没有最低的底线，结果往往就成了打着最高理想的旗号，践踏人伦秩序和道德底线，坏事做绝。

孔子思想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他有好几个层次的目标，或者说标准，优先保证最低标准；能实现最高的固然好，但不能为了最高的就不要最低的。

后世说儒家、儒者，想到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东汉以后的事。从孔子到西汉的儒者，极少有为统治者送命的。孔子周游列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4。他效劳过的贵族、国君很多，干得不顺心就换地方，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5，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上级如果没出息，孔子就拍屁股走人，跳槽换东家，绝对不会以死效忠。先秦三位大儒，孔子活了七十多，孟子八十多，荀子七十多，他们都不只效忠一个主人。

“文革”时全民“批林批孔”，也没能把孔子彻底“批倒批臭”，就是因为孔子真有底线，他不会为了利益结成主奴关系，做丧失人性的事，哪怕跟国君他也不干。《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这类批判作品真正展现的，也只是孔子的不合时宜和有点悲凉的失败人生。

经过这一番流亡、换工作，孔子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还是著书立说、开课讲学。毕竟大贵族的家臣、雇员多得是，不缺他孔丘一个，但对于鲁国那些穷学生，孔子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人。靠着这些学生，孔子也才可能干出点有影响的事。在齐国几年，这方面是荒废了。

想到这一层，孔子就对富庶安定的齐国没任何留恋了，立刻收拾家当赶回了鲁国。16从这以后，他再没有放松过学问和教育事业，一直到死。

孔子这次出逃，三桓家没有追究。但这次回来之后，孔子就不再给季氏家当职员了，他要全力投入文教事业。

孔子对鲁昭公的感情也很复杂。

鲁昭公在外面流亡了七年。他死后，尸体被运回曲阜，季平子肯定不想按规矩办丧事，但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让人指指点点，就把昭公埋在了国君陵区的最外边，意思是说这国君当得不太够格。孔子晚年在鲁国掌权，那时季平子早死了，孔子让人在昭公墓外面挖了条沟，把陵墓圈到了国君陵区的范围内。对这个他曾一度追随又实在扶不起来的无能国君，孔子最后尽了一点臣节。

孔子晚年，陈国一位高级贵族曾问他：你们鲁昭公，算是懂礼的人吗？

孔子说：当然懂礼啊。

那位陈国贵族当面没表态，事后托人转告孔子：鲁昭公娶了吴国公主做夫人，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祖训，这怎么能算懂礼呢？您曾经说“君子不结党”，又这么公开袒护不懂礼的鲁昭公，这还是在结党啊！

孔子自然很尴尬，向传话的人道谢：您看，我犯点儿什么错误，就有人给指正，真是幸运啊。17

追随鲁昭公这事儿，道义上站得住，理智上就不那么靠谱，因为鲁昭公这人实在没出息。这算是孔子一段失败的经历，跟他提这个，有点像揭人旧伤疤。



* * *



1　《礼记·杂记下》：“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

2　《论语·季氏》。

3　《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4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5　《礼记·檀弓下》：“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6　《论语·雍也》。

7　《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8　《左传·昭公二年》：“周礼尽在鲁矣！”

9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10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1　见《史记·孔子世家》。

12　《论语·卫灵公》。

13　《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4　《论语·泰伯》。

15　《论语·八佾》。

16　《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17　《论语·述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条。





第四章　阳虎的时代（40—50岁）


阳虎掌控鲁国——邀请孔子共事的迟疑——鲁国为晋国充当打手——晋国寡头们如何看阳虎专权——差点灭亡的三桓——阳虎逃亡





阳虎的奇迹


孔子从齐国归来后的十年，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他在鲁国的生活相对平静，没做官，主要是招徒弟，讲学。这是他的学术声誉迅速增长的时期，很多有名的弟子，都是这个时期投到他门下的。

这十年，也是阳虎在鲁国最成功的时期，特别是后几年，他实际上掌握了鲁国政权。

孔子外表不动声色，但内心充满惊奇地看着阳虎日渐发达。这个和他身份相同的小贵族，居然在短短数年里，爬过了身份等级的重重壁垒，日渐接近权力顶端，直到整个鲁国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阳虎为什么能成功？孔子一直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阳虎这人，从有限的史料记载看，是个直脾气，不怕死，能打仗，赳赳武夫，个性是老式贵族或者说早期贵族的典范。他崭露头角受到季平子提拔，就是当年鲁昭公流亡时，他去攻打郓城。此后，他在季孙氏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孔子47岁这年，季孙和叔孙家的族长——季平子和叔孙成子相继去世了，继承人都还年少。如今三桓家族里面，资历最老的要算孔子的学生，26岁的孟懿子。这为阳虎专权创造了机会。

阳虎专权的起因，由季平子的丧事引发。季平子去世后，他的家臣要操办丧事，阳虎也是重要家臣之一。商量丧事规格的时候，阳虎提出，要拿季平子生前佩戴的一块玉石随葬。另一个季氏家臣仲梁怀不同意，说季平子不够格，那块玉本来是国君级别才能戴的。俩人这么结下了矛盾。

季平子生前为什么戴上了国君的玉佩？因为当年鲁昭公在外，季平子以国君身份代理祭祀先君，戴的是这块玉。

不久，刚继位的季桓子巡视自己的封邑，到了费城（今山东费县）。这里是季氏家族封地的中心，也是阳虎重点经营的地方，本地管家叫公山不狃，是阳虎的死党。公山对季桓子一行很恭敬，季桓子也识趣，对公山很客气。但那个不识时务的仲梁怀就很不礼貌。

公山咽不下这口气，向阳虎报告。阳虎决定翻脸，先把季桓子和他哥哥抓了起来。仲梁怀见势不妙跑到了国外。另一个季氏家族的成员，公何邈，就没这么幸运，被抓住杀掉了。

次月，阳虎迫使季桓子与他盟誓，内容大概是季桓子承认阳虎首席家臣的地位，阳虎答应忠于季氏家族。

那时的人信神，他们相信，只要盟誓时向神献祭，神被召来享用了祭品，听取了双方的誓词，就会保障盟誓的效力，谁再违约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这样，阳虎当上了季氏家族的“宰”——首席大管家，实际上也就掌握了鲁国的政局。为落实盟誓内容，阳虎又驱逐了几个曾反对他的季氏成员。

次年，阳虎集合鲁定公、三桓族长和曲阜所有的贵族盟誓，要各家捐弃旧怨，一致支持国君鲁定公，其实这是他完全掌控鲁国的象征。孔子这时在鲁国生活，应该也参加了这次盟誓，他对阳虎的崛起充满好奇，又不知所措。

阳虎是季氏的家臣、管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职业经理人”身份，本来只能给老板打工，他却能掌控季氏家族的实权。按说这很不应该，但这种苗头，在鲁国已经出现过了。

在季氏上一任族长季平子的时候，有个家臣叫南蒯，他家连续几代人给季氏当管家。南蒯干的是费城宰，这里是季氏大本营，要用最放心的人去管理，还修了很高的城墙，万一哪天季氏和国君反目打起内战，这里就是最可靠的大本营。

季平子还没当族长的时候，就和南蒯的关系不太好，他上位后想找机会把南蒯换掉。南蒯也在防范季平子。他联络上了鲁昭公的一个兄弟，公子慭（音印），合谋制订了政变计划：赶走季平子，把季氏的所有封地、产业都上交给国君，由公子慭取代季氏的政治地位，南蒯则晋升为直接为国君效力的大夫，继续管理费城。

这个计划中途泄露，公子慭见势不妙，逃亡到齐国。南蒯则裹胁着费城的百姓叛乱，不再服从季氏的命令。季平子以朝廷的名义发兵讨伐，可惜费城的城防太牢固，用了两年时间都没打下来。

有人给季平子出主意：悄悄联络费城的其他管家，策动他们反对南蒯。这一次成功了，南蒯也被迫逃到齐国，投奔了齐景公。

齐景公对南蒯的态度也颇有趣，他依照国际惯例安顿了南蒯，还比较看重，有时让南蒯参加自己的宴会。有次齐景公喝多了，指着南蒯开玩笑：“你这个叛逆！”

南蒯为自己辩解：“我叛变季氏，是为了效忠鲁君！”

有个在座的齐国大夫看不下去了，指责南蒯：“身为家臣，就该一心为封主效力，你想越级讨好国君，这才是大罪！”1

齐景公也不傻，他当然赞许南蒯对鲁君的忠心（也未必是真的忠心，但客观上对国君是有利的），但也不愿和国内那些大贵族公然作对，所以他接纳了南蒯，但说话间又要划清界限。

春秋的国君都要顾及大贵族们的想法；到了寡头政治的阶段，寡头们自己做主，甚至已经不用考虑国君的想法了。后世的中国文化人习惯了“皇权专治”和“民主共和”的二元划分，看问题非黑即白，思考历史的方式就从三维降成了二维，很难理解春秋寡头们的共和游戏规则，这个历史观的盲点可能会造成认知陷阱。

南蒯这次对抗季氏，发生在孔子22到24岁之间，他刚刚到季氏家当小职员的时候。一位经理人差点赶走了老板，侵占了老板的产业，这给孔子带来的冲击不小。他后来的政治主张跟这很有关系。

另外，公子慭这次逃亡到齐国，也有一点余波，就是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齐景公做夫人（老夫少妻）。再后来，鲁昭公逃亡齐国，他是景公夫人的叔叔，所以齐景公要把他招待好。齐景公这时齐国还没出现寡头势力坐大，所以是鲁国君主的一个不太得力的外援，晋国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说过南蒯事变，回来再说阳虎。他比南蒯更成功，把三桓家族和鲁定公都挟制住了，成了鲁国事实上的当权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就是因为鲁国的“寡头共和制度”有漏洞。一是缺乏竞争：三个家族世代专权，甚至排名都不变，三家当权者的素质难免越来越差。就像上一代的季平子，能力和修养都非常低。他们从生下来就养尊处优，当官也只管些台面上的礼仪、外交之类的工作，地方管理都交给了各种管家，不了解地方的基本情况，就给了管家们各种机会。第二个原因是，三家的权势都是一代传一代，但新继位的族长可能很年轻，掌控不了局面，有个权力空窗期。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会出现阳虎这种管家当权的局面。季氏既然已经控制了鲁国，谁能掌握季氏家的权力，谁自然就能掌控鲁国了。

春秋开端以来，中原列国政治越来越无序，孔子专门总结过。他说：天下最有秩序的局面，是天子（周王）有实权，掌管文教（礼乐）和军事（征伐）；从西周垮台，春秋开端，王室的这个秩序就没有了。各诸侯国自己行使文教和军事权力，这还不算完全的失序，因为国君有权威，还能保证十代的安定。一代人执政的时间大概二三十年，十代就是两三百年。

但诸侯国君掌权的局面也不容易维持，会变成“三桓”这种极少数寡头家族的共和专权状态，他们联合垄断国家权力，世代传承。孔子说，这种政治规范，勉强能维持五代人——到季平子那一代，恰好是季氏家族的第六代人，已经开始没规矩了。

比寡头共和更糟糕的情况，就是阳虎这种管家篡夺了主人的权力，还掌握了国家政权。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阳虎这种当管家的小贵族。孔子说，这种局面，能维持三代人就不错了。2

三代人，是近一百年的时间。孔子说这话的一百年之后，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战国初年，寡头共和制度真维持不下去了。但孔子也来不及看到了。

但“陪臣执国命”也暗示了一点改良的可能性。因为比起几家贵族的“共和”游戏，这时的权力总算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了，陪臣如果给国君“奉还大政”，就像南蒯对齐景公宣称的那样，秩序就恢复了一部分。或者，这位陪臣索性废黜了国君，自己正式即位，那也会有高低尊卑、令行禁止的一套秩序。孔子说“三代”，留的余量很大，他也是在悲观里观望，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机会。





街头相会


身处权力顶端的阳虎也在关注孔子。他曾经亲自登门拜访孔子，邀请他出来当官，跟自己一起干事业。这段往来被《论语》翔实记录了下来：

阳虎想召见孔子，孔子不去。阳虎又给孔子送了礼物，希望孔子去拜见他。

孔子不愿见阳虎，首先是两人小时候的那场冲突受了打击，之后可能一直耿耿于怀。其次，阳虎现在是“执国命”的“陪臣”，有点乱臣贼子的色彩，孔子不想跟他有什么牵连。

但另一方面，孔子也不敢和阳虎公然对立。按照贵族的社交礼节，别人来拜访过你，哪怕你当时不在，事后也应该回拜。孔子要完成这个回拜的礼节。

他留了个心眼，故意看阳虎哪天出门，才去拜访，正好主人不在家，放下礼物走人，免去了见面的尴尬，也不算失礼。

不巧，就在孔子回家的路上，迎头遇见阳虎了。

两辆马车迎面驶来，那时的街道窄，马车也都是敞篷的，不能装没看见。

阳虎也认出了孔子，停了马车打招呼：“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来！予与尔言。）这是最朴实的大白话。予、尔，就是我、你最直白的说法，没有您、阁下、鄙人一类弯子。阳虎对孔子没客套，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感觉。3

两辆马车迎头遇见了，停在路边说几句话，人不下车，古代叫“倾盖而谈”，因为家用马车上面要装个伞一样的车盖，遮阳挡雨。两辆车靠在一起，就要把车盖放歪一点，才不会互相妨碍。

还有更有趣的，后世读史的人一直没注意到。

原来，孔子和阳虎这两人，长得个头、相貌一模一样，这太难得了。因为按照《史记》的记载，孔子的相貌是有点怪的，五官基本都跟常人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头上隆起一大块（圩顶，有点像年画里的寿星，也是他名“丘”的来历之一），跟他长得像的人不好找。而且，孔子的个头还非常高，还能符合这一点的，概率就几乎是零了。

但阳虎偏跟孔子长得一样，而且是年纪越大，长得越像。再往后几年，还有仇人将孔子错认为阳虎，差点把他给杀了。

这么两个长得又奇怪又相像的中年男人，在大街上停了车，扒着车帮交谈，是很难想象的情景。《论语》的记事本来简略，但对这一幕的记载非常详细，大概就因为随行的弟子们印象太深。

阳虎想劝孔子跟自己合作，出来做官。这番话说得很有意思，用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解读就是：

阳虎知道孔子喜欢讲仁讲智，故意问他，你一身本事，不肯出仕，看着国家混乱也不管，能算仁吗？不能；你想做官，却老是错过机会，能算智吗？不能；时光飞逝，年龄不饶人呀。

孔子只好说：好好，我会出来做官的。4

阳虎的话，都是他自问自答。这是最能打动孔子的大白话，却更像阳虎跟自己对话。他不仅想拉孔子做官，更想清理掉三桓家族，整个另换一套游戏规则。

孔子那时还没名气，做过的最高职位是在贵族家当小职员。国君、三桓这些人，从没想到过在政治上提拔、重用孔子。他们世袭当大官，觉得天下所有的人，当初是干什么的，就该祖祖辈辈干什么。

阳虎掌权想用的偏偏是孔子这类人。他和孔子的级别差不多，最低级的小贵族，要按出身，他们比农民日子过得好，但也没有往上爬的希望。这种制度对他们有限制。

阳虎想干的是大事，鲁昭公身为国君，加上身边一堆年长年幼的贵族支持、超级大国的援助都没成功，现在，他一介士人，能成功吗，值得冒险吗？他想拉孔子一起干，孔子答应吗？他心里没底。他最后一句“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干脆连“尔”都不说，直接说“我”了。

他也在给自己打气。

起码，孔子部分被这话打动了，他同意出来做官，试着跟阳虎共事。





暗中的保护人？


但阳虎在鲁国执政的岁月里，孔子一直没出来做官。

有人说是孔子不愿意，当时敷衍阳虎而已。其实这事儿孔子没太大自主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阳虎现在是挟国君、季氏以令鲁国。就算孔子不想跟阳虎共事，阳虎也不用自己上门劝说，只要通过鲁定公或者司徒季桓子，发一道任命书就行了。孔子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5 ——如果有国君的召唤就急着赶去，哪怕马车还没套好，他也要自己跑着去。他整天讲君君臣臣，不可能违抗国君的命令。现在孔子都答应了，顺水推舟发个任命书更容易。

阳虎大概是回家考虑一番，觉得自己以后要跟三桓决裂，政治风险太大，最好先别让孔子卷进来。那样一旦失败，孔子被人看作自己一党，跟着受牵连；或者孔子可能站到三桓一边跟自己作对。哪个结果，阳虎也不想看到。要让孔子当官，等他彻底搞定了三桓也不迟。

孟子曾提到阳虎的一句话是：“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6这话后来成了成语，很可能也是这次会面时阳虎对孔子说的，因为孔子整天讲“仁”，但富不起来。为富不仁的，是季氏为首的三桓。这还是希望孔子出来，一起干点事业，把为富不仁的整倒。

这两个人少年时有过冲突，进入中年之后，却有越走越近的趋势。再加上俩人相似的容貌、体格，恐怕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这背后很可能有遗传学的规律：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风流老光棍，他和孔子母亲搞跨越阶级的地下恋情，才有了孔子；再有，叔梁纥是孟孙氏的老臣僚，阳虎家是孟孙氏的支庶，这两家走动往来应该很多的……

这当然只能是个推论，似乎太惊人，但它真能把很多本来支离破碎、互相矛盾的史实串联起来。

就说阳虎对孔子态度的改变。关于阳虎的父母，史书没有记载，能推测的是他父亲也去世得早，不然，少年阳虎不可能去参加季氏的宴会。另一面，阳虎的母亲作为很多事情的知情人，应该对阳虎有过很大影响。阳虎年龄增长之后，可能比孔子先了解到上辈人的那些纠葛，自己和孔子的血缘关系。因为他生长在孟氏大家族这个环境里，跟孔子颜家庄的知识背景太不一样。

少年时候，阳虎对孔子那次发难时，也许已经知道了孔子和自己的这点关系，但少年人对此容易反感和难以接受，才表现成对孔子的敌意。但随着两人年龄的增长，这种对立感会往相反的方向转化，只是两人的政治理念又表现得太不一样，很难走到一起，便生出了各种纠葛。

此外，阳虎在逐渐掌控鲁国的过程中，从没有为难过孔子，甚至可能有些暗中保护。比如孔子追随鲁昭公逃亡，又从齐国返回，其实和三桓家族的关系已经很难弥合了，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如果真有个暗中的保护人，那恐怕还不是孔子教授过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兄弟，因为他们手刃了鲁昭公的死党郈昭伯，吞并了郈氏的家产，最忌惮的就是追随鲁昭公的人。算来算去，这个在高层悄悄保护孔子的人，最大的可能就是阳虎。

但四十多岁的孔子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阳虎少年时和孔子的那次口角，俩人在公众舆论里已经是公认的对手。后人读史书，也一直把这俩人看作死对头，几乎要不共戴天了。

这次路边停车对话后，孔子和阳虎大概再没有过直接交往。对三桓，他们有共同的处境和立场，但走的路子大不一样。

这恰恰成就了孔子后来的仕途。





阳虎的政治路线


阳虎掌权几年的工作，主要是打仗，而且是和大国结盟，打同盟战争。

阳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是服从晋国，抗衡齐国。从一百多年前的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楚国开始，晋国就是中原的霸主，替周天子维持诸侯秩序，鲁国一直服从晋国。晋、鲁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祖上是一家人。

比晋文公的崛起早一代人，是齐桓公称霸。所以对于晋国后起的霸主地位，齐国人心里总有点不服气。晋文公死后的一百年里，晋、齐打过两次比较大的仗，都是齐国惨败，说明晋国的地位不容挑战。但另一方面，晋国人也知道齐国的资历和实力都比较靠前，也不敢拿它做政治上的附庸，地位比较平等。

至于齐国和鲁国，是南北邻国，又是可以通婚的异姓之国，所以两国的关系还算可以，偶尔有些规模不大的战争冲突，基本属于姻亲之间的小恩怨，没多久也就过去了。

到阳虎当权的时候，鲁国跟齐国的矛盾主要是当年昭公流亡，齐国为了安置昭公，占领了鲁国的郓城等地方。后来昭公逝世归葬鲁国，这些地方齐景公一直占着没还。阳虎就为这个跟齐国打。

从鲁定公六年到八年这三年间，齐、鲁都在打仗。这几仗，名义上的统帅是季桓子、孟懿子，或者是鲁定公，但实际统帅都是阳虎。齐国人后来有点吃不住，把占领的鲁国土地归还了一部分，但没全交还，所以仗一直没停。

除了打齐国，阳虎还带着鲁军打郑国。

郑国也是周王室分封的，在晋国南边、楚国北边，一直在两个大国间摇摆，没什么独立性。到阳虎执政的时候，楚国被东南边刚刚崛起的吴国打败了，元气大伤，郑国就趁机活跃起来，挑战晋国奠定的国际秩序，支持前几年王室内战中失败的王子朝流亡势力，又吞并邻居小国，让以中原盟主自居的晋国很恼火。

阳虎伐郑就是为晋国当打手，教训郑国。这次伐郑名义上挂帅的是鲁定公。鲁、郑两国不接壤，鲁军先向西穿过卫国，占领了郑国的匡城等地方，搞了一番破坏，以示惩戒。这次破坏匡城给后来的孔子添了不少麻烦，是后话。

而且阳虎带着鲁军班师，经过卫国，还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幕。按照当时中原列国间的规矩，军队穿过别国境内要提前派人通报一声，借道（假道）。但阳虎这次没有事先通报，鲁军的车队直接驶进卫国都城的南门，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一路狂奔，又右转出了卫都的东门，奔鲁国方向去了。

卫灵公很生气，想派兵追打，后来经人劝了劝，还是忍住了。

阳虎为什么不给卫灵公面子？因为这时的卫灵公对晋国有点离心倾向，阳虎这还是替晋国警告一下的意思。

军队不经允许，居然从别国都城的大街上公然开过，后人会觉得有点不好理解。其实在春秋时代，国家关系和后来，和近代很不一样，那时的中原列国默认大家是周天子统治下的成员，互相间没太大的军事戒备；至于和蛮夷国家相邻的，因为路程较远，总有做出反应的时间，一般也没有专门管理国境线的边防机构。那时称国界为“封疆”，“封”就是在路边堆一个大土堆，作为国界的标志，很少有别的管制措施。清代学者把这总结为“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7

这次伐郑归来，阳虎派季桓子、孟懿子两人到晋国报告战况，进献战俘，表示对晋国盟主地位的尊重。这次出访规格很高，以往除了以周王名义召集的诸侯大会，很少有季氏、孟氏两家的族长同时出使。列国也都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是阳虎。

晋国这时是六个卿家族联合执政，这些寡头家族各有分工，国内基本都瓜分成他们的封邑了，中原的诸侯列国也分给六卿家族“对口管理”，主管鲁国事务的是范氏家族。几年前鲁昭公出逃，带着晋军到鲁国维持秩序的，就是范献子（范鞅）。这次主持接待季桓子、孟懿子的，也是范献子，他经常接受三桓的贿赂，在晋国充当三家的保护伞。8

孟懿子难以忍受阳虎专权，但他不敢向范献子公开“揭发”，那样根本没用，他只是向范献子暗示：万一哪天阳虎在我们鲁国待不下去了，到了晋国，您可一定要给他安排个职位！

这是暗示，我们三桓和阳虎不是一条心，以后早晚会出情况，您要事先有所准备。

范献子没多想，他这人贪心大，但城府不太深。在晋国的国务会议上，他把这个情况向其他的卿做了通报。另一个卿赵简子（赵鞅）总结说：看来鲁国三桓对阳虎是又怕又恨，他要是在鲁国无法立足了，应该会来晋国的。

赵氏和范氏这时已经有裂痕了。所以赵简子想到，范献子和鲁三桓关系好，如果以后赵、范两家反目，范氏肯定要拉三桓做同盟军，那阳虎就是个对赵氏有用的棋子。

春秋的国际关系太复杂，就因为里面不是单纯的国家关系，还有列国各寡头家族的内斗与联盟。





又一场内战


阳虎这三年连续打仗，暴露出来鲁国贵族的一个新问题，就是这些人已经失去了祖宗辈的勇气，不想，也不敢在战场上拼命了。

齐、鲁两国这三年的战争，更像小孩游戏，或者像中学生郊游，还没上战场各种新鲜刺激，咋咋呼呼；真到两军对阵，都缩头缩脑不敢冲锋。一个叫冉猛的士人，一年里两次战斗，一次装成腿受伤的瘸子，一次干脆从战车上假摔下来，而且脸皮很厚，洋洋自得，气得阳虎骂他“尽客气也！”9这个“客气”，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谦逊有礼貌，而是装蒜、虚情假意的意思。他拿这些人没办法。

不仅鲁国如此，当时郑、卫、齐、宋等中原国家，甚至楚国这种原来颇具蛮夷色彩的国家，都出现了贵族退化问题。打仗本来是贵族的老本行，现在老本行不行了，文化上也未必有造诣，只剩了斗鸡走狗、声色犬马。阳虎跟了季氏多年，像季平子为斗鸡翻脸一类的事儿，他见得多了。

三桓不得志的支庶子弟，也逐渐集中到阳虎周围，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鲁定公八年，孔子50岁时，阳虎最终下决心对三桓动手。上次想除掉季氏、三桓的是国君鲁昭公，现在换成了季氏的家臣阳虎。

阳虎的第一步策略，用后世“三十六计”的说法，是“李代桃僵”——他自己准备代替孟氏族长孟懿子，用季、叔两家投靠他的两个支庶子弟，替换掉季、叔两家的族长。这样表面上还维持着三桓家族的格局，但他就变成正规、合法掌控鲁国政权的人了。

但也不是没问题。阳虎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季氏家族，各级管家基本都换成忠于他的人了，但孟孙、叔孙两家他还没能控制住。如果把三桓族长都抓起来，孟孙和叔孙两家肯定会纠集武装开战。

春秋列国还没有专业军队，都是大小贵族的私家武装。季孙氏独大，武装力量占鲁国的一半，孟孙、叔孙合起来就是另一半。所以阳虎要做打内战的准备。都城曲阜这一带是季孙家的势力范围，阳虎秘密下令集中曲阜地区的战车。在平时，战车和战马是分开的，战车保存在车库里，战马饲养在靠近水源、草地的牧场，这需要一段时间。

还要把季桓子抓起来，而且不能走漏风声，引起孟、叔两家警觉。于是阳虎声称在曲阜郊外的庄园“蒲圃”举办射猎宴会，邀请季桓子参加，想趁机把他抓起来杀掉。

但调集兵车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孟懿子感觉不妙，忙从自己的封地——成城调集武装，让他们在阳虎准备动手的那天赶到曲阜。一部分人先潜入了孟懿子家，装成做工的苦役埋伏起来。

到宴会这天，阳虎“陪”着季桓子出城，他乘车走在最前面，堂弟阳越的车在最后，季桓子的车被夹在中间。还有号称负责“围猎”的步兵，拿着矛和盾走在季桓子马车两侧。

看到这形势，季桓子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他悄悄对车夫说：你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季氏效力的，你也要善始善终啊。

车夫说：您这话说晚了！现在阳虎当政，全国人都听他的。我要违抗他的命令就得死，而且死了对您也没什么用。

季桓子说：现在也不晚，你只要把我送到孟孙家就行！

车夫还有点犹豫，经不住季桓子的鼓动，决心冒险。当车队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车夫突然转向，打马朝孟孙家飞驰。阳越的马车紧追不舍。

孟孙家早偷偷戒备了，看到季桓子的马车跑进自己家，立刻关了大门。阳越追来，被孟家人从门缝里放箭射死了。

阳虎见势不妙，立刻控制了鲁定公和少年叔孙武叔（“武”是谥号，他实际上叫叔孙州仇），双方打起了内战。战事一旦拖久，阳虎这边就逐渐不行了，因为他没控制住季桓子，季氏在鲁国影响力大，忠心追随阳虎的人越来越少。他只好撤出曲阜。不过他跑得很从容，还在孔子当年停丧的五父之衢吃了顿晚饭，住了一夜。手下人催他快走，三桓的人就要追来了。阳虎说：“他们捡了条命，高兴还顾不上呢，哪有工夫追我？”

三桓势力逐渐反攻，到最后，阳虎只剩了鲁、齐边界上的两座城池和季氏老巢费城，阳虎死党公山不狃一直在那里固守。阳虎看大势已去，就投靠了齐国。

这一步走得有点凶险，因为他主政鲁国期间，跟齐国连年打仗，结下了不少冤仇。如今到了齐国，没多久就被逮捕了，齐国大臣们争论怎么处置他，阳虎却找机会逃出来，去晋国投靠了赵简子，受到重用，这步棋赵简子已经想到了。

这关系就复杂了，晋国的范献子联络着三桓，赵简子却收容了三桓的叛逆，范、赵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阳虎这次叛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孔子可以当官了，孔子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从政机会。但我们先放下孔子的仕途，来介绍他的思想和学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会明白他的主张是什么，他当了官都想要干些什么。



* * *



1　《左传·昭公十四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

2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3　《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朱熹集注：“阳货，季氏家臣，名虎。”货即虎，古同音，也有人认为分别是名和字。

4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5　《论语·乡党》。

6　《孟子·滕文公上》。

7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记》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

8　春秋中后期这种贵族寡头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现代学术界也缺乏专门的研究成果。

9　《左传·定公八年》。





第五章　思想和学术


春秋贵族的基本功训练——关于马车的礼节和技能——“礼”表现身份差异——“仁”唤起人类共性——一直被隐藏的哥哥和姐姐——天堂里没有食堂的预设——春秋鬼神的显灵方式——活人扮演鬼神，接受祭祀





孔子的课程：六艺


阳虎为政这些年，孔子没什么官职和社会活动，一直在专职授课。（见彩图3）40到50岁这段时间，是孔子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他的学说开始被人们了解、接受的时期。

彩图3　明清时人所画鲁定公初年孔子讲学图（《圣迹之图》，明，作者不详）

这是阳虎在鲁国掌权的时期。案上的线装书画错了，因为孔子时代只有竹简木牍。



孔子一生有很多弟子，《史记》说他弟子三千，有名有姓列出来的有七十多人。这又有不同情况。首先，像孟懿子、南宫敬叔这种高级贵族，请孔子担任私家教师，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师生之礼，主要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不会列入孔子的学生名单。

其次，有一小批弟子，像子路、颜回、子贡这种，长期追随孔子，关系超越了一般师生，甚至接近父子，等孔子当了官，他们也有机会，这是孔门弟子的核心成员。

再次，多数弟子，交了学费跟孔子学点文化，但没有太深的关系。特别是孔子地位高了以后，慕名而来的弟子多，孔子自己教不过来，主要靠那些核心弟子分别教，这些可以算再传弟子。

孔子教弟子的知识，早期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先说“礼”，它是各种社交礼节，背后则是身份制度。所以周人的礼，混合了制度和民俗两个层面的东西。小到一般贵族（士人）的婚丧嫁娶、祭祖待客，大到国君会见国君、国君朝见天子，周人都有一套繁琐的礼节。这些礼节，孔子喜欢说是周公制定的。其实周公掌权时周人刚开国，忙的是“大分封”这类军政大事，应该还顾不上婚丧嫁娶的礼仪问题。

贵族阶级的民俗，也是慢慢发展来的，有些是先在一个地方出现，逐渐传到别的地方。像晋国，丧服穿黑色（中国传统丧服都是白色，欧洲反倒是黑色），那是因为晋文公刚死，晋国要跟秦国打仗，觉得穿白丧服出去不吉利，就变通成黑的，这么保存下来的。

再比如，鲁国女人服丧，要用麻线扎在头发上，这是孔子出生前18年，鲁国跟旁边的小国——邾国打仗，死了很多人，家属去迎接拉回来的尸体，都在头发上扎根麻线。为什么扎？不知道。但此后鲁国女人服丧，扎麻线就成礼俗了，又被孔子编入了正规的丧礼。1孔子的学生南容（也是他的侄女婿）母亲死了，孔子还教侄女怎么往头上扎麻线。2

再如，鲁国贵族送见面礼，本来鹅（大雁）、羊羔都可以，没有轻重之分。但孔子50岁那年，也就是阳虎掌权的最后一年，晋国来帮助鲁国打齐国，双方见面时，晋军统帅范献子拿的礼物是羊羔，两名副手拿的是鹅。鲁国人从此觉得羊羔比大雁高级了，“鲁于是始尚羔”3。

到孔子教弟子的时候，他们开始拿笔把这些礼节记录下来，方便记忆和传授。这就是现在的《仪礼》等篇章，里面有士人的成人礼（冠礼）、婚礼、相见礼，还有贵族们请客宴会、出使外交、国君招待大夫、大夫朝见国君、丧事、祭祀等种种礼仪。这些礼仪越来越繁琐，一般人逐渐搞不明白，得有专门懂的人，给贵族或国家当管事、司仪。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儒家，礼是他们的老本行。

乐，是音乐。

周人贵族的礼仪，特别是外交、祭祀，都要有音乐伴奏。所以儒家不能不懂音乐，这也是孔子教授的必修课。他给弟子上课，常常是几个人坐着聊天，讲一阵自己的学习心得，弹奏一会儿琴。

孔子自己特别喜欢音乐，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不能算业余）。在没有收音机、录音机以前，音乐都是奢侈品，各国朝廷里有专门的乐官，叫“师”，都是盲人，因为他们听音敏感。大贵族自己有家庭乐队。春秋贵族吃饭要有乐队伴奏，叫“钟鸣鼎食”。比如宋景公，一次想找个大臣商量事情，听见大臣家那边有钟声传过来了（那时编钟是乐器），宋景公知道这是大臣在吃饭，就让人等音乐停了再去叫。

一般人，甚至一般贵族，都养不起乐队。像孔子这样实在喜欢的，只有自己学。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哪儿都要跟当地的乐师学音乐。他听见别人唱没听过的歌，也要让人家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弹琴，把调子记下来。

还有一点现在人不太了解的，就是古代的“乐”也包含了舞蹈。那时贵族宴会，宾主经常一起跳舞。还有更正式的场合，朝廷的典礼、祭祀，也都有集体舞蹈的程序，有点像现在的团体操表演。贵族子弟从小受教育，舞蹈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要从十几岁学到二十多岁。4

射、御，分别是射箭和驾马车。

这是打仗的技能，贵族的基本功。但这两样不是书本知识，得靠平时有条件多训练，再加实战锻炼。

西周的时候，周王朝廷有专门的贵族学校，教贵族子弟们驾车、射箭，也教一点文化课，那时就叫“大学”。但自从西周终结，朝廷东迁以后，王室的权威不行了，贵族学校也办不起了。到孔子时代，贵族只能在自己家里学这些，因为他们养得起教练师傅。

除了打仗，这两样还有用处。射箭也是贵族的游戏。那时贵族宴会上一般不玩牌，而是比射箭。出城打猎，也用得着射箭。

驾车像现在开汽车，自己用车当然方便，伺候领导也用得着。而且，春秋贵族的车是专用的双轮轻便马车，车体很小，敞篷，也可以加一个伞形的车盖，驾四匹或两匹马（天子可以驾六匹甚至八匹），可以跑得很快，也可以作战车用。这种车可以做得很高级，比如用昂贵的檀木制作，叫“檀车”5，还可以进行很复杂的髹（音休）漆，再加上错金、鎏金等工艺，“美泽可以鉴”，鉴就是铜镜子，这是说车体就像镜子一样光亮华美。6

对木器进行漆加工，是中国古代的独特技术。明朝末年开始有欧洲传教士来中国，最早的一位是意大利人，叫利玛窦。他写了一本《中国札记》，里面就提到了他对中国油漆桌椅的惊奇，他觉得木器经过这种处理，就成艺术品了。

这种高速轻便马车，商代后期的殷墟时期才出现，到秦始皇时还在用。它的制造技术很复杂，特别是和高速驰骋有关的车轴、车轮等制作工艺。《庄子》里记载一个专门制作车轮的工匠，他说：我这技术是多年学习加揣摩出来的，想把自己儿子教会也没那么容易。

但从汉代开始，这种两轮高速轻型马车就逐渐失传了，后世再也没能复原出来。因为汉代已经流行骑马了，有急事都骑马，不再靠马车赶路，马车朝着宽敞舒适、车厢封闭的方向发展，用来拉车的马也少了，一般是一匹，车速就慢多了。

再到宋代以后，文人已经完全不知道春秋时候的马车是什么样子了。明清时期的画家画过很多孔子事迹图，里面的车都是驾一匹马（甚至一头牛）的厢式慢车。直到近现代，考古发掘出了很多商周春秋的殉葬“车马坑”，都是用真车真马随葬，这才重新了解了春秋时期的高速马车造型。

孔子成为贵族以后，也补课学会了赶车、射箭。他给学生们教这些，最需要的是那些穷人家出身的学生，他们以前没机会接触这个。驾驭四匹马的车，需要很复杂的技术。以骑马为例，靠系着马嚼子的缰绳控制方向，拉右边绳子马就往右拐，拉左边的就往左拐，两根一起往后拉，就是“刹车”。四匹马驾车，就有六根缰绳了，它们怎么抓在手里，怎么操控，《诗经》叫“六辔在手”，大有学问。7

四匹马为什么是六根缰绳，而非八根？因为只有靠外的两匹马负责转弯，各需要有两根缰绳。靠里的两匹马不负责拐弯，两根缰绳就合成一根，只负责“刹车”。

驾车技术之外，还有专门的知识和礼节要学。

那时马车都是载三个人，战车的规矩是驭手在中间，弓箭手在左，戈手在右，分别叫“车左”和“车右”。三人的级别是驭手最高，弓箭手、戈手次之。分左右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正常人都习惯用右手，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最方便，所以弓箭手站在左边最合适。驾驶战车对打，距离稍远时，要让对手处在自己的左前方，方便弓箭手射击；但如果两车靠得近了，就要把对手放到自己车的右边，给戈手制造砍杀的机会。

国君、指挥官乘坐的车，和普通战车的规矩不一样，是领导在中间，驭手在左边，卫士（车右）在右边。当驭手和车右的，必须是贵族身份，至少是士，而且最好和长官不是同姓（同家族），三人的服装要有明显区别，让车下的人不容易认错。8

平时出门前，驭手要先拿着马鞭子站在车前，监督仆人们把马套在车上，因为驭手也是有身份的人，套车这种事不用亲自动手。

车套好以后，驭手把固定车轮的“軨”打开，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没有问题，然后撩起衣襟，从车后边登车（马车上、下车都在车厢后方），扶着车厢上的扶手带子（绥），在自己的位置跪坐下来。拿起马鞭的同时，双手把六根缰绳（辔）用手指分别夹好，赶车走上几步，检查一切正常。然后停车，起立，等待领导出门上车。

侍从们簇拥着领导登车时，驭手要把缰绳和马鞭都抓到一只手里，腾出一只手帮着领导抓扶手带子。领导的专车有两根扶手带子用于登车，一根领导专用，另一根给驭手、卫士用。

等领导上车后，车下的侍从退避，马车缓步朝院子外面走，侍从们徒步跟在车两边。到大门的时候，领导拍一拍驭手的手，示意放慢速度，转头命令卫士（车右）上车。当车驶近门道、沟渠减速的时候，车右都要跳下去步行，预防意外事件……9

给孔子驾过车的学生，有子路、樊迟、宰予、冉有、颜刻，家境大都不好，孔子让他们当义务的司机，他们也借这机会练习赶车，学这套本领。

不仅赶车有礼节，乘车也有。孔子乘坐马车的讲究是：上车以后面朝前站立，手抓牢扶手带子；在车厢里不乱转身，不大声吆喝，不指指画画。10这样有安全的考虑，避免惊动了马匹，或者干扰驭手的注意力，另外也是表现庄重的身份，因为只有贵族能乘坐马车，必须有上等人的威严。

那时的马车上可以站着，也可以跪坐，但道路不好，马车又没任何防震设备，跪坐着会颠得很难受。有些高级的马车，会用整张牛皮做车厢底，这叫“革车”，坐在上面就不那么硌了，再垫上厚垫子更舒服。但孔子好像没有过这么奢华的马车。

在马车上行礼叫“轼”。轼本来是车前面的扶手横木，在车上表达敬意时，要身体立正，表情肃穆，两手放在横木上，所以叫“轼”。一般进城门、街区门时，乘车人都要“轼”，以示敬意。孔子乘车时见了穿丧服的、修城墙的，都要“轼”。修筑城墙的都是底层百姓，但他们是在给国家工作，所以贵族也应当表示敬意。11

书和数，是书法和算数，也是实用技能，给贵族家当文书、账房先生，这两样有用。孔子以前给季氏家干活，管仓库，管牛羊，就是用这两样。

以上“六艺”，是孔子早期教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士的基本技能。随着孔子和弟子们年龄越来越大，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越来越高，课程就提高到了“六经”。或者说，孔子教弟子，前期主要是六艺，后期主要是“六经”，我们到孔子晚年再介绍“六经”。





世袭社会的规矩


孔子关心政治。他那个时代，列国政治都有点乱了，孔子就希望重建政治秩序，他后来从政也是为了这目的。

孔子理想的政治秩序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周人灭商，建立王朝之后的“封建”秩序。首先是周王（天子）和诸侯国的关系。周王要有权威，国君们必须服从周王，定期去朝觐，为王室服务。其次是诸侯国内部国君和贵族们的关系。和周王与列国的关系类似，国君要有权威，贵族们服从国君。

但到春秋晚期，这两层秩序都已经乱了。周王指挥不了诸侯列国，被各诸侯国敬而远之。列国的国君，很多也指挥不了大贵族，少数大贵族变成了世袭寡头，把国君控制得像傀儡。孔子梦想把这两层关系都正过来。

这套道理说起来没人敢反对，但真正的掌权者却都不愿实践：各诸侯国君，当然希望国内的贵族寡头服从自己，但自己不愿服从天子；贵族寡头也一样，希望家臣、百姓都老实听自己的，自己却不愿听国君的命令。既得利益谁也不愿放手。

孔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周王和诸侯的关系太重大，牵扯太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他这代人能解决的，所以他重点关注国君和大贵族寡头的关系，在鲁国就是国君和三桓家族，希望三桓家族能退让一些，把几代人以来侵夺国君的权力、土地退出来一部分，上下有序，相安无事。他后来从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干这个。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等级身份的区别：天子、诸侯和大夫、士这些世袭的贵族，都有和地位配套的待遇、礼仪，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吃饭（鼎是装肉食的，簋是装粮食类主食的），天子死了，也用这套东西随葬。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甚至坐的垫子有几层，都有专门的规定，而且从生管到死，还要管到后人的祭祀。孔子热衷研究这一套礼仪规范，最反对下级僭越，使用上级的排场。

上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贵族和农民。那时农民几乎都是贵族家的私产，没有属于周王、国君的了。

在孔子看来，老百姓都是笨人，天生就是伺候贵族的，这是万古不变的秩序。他说，上层人聪明有文化，下层人愚蠢，这道理到哪儿都不会变；12治理老百姓，让他们糊里糊涂地听话就可以了，不能让他们太聪明；13都是这个意思。

穷人过日子困难，对富人（贵族）难免有仇富情绪，特别是那些跟贵族打交道多一些的，没有了距离感和敬畏感。孔子很担心这种趋势，他说，穷人要是喜欢暴力，仇视富人，就会出乱子，特别是在富人为富不仁的情况下。14

在颜家庄长大的孔子最了解老百姓的心态，这关系到怎么统治这些人。古代的老百姓没文化，一个共同点就是怕官府、怕老爷。到了民国时候，阿Q上了大堂还不由自主膝盖发软，跪在地上。所以孔子就教学生，你们以后当官，管老百姓，得端着架子，不能乱说乱笑，“君子不重，则不威”。15有分量，有威风，才镇得住老百姓。

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那时的老百姓就吃这一套。别看阿Q那么个小人物，他放胆闹起来也很难缠。要让他老实听话，就得板着脸拍惊堂木，不行再打几板子。孔子早年的弟子很多都是穷人，颜家庄的老乡亲。孔子得教他们怎么当上等人，当老爷。那些阔学生，贵族子弟，不需要学这个，他们从小就有下人伺候，知道怎么指使、驾驭下人，甚至比孔子还拿手。

中国后来的历史，从战国列国搞变法，基本消灭了贵族阶级，专制君主直接统治黎民百姓，社会的阶级划分就不那么明显了，普通老百姓通过个人努力也能改变命运，进入官僚队伍。或者是底层造反、改朝换代，比如陈胜吴广造反，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阶级差别已经糊弄不了老百姓了。再到隋唐，科举制度建立，通过读书考试改变命运，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孔子时代的世袭阶级观念，在后世中国并不是主流。

但放到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又是个特例，专制皇权和官僚机器成熟得太早了。其他古代人类文明里，身份世袭制度更普遍、更长久，一直持续到近代。所以欧洲、日本的文化里，老百姓都有安分知足的一面，能接受祖辈传承下来的职业身份，“工匠精神”，改变命运的奢望不是那么强烈，对社会上层也更尊重。换中国人就不行，都欲望很大，想金榜题名或造反革命，变成达官显贵——他们宁有种乎？





“仁”很简单，也很复杂


孔子承认阶级差别、高低贵贱，但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主张贵族和统治者们为所欲为，而是号召他们对老百姓好一点，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他提倡“仁”，具体到政治和阶级关系上，就是号召贵族和当权者们别盘剥得太厉害，更别草菅人命。

这跟孔子的出身有关。他童年时卑贱，在颜家庄的下层老百姓中长大，知道老百姓也是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他劝贵族们别太奢侈，因为奢侈要靠本钱，就得剥削老百姓。他不光尽力帮颜家庄的老乡亲们改善生活，还同情整个穷人阶级。

这种“仁政”观念，战国的孟子更加重视，到处宣传。战国以后贵族阶级没有了，但皇权和专制国家机器更厉害，控制社会和聚敛财富的能力更强，所以“仁政”的观念没有过时，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

另外，孔子“仁”的观念，不局限在处理阶级关系上，而是所有人互相打交道的准则。它的道理最简单，就是“爱人”，对别人好，和别人处好关系。“仁”这个字的字形，就是两个人形。

但一味地好也不可能，还要有具体操作的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其他的一切人与人相处的准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推导出来。比如，你想升官发财过好日子，你就应该尽量帮别人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孔子称这是“能近取譬”，就是从自己的心态里面，揣摩出别人的心态和需求来，尽量帮助别人。17

这种思想方法看起来太简单，但它还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家特色。因为其他的人类古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和人相处的原则都要靠“神的戒律”来确定。比如，人不能偷东西，在基督教的《旧约》里面，这是上帝发布的戒律；在伊斯兰教中，是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的真主的戒律；佛教里面，是佛祖释迦牟尼颁布的。这些宗教的信徒，就不用问人为啥不能偷东西，这是神赐的经书里写的，你照着做就行了。

但按照孔子的思路就是：你不希望别人偷你的东西，那你就别去偷别人的东西。其他的各种道德戒律，或者说法律原则，都是这么推导的。国家的政权运作，或者贵族对封地百姓的管理，都应该贯彻这套道德和法律原则。

在没有“神”这个立法者的前提下，孔子提供了非常简单而高明的社会规范来源。信宗教的人总是担心：不信神的人，没有神的教导，岂不是要为所欲为，没有顾忌了？其实他们没能理解到这一层。

孔子有时拿这种论证方法给大贵族讲道理。比如他晚年的时候，季氏族长季康子向孔子抱怨：最近老百姓结伙犯罪的案子越来越多了，社会没有安全感，该怎么办？

孔子说：这些人偷的、抢的，都是值钱的东西吧，这些东西您也喜欢啊。那些您不感兴趣的东西，贼人也没兴趣，就算白给，他们也不会要的。18

孔子这么说，是在提醒季康子，你们季家聚敛的财富太多了，所以有些老百姓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去犯罪。你如果有点大局观念，别搜刮那么厉害，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这种论证方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路。

可以说，从人性的层面，孔子的“仁”已经认可了所有人在情感、价值方面都是平等的，这么推论下去，就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但孔子又认为，人的理智和道德水准有差别，他觉得这代表了贵族和百姓的差别，所以希望阶级的划分依旧存在下去。

好像有点矛盾？但也正常。任何一种试图指导社会的思想或者宗教，都会有点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社会本身太复杂了。

孔子亲历了农民（农奴）和贵族两种身份、两种生活，这是春秋时期一般人难有的经历。所以他对两者都有一点理解和同情，希望做个沟通的纽带，两者之间的调停人。这是乐观的立场。但搞不好的话，他会两头不讨好，两面不是人。贵族社会难以真正接纳他，追求全面平等的人又会批判他。

仁的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真的做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因为它不像宗教戒律，哪些事情不能干，一二三四写得很清楚，照着做也不难，标准明确。但“仁”就不行了，它是活的、动态的，你接触的每一个人，个性、爱好和道德观念可能都不一样，要在这些“变数”里面掌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当然不那么容易。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己之所欲”，是不是一定要“施于人”？自己喜欢的，是不是一定要和别人分享？有些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就有这理念，觉得我这东西太好了，是唯一正确的，一定要跟你分享才行；跟你说了你还不信，那你就是异端……孔子的“仁”也处理不了这种具体问题。

所以孔子从来不说谁能完全贯彻“仁”。他首先说：我不是圣人、仁人。他最喜欢的学生是颜回（字子渊），最勤奋、刻苦，物质欲望最低，孔子也只是说，颜回能够坚持三个月不违背“仁”的原则。19言下之意，超过三个月，也难免做不到。

至于其他的学生，他就根本不拿“仁”来评价了。比如孔子晚年时，一个大贵族问他：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他管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倒还可以，仁就不好说了。这位大贵族接着又问：那冉有仁吗？孔子说：冉有给大贵族当个家臣，能干得很好，是不是仁就不知道了。这位又问：公西赤仁吗？孔子说：公西赤搞外交工作很拿手，仁也不好说。20

还有学生拿当时的著名政治人物问孔子：这些人“仁”吗？孔子说：他们这种可以叫“忠”，可以叫“清”，但是不是“仁”，还真不知道。21





说到做不到的“孝悌”


孔子经常拿家庭比国家。他教弟子，第一课是孝悌，孝顺父母，服从兄长，“弟子入则孝，出则悌”22。他说，在家里伺候父母，和当官伺候国君、上级，是一个道理。孝悌，是孔子学说的另一个品牌。

和“孝”理念搭配的，是一套“丧服”礼仪，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去世了子女要服丧三年。这三年里不能从事职业工作，要穿着孝服待在家里，不能喝酒、唱歌、参加社交娱乐，不能结婚，也不能过夫妻生活……

不过古人的三年，不是满三年、三十六个月，因为古人计算年份都按“虚岁”，过二十五个月就算满三年了。其他的亲属去世了，也按亲缘关系的远近，服相应时间的丧，比如一年、九个月、五个月、三个月……

亲属关系分成五级，有不同的服丧时间，这叫“五服”。比如祖父母死了，服丧一年，曾祖父母则九个月，高祖父母则五个月。过世者的辈分越高，反倒服丧期越短，因为服丧的核心，是父母——子女关系至高无上，不是全按辈分来的。妻妾对丈夫，也要服丧三年。

春秋时期，天子和列国的国君还没有这套严格的服丧制度，它是孔子提倡起来的，这么做只有一点点文献上的根据，就是《尚书》的《无逸》篇，这是周公对少年成王的教导，列举了商朝著名帝王的修身自律，其中有高宗武丁王。据说武丁即位以后，曾经三年不说话，以此纪念父亲小乙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谅暗”有不同的解释，孔子这派就解释成为父亲服丧了。另外古人的“不言”，未必是不说话，可能是不主动开口，等别人发问才回答。

孔子从《无逸》里取了“三年”这个标准，作为追悼父母的时限，至于服丧的具体方法，大多是从祭祀前的斋戒事项照搬来的。另外，人想完全独创出一套礼仪是很困难的，孔子提倡的这套服丧的做法，也许曾经是某些地方或族群的风俗，被他借用来，要搞成普遍的道德规范。但从战国到秦汉，儒家这套丧服理念一直没成为主流，到唐宋时候，朝廷才开始全面推行。

曾经有弟子宰予给孔子提意见，说三年的服丧期太长了，耽误各种事情，不现实。孔子的解释是：人刚生下来，要让父母抱三年，才能自己走路，所以父母死了，孩子要用三年丧来悼念，这才符合人的天性！23

按照儒家的丧服原则，儿子死了，父母也要服丧，当然不用三年那么长，具体时间根据嫡长子或者庶子、次子之类又有区别。这就不好用上面的道理解释了。

孔子这么用心提倡孝道，但他自己没有实践的机会。他从小没爹，15岁母亲去世以后才开始认字学道理，以前未必这么自觉。比如当年，他穿着丧服去参加季氏的宴会，被阳虎赶出来，说明他那时还没有严格的服丧观念。

所以孔子讲孝，某种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心理补偿，越是没有经历过，就越觉得好。

至于“悌”，孔子本来有实践的机会，因为他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个哥哥。但可惜的是，不管在《礼记》《论语》这些可靠的早期文献里，还是后来的各种史书乃至杜撰的孔子故事里，我们都找不到孔子和他哥哥打交道的任何记录。

而且，孔子还表现得好像从来没有哥哥嫂子一样。他曾经跟弟子们谈起自己生活里的各种遗憾：官当得不够大，不能一直跟公卿们共事；没有爸爸、哥哥可以照料；替人办丧事难免不尽心；难免喝酒误事。24这几样，丧事和喝酒是从严要求自己，跟外人无关；说没有爸爸也对，毕竟孔纥去世得早，孔子都没见过；但说没有哥哥可以照料，就实在让人不理解了……

我们至少知道，他这哥哥并没有早逝，因为《论语》提到孔子给哥哥的女儿办婚事，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说明这哥哥至少是活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

而且，这位哥哥如果死在孔子前面，就得由孔子主持料理丧事，但史书里丝毫也没提到。《礼记》对和孔子有关的丧事记载得非常详尽，连孔子给姐姐服丧都提到过，但唯独没有记载过孔子哥哥的丧事，所以有两种可能，或者孔子没管他哥的丧事，或者孔子去世时这位大哥还在世。

对于倡导孝悌的孔子，兄弟关系该是很重要的生活内容，但为什么史料里偏偏留白了？很难解释。

《论语》里有两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25。我怀疑这是孔子在念叨他哥。“性相近”，换作两个陌生人不好解释，但如果是说兄弟俩就容易理解了。这意思是说，即使血缘关系很近的两个人，行为和教养也会有天壤之别。至于“下愚”，“下”是出身卑贱，社会地位低；“愚”是蠢笨，脑子死不开窍，和“上知”——出身高、有智慧的人正好相对。

所以我大胆推测，孔子这个哥哥，是和他同母但不同父的兄长，没变成贵族孔家人，一直过的是外婆家那种农民的日子，而且人品也是粗俗愚昧，唯利是图，就像小说《红与黑》里于连的哥哥，孔子也没法拿他现身说法，给学生们演示“悌”，索性就装作这人不存在。

关于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该怎么服丧，孔子也没有留下任何指导意见。他死后，弟子卜商和言偃两人才研究了这个问题。26

当然，哥哥可以不管，但哥哥的家人，还是要尽量照顾一下，所以孔子要给侄女操办婚事。这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一个“孝悌”理念就能解决问题。孔子自己都没法实践自己的理念，这是他的学说和生活的矛盾之处。

孔子的姐姐，经史记载也非常少，只知道这个姐姐死在了孔子前面，孔子好像没有专程参加她的丧礼，也没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弟子们都不太知情。27这个姐姐，应该也是和孔子同母异父，地位不高，成家、生子都在颜家庄那个农民圈子里。假设她是孔纥家这边的女儿，身份高，会嫁个正式的士人贵族，孔子也就有个体面姐夫了。史实显然不是这样。

孔子的家庭关系都不太顺利，除了兄弟关系，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和妻儿的关系。





周人的鬼和神


要了解春秋时人的思想，还必须介绍他们的鬼神观念，包括当时人跟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祭祀。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各种祭祀礼仪，他和弟子们也常担任各种祭祀活动的主持人，“祝”，就是代表世间和鬼神打交道的人。

早期的人类宗教观念都差不多，觉得各种自然现象、动植物后面都有神灵，死去的人也有鬼魂，可以干预活人的世界，这叫“万物有灵”观念。这种宗教形态被称为“萨满教”，它没有统一的教义，就是早期人类很朴素的宗教观念。后来西方产生的几大宗教，就有人为加工创造的因素了，神灵的谱系也简化了，最典型的是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只认定一个真神。

中国的商代也产生了一个比“万物有灵”更高端一点的大神：帝，也叫上帝（后来基督教的“上帝”，是翻译成汉语时借用的词）。这个帝字究竟是什么来历，现在还说不清，反正在商人的甲骨文里面，任何和神圣有关的字，都有和“帝”共用的偏旁。“商”的字头也和它一样，说明商人认为自己是被“帝”保佑的。那时人间统治者只能叫“王”，不能叫“帝”。

对帝的崇拜出现以后，其他的各种神鬼也没有消失，都要接受尘世凡人的祭祀。商王祭祀帝和鬼神，要杀大量的牲畜和人。商贵族祭祀先祖，也会杀人、杀牲。周朝灭商后，周公建立新制度，就不允许搞杀人献祭了，杀牲畜的数量也很少。

中国古人的祭祀观念里，总默认天堂里没吃的，要靠地上的人送饭（祭祀），不然神和鬼都得饿肚子。其他的主流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就很不一样。他们也认为人（好人）死了会升天，而且那里什么都不缺，比地上生活都好，自然也就不用活人去搞祭祀。古代犹太教也祭祀上帝，奉献各种吃的，但基督教把这些都取消了。

在西周和春秋，天子、国君、贵族们平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祭祀，他们的宗教原则，是按政治权力的大小祭祀不同等级的鬼神，并得到这些鬼神的保佑。天子有资格祭祀上帝，祭祀历代周王；诸侯只能祭祀本地山川神、自己的历代先祖，但没有资格祭祀周王，即使是王室后裔也不行，因为那是嫡长子序列（就是历代周王）的特权；贵族士大夫就只能祭祀自己家的灶神、门神等小神，祭祀自己的历代祖先，但也不能有国君，和国君不能祭祀周先王一个道理。

在春秋的诸侯国里面，鲁国比较特殊，鲁君能祭祀上帝，能祭祀周文王甚至更古老的祖先，比如周人的始祖姜嫄、后稷，这母子俩有半人半神的属性。这是特例，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曾经长期辅政，地位高，所以有王室特许。

到孔子的时代又有新问题，就是周人只能把祖先追溯到姜嫄、后稷，这是单亲妈妈和未婚先孕、来历不明的儿子。东方的其他民族，比如商人，还有其他原住民小国，都有自己的祖先传说，和周人的不搭界。但在活着的人的观念里，各族那些半人半神的祖先们不能没关系，总得排个座次。那怎么办？就需要继续创造神话传说，把各族的祖先神都放进去。

周人占领中原之后，已经进行了一些这类工作，比如最古老的夏朝人——夏朝人早没了，但有些部族自称是夏朝的传人；比如山东原住民小国，杞国；再如陈国人，自称始祖是舜帝，周人也接受了这些半神半人的存在，在神话里把他们捏到一起去了，说后稷正赶上尧舜的时代，还在尧舜的朝廷里面当过管农业的官。

但还有些部族的祖先神没有被“整合”进来，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和契母子俩，还有其他东方原住民族。孔子时代的人们就在继续创造神话，给所有这些始祖写“前传”，说他们各自还能往上追溯若干代，还有一位共同的始祖——黄帝。

孔子时代，鲁国朝廷祭祀始祖神，正在尝试往里面加一些新造的比姜嫄、后稷更早的神。这种祭祀半神始祖的仪式叫“禘”和“祫”，每年只能搞一次。孔子对增加新神很不满，但他谨慎，不敢公开反对，只是说：这种祭祀我不想往下看了。他还晃着自己的手掌说：懂“禘”这种祭祀的人，大概觉得天下就像这样（容易掌握）吧！28

前人对孔子这话有很多不同理解，其实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诸神体系和祭祀礼仪也不是完全固化的，它正在经历因为族群文化融合带来的新一轮“造神运动”，已知的“天下”各族的祖先神都要被编织到一个新体系里面。孔子不同意这种创造，但也不好公开反对。他对未知世界非常谨慎。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人要把人间的社会使命、家庭使命完成好，不需要鬼神干预现实生活。对鬼神，只要按照传统把祭祀的礼仪举办好就可以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29，他没明确说有或者没有鬼神，祭祀的时候表现得好像有就可以了。

这种态度倒不是孔子的独创，而是周人的文化传统。商人非常迷信，杀人和牲畜献祭多，用甲骨占卜也非常多。周人灭商以后，总结了商人灭亡的教训，觉得是他们太依赖神鬼，荒废现实的责任。所以周人发展出来一套比较理性、务实的观念，对神灵的祭祀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指望鬼神直接干预尘世的现状。当然，生活中总会有些过于迷信的人，但在周人的政治传统里，这种人都被人瞧不起。

在孔子之前一百来年，曾经有一个“神”降临到虢国某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很可能是当地某人出现了被“附体”的表现。这消息传到洛阳王室，周惠王问内史（主管王室文献）官员：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

内史说：神降临到人间，是来考察人间统治者的“德”，看政治是不是搞得好。陛下平时是怎么祭祀上帝的，现在就怎么派人去祭祀就行了。

周王按照内史的意见办了。这是对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指望神给自己办什么具体的事情。虢国的国君就更迷信一点，他也派大臣去祭祀这位神，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祈愿”要求，神（被神附体的人）很满意，承诺将赐给虢君更多疆土。

虢君这么做，就有点违背周人的理念了。代表他去祭神的大臣私下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如今我们国君搞各种混乱的政策，又迷信鬼神，快要亡国了！周王室的人听说了虢君的作为，也都觉得虢要亡了。不久，虢国就真被晋国吞并了。30

孔子也是周人的正统观念，在生活中很少谈到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31。他还说，贤明的王者，不会拿自己的私人事务去麻烦上帝，王者向上帝献祭，祈求的是天下风调雨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人事务。32以此类推，贵族或者普通人祭祀先祖或家里面的灶神等小神，也是例行公事，不是为了个人的某种私事。这和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很不一样，那些宗教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在上帝的监督之下，任何人有任何生活疑难，都应该向上帝求助，求得指导。





“尸位素餐”的来历


神和鬼人都看不到，怎么祭祀？后世的办法是造神像。从佛教开始，道教和儒家跟着学，都给自己的祖师造泥胎镀金的圣像，给像献上祭品，烧香磕头。普通人家祭祖宗，造不了像，也要画像，都是穿着官服正襟危坐的标准像，挂在墙上接受子孙祭祀行礼。但在先秦时代，还没有给神灵造像的习惯，考古也很少见到那个时代的神像。

没有神像，用什么来代表祖宗神灵呢？周人有两个办法：不太隆重的祭祀，用写字的牌位；隆重的，就要用活人代表鬼神，这种人叫“尸”。

那时天子要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依次递减，普通的士有一座，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个单独的小院或一间屋子。宗庙里的祖宗牌位叫“主”，祭祀活动必须在宗庙里面。别的地方不行，祖宗不肯去。那时贵族逃亡，离家时有个重要程序，就是到宗庙跟祖宗告别，送上最后一顿饭，向祖宗道歉，说子孙不孝，以后没法按时给您送饭了，肚子饿您就忍着点儿。有聪明懂变通的，把祖宗牌位装在车上拉走，到哪儿都能祭祀。但当时多数人不认可。

祭品摆在供桌上，又没变少，祖宗怎么吃的？那时人们说，神灵享用祭品不是用嘴吃，是用鼻子闻，叫“歆”。祭品主要是猪、牛、羊，做得好，味道香，祖宗的灵魂飞来，在天上闻一闻就饱了，然后就会保佑地上的子孙。反过来，祖宗挨饿就会生气，地上子孙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自己不在家，请别人来祭祀行不行？不行。祖宗只吃自己子孙送上的东西，外人送的不吃。当年季平子赶走了鲁昭公，国内就没有国君了，但鲁国历代先君不能饿肚子，季平子就干起了祭祀历代先君的工作，这是政治僭越。当时晋国人赶来调停，鲁昭公还赌气不肯回国，晋国人就对季平子说：你们国家这事一年半载调解不了，祭祀祖宗的工作，你就先代理着吧。这是宗主国也承认了季平子的“代理国君”身份。

隆重的祭祀，要用“尸”扮演祖宗。这尸是活人，选择有讲究：要选被祭祀者孙子辈的后代，或者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奇偶顺序不能搞错。

为什么有这讲究呢？有学者解释，可能是从母系部落时代传下来的遗风。那时还不是夫权的小家庭，男女关系比较随意，但为了防止出现亲属乱伦，对代际辈分非常敏感，上下两代人交往有很多禁忌，隔代（爷爷辈和孙子孙女辈）反倒没啥禁忌，经常生活在一起。

后来周人的祭祀制度，就保留了很多这种“隔代亲”的遗风。比如祖先牌位的摆放，最辉煌的那位老祖宗放在正中间，他的儿子放在左边，孙子放在右边，孙子的儿子又放到左边……以此类推，都是隔代的亲人们在一起。祭祀的时候，同宗的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在宗庙里分左右两边站立，也是隔代在一起的原则。这左右两边的人，分别叫“昭”和“穆”，这就是周人的昭穆制度。

当尸的人，必须父亲已经去世。小孩符合这条件也可以，孩子太小，可以让大人抱着充当尸。尸也不能是主持祭祀的族长，因为他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如果在同宗里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扩大范围，同姓的也行。像孔子这种早年丧父的，如果他们孔家还有别的家支，他可以被选择去充当尸，接受祭祀。但史书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能真没什么别的传人了。

如果祭祀女性先祖，尸也必须是女性，而且不能是她生养的后代，必须从家里的妯娌、儿媳里面选，跟本家人不能是同姓。

在祭祀祖先之外，天子或国君还要祭祀上帝、山川等诸神，是不是也要选个人充当“尸”？目前的文献不是太清楚。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可能也是要选活人当尸，而且是在君王的宗室亲属里面选。

周王、国君祭祖，朝廷里同宗的后人都要参加，异姓的大臣也要参加。士大夫祭祖，全家人、各种亲戚以及奴仆都参加，如果有关系要好的异姓同事朋友，也可以列席观摩。

祭祀之前，参加者要斋戒，就是不喝酒，不参加娱乐和社交活动，不过夫妻生活。33

斋戒的原则是节制自己的欲望，用一种虔诚、洁净的状态和神明打交道。斋戒前七天还比较松散，可以参加必要的工作和社交，后面三天就很严格了，要关在自己家里静心思索，尝试与神明进行心灵沟通，体面人家都有斋戒专用的居室，还有专门的衣服。

当然，祭祀活动要准备各种酒肉饮食，安排邀请宾朋，这些要靠管家来做。主人夫妇必须斋戒静思。

祭祀开始的时候，祭品在宗庙里摆好，宾主都入座。然后奏乐，音乐声里，尸被隆重请进来。尸一般要穿着被祭祀的那位祖先留下来的礼服，代表祖宗。陪伴尸的就是祝，他负责尸和祭礼主人（族长）间交流的工作。

尸登上接受祭祀的位子，坐下。司仪人员把准备屠宰祭祀的牲畜牵进来，请尸过目。一般是头牛，级别低的也有猪或羊，往往要披红挂彩，表示喜庆。尸表示同意，然后牵到门外宰杀。

按照周人原始部落时代的传统，应该由主人亲自动手宰杀祭牲。后来的周人文明些了，贵族不想亲自屠宰，就由屠夫和厨子代劳了。但在祭祀活动里，必须由族长——周王、国君或贵族亲自动手向尸供奉吃喝（献祭），不能让别人代劳，女主人（王后、国君夫人，以至各级贵族的夫人们）也必须出场，和丈夫一起操持献祭。

在主持人（祝）的指挥下，主人夫妇先端上一些点心、凉菜，亲自盛好给尸品尝。这种吃法很像西餐，是单人份的，而且分成很多道程序，每道只尝一点点，不能一下子就吃饱。

外面宰杀的牲畜，不同部位或烧烤或炖煮，也按程序依次端上来。除了主人夫妇，其他家庭成员、来宾也要依次给尸上菜、上饭、敬酒。

菜主要是猪牛羊的内脏、肘子肉（前腿，要连着骨头）、里脊肉、鲫鱼等。主食是蒸饭，要搭配调料酱和素菜。喝酒的时候，要用猪羊的肝蘸盐下酒。

尸依次吃喝，同时夸菜做得好吃，酒也好喝。然后尸给主人、主妇、宾客赐酒，这是祖先也要自己的孩子们吃好喝好。

尸最后吃饱喝足，祝高声宣布：“神已经喝醉了！”这是祭祀结束的标志。于是尸起身，再次表扬孩子们的孝心：所有的祭品都很丰盛，我吃得很开心，这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你们……然后在音乐里，祝陪同尸离开宗庙。

尸退场后，其余的人才正式开始吃饭，尸在的时候，别人都是象征性地吃喝。饭食准备得多，尸只能吃很少一部分，别的都算他吃剩下的。后人吃祖先的剩饭，便得到了祖先的赐福保佑。主人夫妇先吃，然后是其他亲属、宾客，最后是家里的奴仆家童，一个人都不能少，象征祖先保佑了全家老小上下。

如果宗族成员因为某种原因被族长剥夺了参与祭祀的资格，那是非常严重的惩罚，几乎就是被“赶出家门”了，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

祭祀过程中会有突发事件，比如卫国某位国君正在祭祖，接到报告说，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刚刚去世了。卫君要赶去死者家中吊唁，就对尸做了两次“稽首”长拜，请假说：“我国有个叫柳庄的大臣，他不是寡人私人的臣，而是卫国的社稷之臣，我听说他刚去世，请您允许我赶去吊唁一下。”34

周人祭祀祖先，一般是祭祀夫妻俩，比如祭祀周文王，就连他的夫人大姒一起祭祀。那么在确定尸的时候，应当也是选择男女两位，他们一起出场，扮演祖先夫妻。而且这两位扮演者可能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在具体操作中，应当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可惜经史文献对当时的祭祀细节记载太少了，今人难以靠想象复原。

孔子主持丧礼、祭礼，就是和鬼神，和尸打交道。他对鬼神的态度众所周知，敬而远之，不信仰也不怀疑，和鬼神世界保持距离，自己主动把人间的事做好，其余的听天由命。

这些观念，与其说是对鬼神的态度，不如说是对充当“尸”的人的态度，因为鬼神都要附在尸身上。祝和尸，实质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祭祀活动前，祝要教尸如何举动、发言。祭祀过程中，祝更要保证一步步行礼如仪，不能出偏差，更不能让尸自由发挥，不然那麻烦可就大了。

孝子们供奉尸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先上菜、上饭，一定让尸吃饱，然后再敬酒。这可以避免尸空着肚子喝酒，不然容易喝醉，后面的程序就难以圆满完成了。祝要控制尸喝酒的量，看尸喝醉了，要马上宣布祭祀结束，陪尸出门回家。如果尸已经醉得厉害，就由祝代为致辞告别，避免出意外。

尸虽然扮演的是祖宗鬼神，但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自主权，都要听祝的指挥，最后吃一顿饱饭，所以会有“尸位素餐”这个成语。

对充当尸的人来说，忽然变成了祖先的神明，接受子孙们的拜祭，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特别是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往往会真有神灵附体的感觉。以后的生活里，他们可能也还会有附体的表现。春秋时常有“降神”的记载，这不是神真的自己显灵了，而是附在了什么人身上。后世直到近代，这种附体、降神在民间都很多。萨满教的巫师也是靠作法使鬼神附体，通过被附体的人发布指示。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学说


和一般人理解的“圣人”（或者创立一个学派的大思想家）不同，孔子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革命性”，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原创性的东西。他更多是把之前周人社会里一些早已成型的、成熟的观念讲授给学生，并写成文字，系统保存了下来。他自己加进去的新东西少之又少。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只陈述以往的历史和惯例，不创作新思想、新学说。据说他还说过：我想写一些空洞的道理，但又想了想，还是让事实来说明一切更好。35可见他是有意识地不搞新理论、新学说。

比如政治原则，天子、诸侯、贵族应该有等级秩序，周人开国以来就是这么做、这么提倡的，不是几百年后的孔子才发明出来的。孝悌原则也是。那时等级身份都是世袭的，家长的权威很重要。儿子对父亲，弟弟对兄长，肯定要尊敬和服从，不然也就没有周人那套贵族制度了。各种礼仪，都是贵族们在长期生活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孔子只是把它们如实记载下来而已。

鬼神观念也是。在孔子之前，周人贵族文化一直排斥用鬼神干预现实生活，反对宗教狂热。孔子一直遵循这个基调。搞仁政，对老百姓好一点，孔子之前的政治家也懂，也有这方面的举措，这不是孔子的专利。

至于“仁”的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方式，周人也早就有了。因为他们不像商人那么依赖鬼神，就要摸索一套新思路，来处理现实世界里的人际关系，这方面的文献太少，但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诗经》里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别人心里怎么考虑的，我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也就知道了。36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出来，就更清晰明白，操作性更强。可惜的是，他论述很少，没有写成长篇大论的文章。在孔子之后，中国漫长的传统时代，也很少有人深入地讨论。

既然孔子这些学说没有多少独创性，为什么他在后世有那么大影响，甚至被尊为“圣人”呢？

这主要是靠孔子自己的行动。他一辈子倡导这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这种角色恰恰是很少见的。在孔子那个时代，这些大道理谁都懂，但多数人都知道它们难以落实，生活中管用的，还是各种实用的小道理、潜规则。孔子认死理儿的地方就在这，他真要把这套大家表面上都信奉，但实际上又都不当回事儿的理念给落实了，讲学授课，在鲁国当官推行过，行不通还要周游列国，到处推销。

当时有人评价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但还是忍不住要尝试。从政治上讲，孔子不算成功，没哪个国君真采纳他的意见（采纳了也难成功）。但从学派的角度，他又成功了，他毕竟有了一大套教材，带出来一群弟子。这些弟子有些还算混得可以，让他这学派的观点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大致讲，战国以后，专制皇权逐渐建立起来了，需要找一套学说作为官方思想形态。那时“诸子百家”已经很多了，皇帝们比较了一番，发现还是儒家最合适。因为第一，儒家的书多，传统文化都被他们一网打尽，编到“六经”里面去了（我们在孔子晚年那部分再介绍“六经”），后来兴起的那些新学派就没这优势。第二，孔子的儒家推崇天子的权威，这也适合皇帝的需求。特别在西汉的时候，诸侯王的实力强大，皇帝总觉得不放心，正好拿孔子的学说来用，强调诸侯必须服从天子。所以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以后，诸侯和贵族基本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纯粹的形式），国家管理层的人员变成了考科举出身的文官，科举考试的课本就是儒家经书。科举文官没有了春秋士大夫的世袭特权，但还是喜欢拿春秋士大夫来比拟自己。儒家思想经过这么多变通，或者说改良、扭曲、与时俱进，一直流传下来。



* * *



1　见《左传·襄公四年》。

2　见《礼记·檀弓上》。

3　《左传·定公八年》。

4　见《礼记·内则》。

5　《诗经·小雅·杕杜》。

6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7　《诗经·秦风·小戎》。

8　《礼记·坊记》：“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9　《礼记·曲礼上》：“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軨。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10　《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11　见《礼记·曲礼上》《论语·乡党》。

12　《论语·阳货》：“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13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4　《论语·泰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15　《论语·学而》。

16　《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

17　《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8　《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19　《论语·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20　《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21　《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22　《论语·学而》。

23　《论语·阳货》：“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24　《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25　《论语·阳货》。西汉刘向的《新序》记载舜的弟弟叫“象”，是个“下愚不移”之人，看来古人也怀疑此语与兄弟、亲人有关，见《新序·杂事一》。

26　见《礼记·檀弓上》“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条。

27　《礼记·檀弓上》：“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28　《论语·八佾》：“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29　《论语·八佾》。

30　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1　《论语·述而》。

32　《礼记·表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

33　关于上古斋戒期间能不能吃肉，儒家经书没有明确的说法，从其他文献看，可能食肉的种类或数量有限制，但并非完全不食肉，比如唐宋类书引《汉旧仪》，汉代皇帝斋戒的礼仪是：“斋则食丈二尺旋案，陈三十六肉，九谷饭。”

34　《礼记·檀弓下》：“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

35　《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36　《诗经·小雅·巧言》。





第六章　从政：为寡头们工作（50—53岁）


开始受到三桓的重用——担任大司寇——推动齐鲁联合——“东方反晋联盟”——享受上层贵族的生活





“五十而知天命”


阳虎之乱改变了孔子的命运。

阳虎刚刚失败，孔子就收到三桓家族的邀请，请他出来当官，而且是大官。这年他50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他觉得正好可以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一贯的理想了。

掌权的三桓家族如何做出的这个决定，史书没记载。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家族的领袖，季桓子、孟懿子和叔孙武叔，曾经如何紧张焦虑地在一起开会研究，就像一个连年亏损、险些破产的企业，几位股东凑到一起，试图物色一位得力的新经理人。

首先，三桓家族希望鲁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避免再次出现阳虎式的叛乱。

孔子的一贯主张，就是遵照周人灭商后周公建立的那一套政治秩序，诸侯服从天子，贵族服从诸侯，百姓服从贵族。这套道理掌权者都懂，也都不愿实践。但如今，阳虎之乱吓坏了三桓家族，当年他们对鲁昭公的行为，现在阳虎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一遍。他们害怕这种来自下层的叛乱，需要孔子来替他们教育不得志的小贵族安分守己。当然，他们又不愿把权力都上交给国君，这是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孔子的地方。现在病急乱投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还有，三桓家族现在有点青黄不接：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当家人物都刚上台不久，年纪轻资历浅，难以控制局面。孔子学生多，这些人有文化，一直想当官，很多人地位也不低，作为一个群体，能量不可忽视。

更关键的是，三桓不争取孔子，他们的敌人就会争取。这是三桓家族最担心的。

阳虎虽然逃亡了，但还在国外虎视眈眈伺机杀回来。季氏的家臣、费城宰公山不狃是阳虎的同党，当年曾和阳虎一起迫使季桓子“盟誓”，现在公山还在割据费城，对抗季氏。他向孔子发出了邀请，要孔子来费城和他一起执政。

费城一直是季氏家族的大本营，如果孔子也倒向阳虎一方，像当年的南蒯一样割据费城，三桓的麻烦就更大了。

孔子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真考虑过去费城投奔“乱党”。老学生子路感到不理解：您老一辈子讲尊卑秩序，现在怎么想跟公山这种叛逆混到一起？（关键他还是阳虎的同党！）

孔子解释：现在公山不狃内外交困，处境不妙，他真缺一起干事的人，当然是我的机会。这次是真能干大事业的，就像西周乱了，周平王迁到了洛阳重新立足，不是也把东周维持起来了吗？我到了费城，也能干出这样的事业！1

《史记》关于这段更详细一些，孔子的说法是：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在西方的时候，靠着丰、镐一小块地方，就灭商统一了天下。如今费城虽小，同样能干一番事业！

这消息肯定让三桓坐不住了。

其实和公山不狃合作并不是孔子的首选。真要那样，他早秘密出发了，不会这么磨蹭。放出这种消息来却不动身，也是在给三桓开价，让他们重视自己。

这一幕，和15岁的孔子把母亲的丧停在大道上，谋求去孔家认祖归宗很像。先把舆论造出来，让对方不得不重视；同时请中间人疏通、斡旋，直到对方开出自己满意的价码。现在三桓里孟懿子资历最老，年纪最大，当年又跟孔子读过书，他对孔子的推荐和保证应该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孔子就不是书呆子了，他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





内政外交大转向


孔子和三桓一番接触后，终于出山做官了。他出身不够高，直接进朝廷中枢，以前还没先例。而且上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腾个缺才能安置孔子。

孟懿子等人的办法是先给孔子安排个过渡职务，让他担任中都宰，可能是都城曲阜的市长（也有人说是另一座城市）。名义上说，曲阜还没被三桓家族瓜分掉，还是国君能管辖的地盘，孔子担任中都宰这个职务，就是比士高一级的“大夫”了，但还不是高级的大夫，是“下大夫”。孔子也不可能接替阳虎的季氏大管家职务，那名分不高，对他太屈才，孔子不会接受。

另一方面，三桓解除了世代担任大司寇的臧孙家族的权力，给孔子准备位置。前面说过，十六年前鲁昭公想除掉三桓，臧孙家的臧昭伯参与其中。三桓赶走昭公，稳住阵脚后，让臧昭伯的堂弟臧会当了臧氏族长。这个臧会人品卑劣，三桓也看不上眼，现在正好给孔子腾缺。

孔子在中都宰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也没什么太出名的政绩。《礼记》记载他发布过关于葬礼的规范，要求棺材板不能薄于三寸。春秋的寸短，三寸大约是今天的七厘米，也不算太厚。那时“礼不下庶人”，这是对贵族葬礼的要求。

之后，孔子就被提拔成了小司空（大司空的副职），大司空是孟懿子。不久孔子又升任大司寇，正式进了中枢朝廷，主管鲁国政法工作。这就成了“上大夫”，也就是“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能和三桓一起开国务会议、决定国策了。（见彩图4、彩图5）

彩图4（左）、彩图5（右）　明清人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作者不详）

如果是现在，可以放在“政务公开”栏里。第一幅把孔子画得太凶了，画家可能想表现法官的威严，结果却像个门神。真正的孔子可能更像第二幅。



能接受孔子进中枢，三桓也是破例了。鲁国几百年历史里还没有先例，阳虎掌握过鲁国的实权，但他没这正式名分。

可是孔子毕竟不是大贵族出身，所以他当大司寇，却没有得到世袭的封邑，只拿俸禄（工资）。也许是他过于谦让，主动开口要的话也能得到一块儿，但孔子立志先干出一番事业再说。他的待遇是每年六万斗粮食，折合成现在的度量衡标准，是三十万斤左右，能养活七八百口人。

孔子知道他是靠什么走到这一步的。进入中枢后，他和孟懿子等三桓领袖一起规划，努力抹去阳虎在鲁国的痕迹，改弦更张。

首先是安排孔子的弟子们当官。阳虎等人逃跑后，三桓家族的很多职位都空缺，现在正好让孔门弟子填补。孔子教学生最强调思想品德，学生里少有阳虎这种敢想敢干的野心家，三桓自然放心。所以孔子的老弟子子路，现在当了季氏宰，首席大管家，这是阳虎以前的工作。

漆雕开、冉雍、原思等几个弟子，有的不想出来工作，有的想工作但不想拿工资，孔子还给他们打气。比如原思给季氏家当某地的宰，有九百钟粮食的年薪，原思不想要。孔子说别不要啊，你家不缺的话，可以分给你的街坊邻居啊！2

安排完人事，下一个举动是外交转向。

阳虎时期，鲁国是亲晋、敌齐。如今阳虎又逃到了晋国，所以外交要整个改弦更张，全反过来，和齐国结盟，一起对付晋国。这个转向不简单。从一百多年前的晋文公开始，鲁国一直追随晋国，从没有过二心。但到孔子这时候，情况变了。

晋文公以来的几代国君，都能驾驭国内的大贵族。但到孔子从政的时候，晋顷公已经控制不了国内的六大寡头了。这些贵族寡头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搞得中原列国无所适从。

齐国是大国，本来对晋国就不太买账，现在便公然反晋。原来依附晋国的卫国，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这时都下决心背叛了晋国，和齐国站到了一起。孔子也要实现齐鲁和解。

孔子弟子多，搞外交不缺人才。他先派弟子公西赤到齐国联络，商谈两国停战和好。公西赤留在家里的老母亲都拿到了国家津贴。孔子本来不愿出这笔开支，因为公西赤家本来就挺富有，但经不住冉有说情，还是签字批准了。3





“东方反晋联盟”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夏，孔子52岁，齐景公、鲁定公在鲁国的夹谷相会。会见和随后的盟誓仪式都由孔子主持。看到十余年前在齐国谋职的孔丘如今变成了鲁国执政之一，齐景公心中应该颇有些感慨，他把阳虎叛乱时带到齐国的几座城池归还了鲁国。齐鲁两国不仅实现了和解，还建立了一致对抗晋国的同盟关系。

这次会见，《左传》的记载很险恶，说齐景公先是想埋伏士兵，劫持鲁定公，被孔子识破了。《史记》的记载更像小说，说齐国人让一群侏儒小丑登上会场，唱唱跳跳，败坏了会场庄严的气氛，孔子很生气，下令把侏儒都砍成了两截。这个戏剧性很强的段子，被后世称为“夹谷之会”。

《史记》多出来的这段“杀侏儒”，应该是后人编的故事。即便是《左传》的记载，恐怕也有些夸张，因为齐景公在位这些年，待鲁国一直不错。当年鲁昭公逃到齐国，多亏齐景公照顾着，现在两国正式和好，没必要耍什么花招。齐国人性格都比较随便，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按司马迁的说法，叫“宽缓阔达”4。像孔子这种书生自然不适应，难免大惊小怪。

二十多年后，鲁定公的儿子哀公，和齐景公的孙子平公会见，齐平公一时高兴，给鲁哀公行了个稽首大礼——当时人都是在垫子上跪坐，最高的致意就是把手放在席子上，额头拜在手上，这叫稽首——哀公拘泥不肯还礼，让齐平公很愤怒，后来还自编了首歌，骂鲁国人都是只读儒书的呆子。5

虽然缺乏经验，跌跌撞撞，孔子这个叛晋亲齐的外交转向还是完成了。从地缘政治上讲，这是晋国寡头并立、内耗增加、影响力下降之后的必然趋势。

孔子促成了鲁国和齐国关系正常化，但这只是开端。接下来就要形成一个以齐国为中心，鲁、卫、郑参与的军事同盟，目标是共同对抗强大的晋国。

前面已经介绍过，郑国几年前已经和晋国翻脸了，阳虎当政的时候，还替晋国教训过郑国。现在郑国当然欢迎鲁国加入反晋阵营。

卫国和晋国反目则更有戏剧性，责任主要在晋国。

一百多年来，鲁、卫一直老实服从晋国的领导，但到孔子这一代，特别是阳虎掌权的几年，晋国的智、赵、中行等六家大贵族寡头争权，政出多门，决策紊乱，卫国君主灵公感觉无所适从，逐渐不服从晋国领导。在孔子50岁时（阳虎失败出逃的那年），晋国的执政赵简子带军队去和卫灵公会见。赵氏家族原来和卫国关系疏远，赵简子想借这机会给卫国施加压力，让卫灵公老实点。

卫灵公本来也接受了这个教训，但晋国方面狂妄得越来越过分。赵简子派手下一个叫成何的贵族代表晋国，和卫灵公举行盟誓仪式。晋和卫都是出自周王室的封国，如今晋国一名中下级贵族居然和卫国国君平起平坐，举行神圣的仪式，显然过于无礼；事情还远不止此，当双方歃血——向神灵敬献血酒时，成何不让卫灵公和自己同时举杯，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卫灵公的手腕子，双方几乎发生肢体冲突。

卫灵公这时已是在位三十三年的老人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向卫国大夫们表态说：“寡人无能，羞辱了卫国的社稷，请各位占卜再选一位国君吧！我和各位一起服务这位新国君。”6

卫灵公这人个性并不嚣张，而是颇为隐忍。而且春秋的君主，远不是口含天宪的极权至尊，卫灵公没法直接命令贵族大臣们做出重大转向，只能用这种半是哀求、半是要挟的方式表态。但卫国这时也没有敢公然无视君主的大贵族，于是卫国上层决心彻底和晋国决裂，倒向齐国。

齐景公、卫灵公两个老人一拍即合，组成反晋联军，一度攻入晋国。

这样，齐、卫、鲁、郑四国正式联合对抗晋国，可以称之为“东方联盟”，因为它的核心国家——齐、卫、鲁，都在中原的东方，而晋国在西方。

组成这个联盟和晋国对抗，确切地说，是和掌控晋国的赵简子、赵简子手下的阳虎作对，是孔子在鲁国执政的主要事业。





大司寇和春秋的法


孔子的职务是“大司寇”，理论上说，这是主管治安、刑法、诉讼、劳役犯等一系列法律事务的最高长官，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司法体系。

孔子的春秋时代，列国的官僚机器还很不发达，列国朝廷不会直接管理老百姓，都分封给贵族了。老百姓不能跟贵族打官司，百姓之间的纠纷、案子，都由封主贵族来管，实际是封主任命管家“宰”处理。朝廷大司寇管的都是贵族内部的纠纷，工作量就小多了。

而且孔子那时，从周王朝到列国的朝廷，都没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子或者处理纠纷，都是依据不成文的所谓“习惯法”——这是现代人的说法，古代统称“礼”，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但孔子编辑的那些成文的“礼”都是礼仪类的，还没涉及法律，因为孔子并不重视刑法、民法层面的法律。

孔子当司寇审判案子，主要依靠前代传下来的各种惯例，而且要灵活运用。孔子说过：“审判案件的时候，我就像当事的原告、被告一样，把自己放到他们的立场去揣摩，才能真正理解案情和双方的感受。这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双方都服气，再不会上诉继续闹。”7

很多具体的案子，其实是孔子的学生替他做前期工作，拟定判决意见，孔子最后签字批准就行。子路干这工作很出色，别看他出身卑微，但很有头脑，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很强，而且效率很高，当天的事情都能立刻处理完，不会拖到第二天。孔子一当官，脱颖而出的就是子路。孔子夸奖他：“几句话就能把一个案子说明白的，也只有子路了！”8

在孔子这时，也有个别国家搞过颁布成文法的工作，这里也介绍一下。

第一次是在孔子16岁时（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当国”（国务总理，犹如鲁国季氏担任的大司徒）子产下令“铸刑书”，就是把若干刑法条文铸造在一件青铜器上。

当时列国都不习惯这种搞“成文法”的行为，批评意见很多，晋国的大贵族叔向和子产是好朋友，还专门写信批评子产，大意是说：搞好政治，主要靠正面的教化，劝人向善。如果发生什么案子，大家开会分析讨论就行了。而你现在把刑罚都定出来，还向社会公布，这正好是鼓励人们用法条互相争斗，也就没有敬畏之心了！

子产的回信先是致谢，又为自己解释说：太长远的事情我也考虑不到，但眼下我是为了救急，“救世”，您的意见我虽然不能采纳，还是要牢记您的恩惠！

第二次是在孔子39岁时（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的两位卿——赵鞅和荀寅，也铸造了一个“刑鼎”。这个鼎是用铁做的，那时铁应该比青铜还贵，这些铁是向全国贵族的封邑均摊征收的。鼎上铸的刑法条文，却不是这两人编写的，而是三十五年前去世的范宣子（名士匄），他也曾长期担任晋国执政的卿。据说孔子也很不看好晋国这次铸刑鼎，说这样反倒会引起乱子。论调和当年叔向批评子产一样。

郑国和晋国这两次发布的法律条文，都没有保存下来。有现代学者推测，说这是战国“变法”的先河。因为战国时期列国变法，一般都要颁布成文法典，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国搞变法，颁布《法经》，那是孔子之后近一百年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对春秋历史了解得多一些就会知道，郑国、晋国这次所谓公布法律，和战国变法制定的法典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战国变法，制定成文法的大前提，是国君搞了君主集权，把贵族势力压制下去了，要直接统治全国的老百姓（以前都是由贵族直接统治的），这就要有一套很具体的法律给地方官们用，不能让官员随意判案。

但孔子那时还不行，那时列国还没搞君主集权，都是大贵族寡头协商“共和”治理国家，他们不会给老百姓制定法律，靠贵族或管家的口头裁决就足够了。

那晋国和郑国为什么会出现最早的成文法？

因为这两国的特征，都是几家大贵族世袭垄断了国家政权，郑国是七家，晋国是六家。这些大贵族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地产，矛盾越来越激烈，有时是宫廷政变，有时会升级成内战。范宣子和子产制定的法条，是用来规范贵族之间的秩序，主要是防止有人多吃多占引发矛盾，也防止有人反目动手开战。

就在孔子这个时期，晋、郑这几国不光有法律颁布，还有很多贵族们的集体盟誓，就是一致向神明发誓：要搞好团结，公忠体国，不能搞内部纠纷。像阳虎当年带着鲁定公和三桓搞的盟誓就是。晋国和郑国更多，郑国都城遗址（在今河南新郑）发掘出来很多春秋晚期的祭祀坑，里面埋的是盟誓的时候献给诸神的祭品，猪牛羊。晋国故地发掘出来的，则是盟誓的文书，写在玉片上，埋在祭祀坑里，在山西侯马出土，叫“侯马盟书”。（见彩图6、彩图7）

彩图6（左）、彩图7（右）　赵简子的盟书，出土于山西侯马（山西博物馆藏）

这是赵简子和晋国贵族的盟誓文书，制作时间在孔子55至63岁之间。当时赵简子一边与齐、卫、鲁、郑的东方联盟作战，一方面和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内战。为取得其他贵族支持，赵简子和他们频繁盟誓，制作了大量盟书，仪式结束后盟书被埋入地下。



《诗经》里说：“君子们经常搞盟誓，可越这样乱子越多啊！”9因为团结的时候不用盟誓，频繁盟誓恰恰说明已经不团结了。晋和郑发布成文法，跟这些盟会的意义差不多。而且，这法条能铸造在鼎等铜铁器上，内容肯定不会太长，最长也不超过一千字。这么点篇幅，没法像战国的法律那样方方面面规定很细，只能是约定一些贵族间的政治规范和违规的处罚标准。

郑国、晋国用法条规范大贵族的关系，孔子和当时列国贵族的舆论都普遍不看好。从后来的历史看，也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晋国的几大贵族还是继续争斗，打到最后剩三家——韩、赵、魏，分裂成了三个国家。郑国倒基本稳定住了，没打起来，算是寡头共和制度维持比较好的，但国力却越来越弱，最后被新兴的韩国灭了，鲁国的下场也一样，被楚国吞并了。

如果看看欧洲的贵族时代，视野会更广一些。欧洲中世纪，国王们和贵族也有分权的矛盾，但像春秋这样贵族彻底架空国王的还不多。所以欧洲是贵族们和国王搞盟誓，订法条，规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权利义务。英国这个现象最明显，就是八百年前的“大宪章”，主要是贵族们防范国王权力扩张。公元1500年之后，英国的王权还是慢慢扩张了起来，侵蚀贵族的权力，把贵族规训成服务王权的角色。欧陆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有特色的是法国。1500年以来也是王权加强，制服和收编贵族，后半程经常闹革命，没有贵族身份的老百姓造反，贵族和王权站在一起，都被革了命。





贵族的生活


孔子早年生长在乡下农家，成为贵族后才搬到都城曲阜里面。《论语·乡党》记载了一些孔子在乡里（社区）生活的言行，而且是和他从政时的各种言行放在一起的。所以孔子当了大司寇之后，可能搬到了新社区的新房子里面，这两种记载就放一起了。

这里说说孔子在“社区”的生活，这属于社交生活和邻里关系。

春秋时阶级划分明显，“士、农、工、商”，是最主要的世袭阶层。其中士是贵族，其余的都是平民。能居住在曲阜城内的农民很少，主要是士、工、商三个阶层，或者说职业。那时的居住区划分比较严格，各阶层的人各有城区，不会杂居。商人居住的城区是“市”——市场，那时大街上不能随便开门店做生意，必须在“市”的街区里面。手工业者也有专门的城区，现在考古发掘出一些西周春秋的城址，都能看到这种手工作坊集中的城区。因为像冶金、制陶、制作骨器这类作坊，遗址很容易分辨。士大夫等贵族，也集中在自己专门的城区里面。

当然，高级贵族会有好几个“家”，都城里有一处主要的家，供在朝廷上班用。大贵族的宅院很大，往往要占一个街区甚至更多。春秋不像后世，官僚机器没那么发达，官府衙门也很少。大贵族除了上朝和国君、同僚们议事，平时都是在家办公。比如季氏当司徒，他家就等于司徒府（衙门）。

此外，贵族在都城郊外往往有一处乡间别墅，供假日里家人、同僚们休闲聚会。然后，在自己的封邑还会有一处家宅，如果犯了错误，得罪了国君，贵族往往要辞职回封邑里居住，表示闭门思过。大贵族的封邑很大，像三桓家族瓜分了鲁国，他们都要营建一座城池做自己的封邑中心。

都城里士、工、商分城区居住，这是普遍情况，但也有例外。比如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他家就住在市场附近，而不是贵族城区。他解释说：这样买东西方便。但鲁国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诸侯国，按阶层分区应该比较严格。

那时不仅农村里有乡，城里的城区也叫“乡”。跟贵族生活有关的“乡”，都是指都城里的城区。比如贵族礼仪里，有专门的“乡饮酒礼”“乡射礼”，有人误会成在乡村里喝酒、射箭，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宴会，一般是在家里举办。城里同乡的街坊邻居叫“乡党”，也不是农村老乡的意思。

孔子成了贵族，肯定会尽量住到“士”的城区里面。从《论语》记载的他的社区生活可以看到，他正是生活在贵族士大夫扎堆的街区。比乡再小的街道、社区叫“里”。孔子说：家所在的“里”，一定要有仁人做邻居才好，这样便于求知。10

那时的贵族街区，基本都按家族亲属关系分布。孔子在曲阜城里安家，在孟氏家族生活区建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这家庭一直和孟氏有上下级关系。

对于不务正业、屡教不改的贵族子弟，当时有“强制搬迁”的惩罚措施：第一次惩戒，先强制搬迁到相邻的城区（乡），离开家族、宗族的聚居地；如果还不改悔，就强制搬到郊外；再不改，搬迁到边境，直到最后放逐到化外蛮夷之地。后世的流放刑罚就是从这来的。

乡饮酒和乡射，是都城贵族们主要的社交聚会。孔子编辑的《仪礼》中，对它们的程序有详细说明。古代注释家说，这是管理乡的大夫组织的活动，按时令举行。其实不一定，有影响力的贵族可以随时召集，像孔子少年时，季氏宴请所有“士”以上的贵族，就算是一次大型的乡饮酒礼。孔子成了大夫，肯定常参加这类宴会，他家也可能组织类似的聚会。

乡饮酒礼，或者比较正式的社交宴会，一般主人家拟好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派发请帖，还要请一位擅长社交的贵族担任司仪。客人到了以后，按照年龄在堂内依次就座。古代中国不像现在坐椅子、沙发，那时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大席子，上面有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宾主登堂入座，要脱鞋、脱袜子，跪坐在垫子上，具体说就是先跪下，再坐在自己脚后跟上。成语“正襟危坐”，这个危坐就是跪坐。孔子坐有讲究，“席不正，不坐”11。

中国古人喜欢用“磕头”表示尊敬，跟这坐姿有关，因为那时坐着就是跪着，弓腰低头表示初步的敬意，这叫“拜”，其实就是跪着鞠躬。更高的敬意，就要把手放到席子上（左手在右手上），躬身把额头磕到手背上，这叫“稽首”，类似于后世的磕头。唐宋以后，中原人不再席地而坐了，磕头就成了很特殊的礼节。

如果席间表示恭敬、致谢，就跪着把身子直起来，这叫“作”。孔子在社交场合很谨慎，如果见到穿丧服的、穿礼服（正式的冠冕，上朝的装束）的，哪怕是很亲密的私交或者比自己年幼的，都要表情严肃，跪起来“作”一下，表示尊重。见到盲人经过也是，这种人一般是乐师。如果穿丧服、礼服的或者盲人已经落座了，孔子经过他们面前就小步快走（趋），这也表示尊重。12





宴会和射礼


贵族的社交宴会有一套复杂程序。主家仆人先请客人洗手，有专人端着温水壶（匜）和接水的铜盘伺候，洗完有人奉上手巾。商周青铜器里面，有很精美的“盘”，比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都是接洗手水的。当然，只有在很隆重的社交宴会上，才会用这种精美铜盘。

这么洗手的时候有讲究，就是手上的水不能乱甩，要等主家人奉上手巾擦手，不然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晋文公重耳早年流亡时，一次没在意这规矩，就惹下了麻烦。

席地而坐吃饭，没有共用的大餐桌，而是每个人面前摆几只盛菜肴的高足盘（古代叫“豆”，字形就像个高脚盘），搭配酒樽和盛主食的器皿，比如盛米饭的小竹篮——“笾”。这有点像西餐的分餐制，而且连桌子都不用。

吃饭前，宾主一般先举一下酒和肉，表示敬一下天上的神明，然后每一步吃什么，喝什么，都有专门的主持人负责安排，上酒、菜都有顺序。

正餐有各种的炖熟、烤熟的肉和内脏，顿顿吃得起肉，是贵族最主要的特征，他们也叫“肉食者”，这种人大都长得白白胖胖，普通农民就又黑又瘦了。

餐具有类似西餐的餐叉，主要是吃肉用，还有勺子和筷子。这些餐具有竹木质地的，也有铜或骨制的。

除了肉食，还有主食——主要是蒸饭和稀饭，佐餐的调料酱，腌菜，米酒（那时没有白酒）。腌菜和调料酱的种类很多，各种蔬菜、野菜、肉类乃至水产品都可以做酱、腌菜。《礼记》里写道，吃饭时不能用手把米饭捏成饭团（毋抟饭），说明当时人可能还有用手抓饭吃的做法，只是不能搞得太随意。

吃到一半，几位乐师登场奏乐，乐曲顺序都是定好的，还有歌手演唱《诗经》里的篇章，一般都是和宴会有关的内容。演奏完毕后，主人还要向乐师敬酒，上饭菜。

光看这些程序规定，会觉得太拘谨了。其实宴会的后半场，这些仪式性的活动就少了，气氛更加自由、活跃。主人或宾客可以起身唱歌、跳舞，这叫“式歌且舞”13，就是又唱又跳。先跳舞的人，还要用动作邀请坐着的人来一起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14，“蹲蹲”不一定是往下蹲，而是跳来跳去的样子，在鼓点伴奏下翩翩起舞。唐宋以后，汉人基本都不会跳舞了，其实之前是很流行的。

喝过三轮酒之后，往往就有人开始醉了，入席时还正儿八经，颇有威仪，这时就大喊大叫，灌别人酒，说些让人难堪的胡言乱语，跳舞也站不稳，时不时摔个跟斗，把盘、碗餐具踢翻了，甚至帽子都掉了。这时主人就感到麻烦了，主持人会试图控制醉汉，但也不容易，因为他很可能是地位高的人物，不敢得罪。要是醉酒的人再多一些，宴会就可能以打斗收场了。15

宴会正式结束，要长者先离开。那时60岁的老人可以在公共场合拄拐杖，孔子每次宴会，都要等持杖的老人都离开了再退场。16当然，这肯定是他60岁以前的事，以后就和老先生们一起离场了。主人家主仆要关照客人离开，特别是喝醉酒的，得哄着扶他上车，老实着别摔下来。

按礼仪，参加宴会的客人，第二天还要到主人家答谢，再一起吃一顿，这次的礼节就不那么严格了。

乡射礼，是比赛射箭的聚会，它的起源，应当是周人早年的习武操练，到春秋时也变得文质彬彬了。乡射礼的前半段和饮酒礼差不多，都是主人招待客人进家，吃喝，奏乐，然后开始比赛射箭，有专门的主持人兼裁判，而且不止一位，各有分工。

参加射礼的人多，先要选出两个“代表队”，一个队里要兼有主人家的人和客人，也要兼有不同等级的贵族：大夫和士。比赛一般进行三轮，每次每人射四支箭。代表队射完后，主人和地位高的嘉宾射，再由其他宾客射。

要选一个人报告射箭命中的靶数，他躲在箭靶附近的一块牌子后面（避免被误伤），这块牌子叫“乏”，所以那时有个“承乏”的习语，是担任某种职务的谦称。在射箭的时候，射手是“袒”的，就是把上衣褪下来塞到腰间，裸着胳膊便于拉弓开弦。有些地区风气开放，比如齐国，或者更南方的陈、蔡等国，因为长期受南蛮楚国影响，贵妇人也会参加社交宴会，喝多了气氛就比较暧昧了，常出各种艳遇乃至丑闻（但史书中还没有女人参加射箭比赛的记载）。

每一轮比赛结束后，射手退场回到坐席，计算两队的成绩，输的一方要喝酒，由赢的一方倒酒，端给输家喝。所有宾主都射完后，入座吃喝、奏乐。然后可以再比赛一轮。最后既有个人成绩，也有代表队的全体成绩。

在这种社交场合，孔子一般都比较低调，很少高谈阔论，“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17，连射箭的机会也尽量推让。有个街坊“达巷党人”觉得这是深藏不露。孔子听说了，对弟子们说：“射箭和赶马车，我干一样就行了，还是赶车吧！”18大概常有喝高的人，得有人驾车把他们送回家。

射礼包含了很多吃喝宴会的内容。而在正式宴会里，还可以举行简化版的射箭游戏，就是“投壶”，把箭投到一个长颈陶壶里，这种壶一般高一尺多，口径接近六厘米，壶肚子里装满豆粒。比赛投壶也分主、宾两组，有专门的主持人，规则比射礼简化了很多。

孔子对射礼的评价不错，他说：君子没有什么要争的，非要说有的话，就是射礼了吧！双方互相揖让，再登上射位，下场后又互相敬酒。这才像君子的争法。19

孔子时代搞射礼的时候，古希腊小城邦的男人们正在光着身子赛跑、摔跤，扔标枪、铁饼。相比之下，周人的竞技比赛项目确实太少，而且没有对抗很激烈的。

孔子的交往圈子里，也有些比较“出格”的人物。比如一个叫原壤的，他是孔子的老朋友，但不是颜家庄那个环境的，应该是他认祖归宗后在孟氏贵族社交圈里结识的。这个原壤的风格很像魏晋名士，不遵守各种礼法，任性放荡。这和同性恋一样，也算是贵族社会到晚期的文化现象，但孔子时代是刚出现这种苗头。

据说原壤母亲病逝，孔子尽朋友的义务，去原家帮助操办丧事，给尸体入殓。原壤却不干活，他爬到了院里一棵树上大喊：我好久不唱歌了啊！然后唱了一首情歌。孔子只能自己该干啥干啥。

有人问孔子：他自己家的丧事都不关心，你何苦忙活呢？孔子说：我就是把我该干的干好。20

在社交场合，原壤也经常放荡不拘礼节，比如在宴会上，他公然把两条腿伸直了坐席子上。那时正规姿势是跪坐，把脚伸到前面很不礼貌。孔子就拿手杖敲原壤的小腿，一边还骂：你小时候不尊敬家长，大了没什么作为，老而不死，这就是贼啊！21这时的孔子和原壤应该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鲁国还有个叫“互乡”（也许是他住的街区的名字）的士人，大概有比较严重的洁癖和自闭症，甚至还有忧郁症，很难和人交流。但有一次，他居然到孔子家登门拜访了。

当时陌生士人结交，有一套“士相见礼”。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时，要有一位起引荐作用的中间人。如果没有，可以让自己的仆人在前面敲门，递送名片和礼物，反正不能自己一个人登门，那样太冒失。这个互乡见孔子，却只带了一个小孩子当介绍人，大概是他的儿子。

孔子的弟子们都很纳闷，不知道该不该接待他。孔子说：既然人家来了，还挺按礼节办事的，就见见吧。反正到家里就算咱们的客人，离了我家，他干的事情就和我无关。22





当大司寇的第一年


当领导一段时间，孔子自认为有了不少实践经验。他开始明白，政治上的事儿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没书本上写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想。想干成点事业，原则之外还要搞点权变。他感叹，当年和他一块儿学习的老朋友们，未必都能一起干事业，剩下几位一起干事业的，也未必都会搞权变。他还感叹，庄稼苗长起来，未必都能长穗子，就算长了穗子，也未必能长粒收粮食。23这是他早年在农村的经验，应该是觉得很多学生当年功课都挺好，但现在不会当官办事。跟那些人比，他自认为更懂权变，会实务。

另外，孔子还发现，早年那些穷伙伴，“鄙夫”，如今靠他的提携当了官，但未必都想认真干事业。这些人祖祖辈辈穷怕了，刚混到上层人里边，最忌讳提到当年的苦出身。而且他们更唯利是图，捞起钱来不知满足，往上爬不择手段，其用心之深，贵族出身的人都比不上。24

孔子没点名，说的大概是他早年的一些学生。另外他哥哥——颜家老大，估计也不会闲着。弟弟当了这么大的官，哥哥难免在乡下打着他的旗号折腾。

总的来说，孔子当大司寇的头一年，自我评价还不错，毕竟“知天命”了。他告诫学生们：“后生可畏，你们到了我这年纪，肯定比我还成功吧？人要到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名气，可就有点白活了！”25

《论语·乡党》还记载了一些孔子“上班”的表现，主要是对国君、同僚和上下级的关系，基本特征是恭敬、慎重：和比他低的“下大夫”谈话，表情和蔼、随意；和同级的“上大夫”（卿）谈话，就比较郑重了；上朝和国君在一起时，就恭敬而慎重。26这么看孔子像个闷葫芦的时候居多，但他有爱说话的时候，就是鲁国太庙里举行祭祀典礼，这是他最拿手的领域，所以很乐于发表意见。27

孔子这司寇没自己的衙门，主要工作都在国君的朝廷办了。所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上朝，也有一套规范：

春秋的诸侯国还都是小国寡民的状态，没有故宫“三大殿”那么气派的朝堂，上朝的官员数量多了，屋里就装不下，所以官员们都是在院子里列队，国君坐在敞厅（朝堂）里接受朝见。孔子进国君宫殿的大门时弓着腰，缩着身子，不走大门的正中央，不踩门槛，很低调地进门。

进了庭院，要先上朝堂拜见国君，因为他级别高，要先跟国君见个面，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单独交代的，再回到院子里自己的座位。孔子走过庭院里众官员的队伍时，表情庄重，轻手轻脚地快步过去，说话也不敢高声。然后是上台阶进朝堂，还要做鞠躬状，两手把朝服的前襟提起来一些，以防上台阶的时候踩住摔跤，呼吸也几乎要屏住……

面见完国君走出朝堂就不一样了。下台阶时他呼吸就比较自如了，手还要提着前襟，表情放松、开心；到最后一级台阶，变成小步快走——“趋”，然后放下前衣襟，两臂朝外平伸一下，再拱手到胸前——朝服的袖子肥大，这动作就像鸟张开了一下翅膀，“翼如也”。然后是回到百官队伍，到自己的位子，又要像来时一样恭敬谨慎……28

此外，孔子还有为国君招待外国使者、祭祀祖先的工作，都是谨慎恭敬加必要的放松，和上朝大同小异。





讲究的私生活


当了大司寇，孔子的车马也升级了。有次孔子下朝回家，听说家里失火把马厩给烧了，问伤人了没有，却没问马的损失。这是他在乎人的安全——“仁”，马倒不重要，也说明孔子已经有比较像样的马厩了，马的数量应该不止一两匹。29

孔子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后来当职员，当教师，生活水平也不算高。但当了官以后，待遇高了，生活也变得精致起来，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讲究。

吃饭的讲究程度最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米磨得越细越好，鱼和肉切得刀工越细越好，没有上限，追求极致。鱼或肉腐败、变味、变色不吃，这些符合养生之道，还说得过去。下面的就有点过分了：烹调技术不好的不吃；鱼和肉切得刀功不好，不吃；没有搭配的调料酱，不吃……孔子小时候估计饭都吃不饱，肯定是有啥吃啥，可一旦富贵了，就做得有点过。还有，外面食品店买来的酒、肉，一概不吃（既有食品安全的考虑，也是身份问题）。30

怎么吃饭也有规矩，必须在固定时间开饭，吃饭还不能说话。这似乎是东方特色，不光汉族，很多别的民族里也有这讲究，据说是食物不足年代的普遍现象，觉得吃饭是很神圣的事情，随便说话就对不起老天赐给的这口饭了。同理，吃饭的时候不能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当食不叹”31。

说到对食物的尊重，孔子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有丰盛的饭食端上来，必须要“变色而作”32。就是沉默，表情严肃，跪坐着把身子直一下。哪怕吃不太讲究的粗粮、蔬菜，他也要面色凝重，表达恭敬重视之情。

西周和春秋的贵族，还有“佩玉”的讲究，就是在腰带上挂一些小玉饰，主要是为了听声音：当人走路、乘车的时候，玉佩会随着步伐节奏碰撞出叮叮当当声，一派雍容华贵气象。如果一大群人这么叮当作响地走过来，就更有效果了。

贵族每天让下人伺候着穿衣打扮好，要先看看是否一切齐备，还要走几步，听听佩玉的声音是否满意，这叫“观玉声”，确定都没问题了才能出门。玉佩有环、玦、璜等不同的造型，佩戴有讲究，要用它们的碰撞声制造不同的音响效果，发声的频率、音阶要不一样，各有讲究。为了达到这效果，人的活动必须舒缓自如，四平八稳，不能火急火燎地毛躁，那样响声就乱了。这也是阶级身份最明显的体现。

不同身份的人，佩玉规格也不一样，《礼记·玉藻》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多，比如天子用黑丝带佩白玉，公侯用红丝带佩“山玄玉”，大夫用白丝带佩“水苍玉”等等，还有些关于孔子佩玉习惯的记录。孔子肯定有不止一套玉佩，他还有个象牙环，直径五寸（约12厘米），系杂色丝带，也是和玉佩挂在一起听声的。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是端架子的行为，自然会有不适合的场合。比如守丧期间不佩玉。在大臣上朝、士人伺候上级、晚辈侍奉长辈时，甚至翻脸动手打架时，也不能端着四平八稳的架子，这时要把佩玉塞进腰带里，这叫“结佩”，那时的腰带是布带子，宽，正好可以做这个用。33

孔子穿衣服的讲究，首先是不穿太花哨、太艳的颜色，夏天的衣服不能太薄太露，冬天的皮袍子要配外罩。罩袍和皮里子必须同色搭配，比如黑羊羔皮配黑罩袍，白鹿皮配白罩袍，黄狐狸皮配黄罩袍。

当年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一件狐狸皮袍子三十年不换，小气的名声传遍了列国。孔子当官没几年时间，吃穿的讲究都比晏婴高很多。

古人大衣的衣服袖子都长，但孔子要求把右边袖子截短一点，便于工作，这是实用的标准。去国君的宫殿上朝，都有专门的礼服（朝服），斋戒的时候也有专门的衣服。

坐垫也很有讲究，那时席地跪坐，席子上还要放单人坐垫。孔子喜欢狐狸皮或貉皮的垫子，毛厚舒服，冬天暖和。

民国学者林语堂说，孔子吃穿讲究太多，孔夫人伺候不过来，两人就离婚了。孔子晚年确实和夫人离婚分开了，但不是为吃穿这些具体事，因为大司寇家里，伺候吃穿这种事都有专门的厨子、仆人负责，不用家主母亲自动手。孔子当了官，孔夫人正好能跟着享受。两人当年的穷日子都过来了，离婚的原因不是为生活上的讲究。至于两人怎么过不到一起，后面会谈到。



* * *



1　《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蔑）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2　《论语·雍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3　《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4　《史记·货殖列传》。

5　见《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鲁人之皋（迂腐），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气得跳脚）。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6　见《左传·定公八年》。

7　《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8　《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9　《诗经·小雅·巧言》：“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10　《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11　《论语·乡党》。

12　《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乡党》：“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13　《诗经·小雅·车舝》，这首诗是描写一场迎亲的宴会。

14　《诗经·小雅·伐木》。

15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

16　《论语·乡党》：“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17　《论语·乡党》。

18　《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19　《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20　《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

21　《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22　《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本节文字历代注家多有歧解。

23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24　《论语·阳货》：“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25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26　《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27　《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28　《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29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30　《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

31　《礼记·曲礼上》。

32　《论语·乡党》。

33　《礼记·玉藻》：“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





第七章　从权力巅峰出局（54—56岁）


对三桓不利的举措——鲁定公也想拉拢——未必有过诛“少正卯”——弟子们先被抓了——辞职就能平安？——三桓家族的耳目





“堕三都”半途而废


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举措，是他54岁这年（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搞的“堕三都”，号召三桓家拆掉自己封邑的城墙。“堕”也写成“隳”，是拆掉的意思。

前面说过，三桓家族几乎瓜分了鲁国，他们各有自己统治的中心，季孙家的根据地是费城，叔孙家是郈城，孟孙家是成城。

孔子这么做有两重目的。首要的，是不希望三桓依托自己的封邑对抗国君，分裂国家。但这不能明说，不然他的大司寇就难干下去了。

能明说的目的，是防止出南蒯、阳虎这样的叛乱家臣。其实这种事情不只在季氏家里闹过。前年，孔子52岁的时候，郈城管马匹的家臣侯犯叛乱，不服从主人叔孙氏。孟懿子和少年的叔孙武叔带兵讨伐，围城数月，又从齐国请求援兵，才迫使侯犯出城逃亡。这是最近的前车之鉴。所以叔孙家有了教训，他们先响应孔子的号召，拆掉了郈城的城墙。

阳虎失败出逃时，公山不狃占据费城闹独立，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这是季氏最大的心病。拆费城的城墙，首先就要替季氏赶走公山不狃，季桓子当面表示赞成，心里可能留了预案。

孔子在当官以前，就做出过和公山不狃合作的姿态。他从政之后，一直没推动攻占费城，驱逐公山不狃，或许还有点骑墙的意味，现在终于和公山不狃、阳虎一党彻底决裂了。他把这和“堕三都”、整理鲁国君臣关系绑在一起，让季氏为首的三桓不得不接受，这是他的政治手腕，颇有点“城府”。

公山不狃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听到消息，没等朝廷有动作，就带费城人主动出击，长途奔袭，居然打进了曲阜。孔子和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这四位国卿，簇拥着鲁定公躲到了季氏家里的一座高台上，因为季氏家比国君的宫殿还森严。另外，那时的城墙、宫墙都不是太高大，城里出了什么乱子，君王显贵们一般都是往高台上逃。当年商纣王走投无路，也是跑到“鹿台”上自焚的。

费城人包围了高台攻打，差点把鲁定公抢过去，好在孔子部下的援兵及时到来，打败了费城人，解了围。鲁军一路追赶，公山不狃等逃往国外，费城得以光复。

子路立刻带人动手拆费城城墙。他还任命年轻的师弟——高柴当费城宰，这是趁三桓家里动荡的时机，安插自己得力的人。前面说了，孔子弟子多了，自己教不过来，那些年轻弟子大都是跟着老弟子学习。这个高柴其实可能是子路的学生。

孔子担心：费城宰责任重大，高柴年纪小，才二十出头，怕干不好吧？

子路只能解释：可以边干边学嘛。费城有百姓，可以学治理；有宗庙社稷，可以学祭祀礼仪。不一定非等书念熟了，再出来当官。

孔子听了很生气：我就烦你这种油嘴滑舌之徒！1

不到紧急关头，孔子的书呆子气就难免发作，他不体谅子路的用心，子路也不敢明说。

所以理解孔子不是那么容易，他是书呆子的时候居多，但关键环节上“踩点儿”往往很准，甚至超出常人。

在拆到孟孙家的成城时，孟家大管家坐不住了。这个大管家叫公敛处父，很厉害，能打仗。前几年三桓和阳虎打仗，他出力不小，孟懿子也不太敢得罪他。

公敛处父对孟懿子说：咱们的成城离齐国不远，拆了可就没安全保障了。现在齐鲁关系是不错，但万一日后反目，齐国人一下子就能打到曲阜。再者说，成城是你们孟家的大本营，没了它，谁能保证以后孟家不出事？

孟懿子觉得在理，两人商量，先不拆成城，要是国君带兵来打，就由公敛处父据城顽抗，孟懿子假装不知情。

果然，季、叔两家和孔子、鲁定公看到成城抗命，都很恼火，定公亲自带兵攻打成城。但有孟孙家的人暗中捣鬼，仗也打不起来。孔子家一直是孟家老部下，也不好把事情做绝，这事逐渐不了了之，成城保全下来。

费城到这时拆了一半，也没继续拆下去，后来慢慢又修上了。

“堕三都”的事业，就这么成了半吊子工程。三桓家族慢慢开始回过味儿来：原来孔子这人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还会损害三桓家族的利益。

但三家也没有立刻解雇孔子，因为晋国和阳虎的威胁还在，三桓需要个能给他们维持局面、装点门面的人物。





跟鲁定公合作吗？


孔子进中枢，不仅三桓家族抱了很大希望，国君鲁定公也有期待。他还是公子的时候，就关注着哥哥鲁昭公和三桓家族的较量，现在当了国君，也不甘心当三家操控的傀儡。

堕三都，定公知道这是在削弱三桓的势力，对自己有好处，很是兴奋，觉得看到希望了。但他是季氏扶植即位的，又怕贸然行动落个鲁昭公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很想试探试探孔子：这个老书生是彻底投靠三桓，一起架空我呢，还是和阳虎一样，能争取过来对付三桓？

《论语》里记载了鲁定公和孔子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定公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问君臣如何相处：“国君指挥大臣，大臣侍奉国君，这个道理对吧？”

孔子回答：“国君应当在‘礼’的指导下指挥大臣，大臣应该抱着‘忠’的态度侍奉国君。”2

第二次大概是在私下场合，没有外人在场，鲁定公就说得明白点儿了，他让孔子用一句话表个态：“听说有时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兴盛起来，‘一言兴邦’，有这回事吧？”

这话，乍看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暗示国君和三桓的关系，让孔子表态站在哪边。在定公看来，兴邦丧邦，就在孔子这一句话。

但孔子的态度是骑墙。他希望为君的定公，和为臣的三桓，都能从自己的欲望往回退一点，维持个彼此相安的局面，长期共存。在孔子看来，天子、国君、贵族，三者缺一不可，他还没敢想象消除寡头势力。所以他把球踢回给了鲁定公：“话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俗语叫‘为君难，为臣不易’，您要能好好体会为君的难处，也就有点‘一言兴邦’的意思了。”

这有点挑明说君臣关系了——您这国君也不能梦想为所欲为，把一切不顺眼的都扫荡一空。君臣互相忍让一些，理解一下对方的难处，这日子才能过下去。

鲁定公还不满意，要问到底：“据说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垮台，‘一言丧邦’，这话对吗？”他又在试探孔子会不会和自己作对。

孔子还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话也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老话，‘我也没觉得当国君有多享受，不过看到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还是有点开心。’如果您说的话有道理，臣下没人反对，怎么不是好事？可万一您说的没道理，大家还是不敢违抗，一窝蜂照着去做，那不成了一句话搞垮国家吗？”3

这时的鲁定公是个傀儡，还真没有一句话就断送国家的机会。所以孔子是贵族、寡头和国君之间的骑墙派，一直希望哪边都不得罪，各方和平共处，把周武王、周公开创的政治局面维持下去。

但这不是历史的趋势。后来（战国）的历史潮流，是国君物色到了一些肯给自己卖命、不计后果的底层士人，比如魏国用李悝，楚国用吴起，秦国用商鞅，搞“变法”运动，消灭寡头家族，削弱贵族阶级，建立集权的国家机器，而且真成功了。有些战国君王也是从春秋寡头变来的，比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在齐国成功篡权的田氏。只要能走到这一步的国家，都成了“战国七雄”。鲁国寡头共和的根子太深，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越来越弱小，最后被楚国吞并。

回到孔子。当初，真有这个历史的选择摆在孔子面前。如果他没那么瞻前顾后，再急功近利一点，和鲁定公结成铁杆主奴关系（后世人熟悉的“君臣”关系），一起下手算计三桓家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鲁国就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先河，战国七雄里就要多一个鲁国了。

为什么孔子不敢和鲁定公“合作”？

也许是他不想冒风险，但孔子也不是真胆小的人，他还想过和阳虎共事（反叛）呢。后来他周游列国，不止一次遇到危险，他远比弟子们沉得住气。

也许，他预感到权力都集中到国君一个人手里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暴君专制，为害天下。在孔子时代，这方面的典型是两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纣。这背后其实藏着别的问题，不全是一个“暴君”造成的。但孔子时代的人，还是习惯把它解释成暴君现象。反过来，在寡头共和制度下，倒没有暴君为恶的可能。

所以孔子专门谈过“专制”的危险：如果国君能直接指挥士（不经过中间的大夫），那国家的治乱，就全由国君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了。如果国君是悖逆之人，他统治的国家也就完全走向悖逆了。《诗经》里有一句“那个无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国君！”就是对悖逆之人为君专权的控诉。4

孔子脑子里预存的历史借鉴太多，就像下棋一样，他看了好几步远，没有盲目的乐观。但这样的从政心态，恰恰建立不了什么功业，对历史产生不了影响。真正在历史上轰轰烈烈、有一番大作为的，往往是短视之辈，只争朝夕，光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和建功立业的可能，甩开膀子就干，最后确实改天换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断送进去了。后来的商鞅、李斯是这号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是这种人。

从这角度讲，后人又没能完全理解孔子，要么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干瘪圣人，要么是完全不通时务的书呆子。其实这两样都不准确。笔者写作这本书，也只是注意到一些现象而已，没能说明白的还是太多。





代理丞相


孔子进中枢第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这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当了代国务总理，算是到达了权力巅峰。鲁国本来没有丞相、宰相的说法，这是从齐国学来的。

季氏家族一直垄断鲁国的相位（大司徒），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孔子暂时代行权力。也许是觉得“堕三都”半途中止，给孔子一个补偿，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另外，这年夏天，鲁定公去卫国会见卫灵公、齐景公，商讨对晋国赵简子作战的事，季桓子可能也跟着去了，留下孔子看家，就让他代理一下国务。

孔子特别认这一套，他很在乎官衔，就没再坚持“堕三都”，决心要干更大的事业——整顿鲁国的世道人心。徒弟们觉得有点不对劲，提醒他当心点，谨慎第一，别掉什么圈套里去。孔子表面上答应，其实没听进去。

《史记》记载，孔子刚刚代理丞相就办了件大案：诛少正卯。这件事《史记》只记载了一句，《论语》《礼记》都没提起过，搞不清的地方很多。

我们追溯一下。关于杀少正卯的说法，是战国后期《荀子》里开始有的，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得更详细。《荀子》里面，孔子解释杀少正卯的原因，说这人虽然没有犯盗窃这类常见的罪，但思想很危险：行为怪癖而坚定，言辞虚伪而有说服力，学的都是荒谬的道理，而且涉猎很广。他还喜欢召集很多人一起议论时政，会引起动乱，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不杀！5

《论衡》里更具体，说孔子还没当官，还在曲阜开班办学的时候，少正卯也在曲阜招徒弟讲学，把孔子很多弟子都吸引过去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只有颜回忠心耿耿追随孔子。6这么说，少正卯就是孔子教育事业的竞争对手，而且“少正”是个官名，这是以官为氏，说明这人的出身地位比孔子高，比孔子的竞争优势更大。

但这些说法未必靠谱。因为如果是真的，这绝对是孔子生平的一件大事，不可能在《论语》和《礼记》里一个字不提。如果真是孔子干的，以他的个性，肯定会念叨很多遍，把少正卯这个人彻底否定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的《庄子》特别爱拿孔子开玩笑，肯定也会把少正卯的故事重新演绎一遍。但这些都没有。

孔子在世时，学术思想的“争鸣”时代还没开始，孔子想找个人辩论一下也不容易。而且孔子这人不喜欢暴力，他退休以后，季氏族长季康子（季桓子的儿子）曾经向他请教：我想杀个“无道”之人（就是离经叛道之辈），来教导民众向善，这样可以吗？

孔子回答：您都是鲁国的执政了，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只要您走正道，一心向善，老百姓都会跟着您学，您就像是风，老百姓就是草，他们不可能跟您顶着干。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啊。7

所以，“孔子诛少正卯”这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学者们的创造。因为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兵农各学派，争论、竞争很厉害，上要争各国的君王，下要争青年学生。争到一定程度就起了杀心，幻想能消灭对手的肉体。特别是荀子这人，总是鼓吹用法律手段统一思想。他的学生韩非子干脆就是法家，说一切对君主没用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蛀虫，应该消灭掉，那语气和《荀子》里面批少正卯非常像。这些跟孔子时代都不沾边。

孔子代相干的事，主要是整顿社会风气。开头三个月，表面上一帆风顺，鲁国显现出一派新气象。市场里卖假货的少了，大街上谈恋爱的年轻人不敢拉手走一块儿，列国的使者到了鲁国也发现接待的办事效率高了。人们知道，孔子是道德先生，最好别正面跟他撞上。8





弟子入狱


但就在这一派祥和安定下面，反对孔子的人们开始行动了。

由于这段史书都是亲孔子的人书写的，“为尊者讳”，我们不知道孔子从政末期这场斗争的具体过程，甚至是哪些人在反对他也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当了大司寇，代理丞相，首先挤掉了老贵族臧氏家族的位置。臧会偏偏是个阴险小人，肯定会卖力地反对孔子。孔子弟子们，当季氏宰、费城宰，也很妨碍了一批人的仕途。这些人自然都想把孔子赶走。

最早的冲突，从孔门弟子内部爆发。

子路给季孙当大管家，是实权人物，开始有人攻击他。孔子的一个不太著名的弟子，公伯寮，找机会向季桓子进谗言，说子路对季氏不忠，有成为阳虎的趋势。

恰好，有一位出身孟孙家的官员，子服景伯，把这消息偷偷告诉了孔子：季氏最近有点让公伯寮给搞糊涂了，怕对子路不利。不过我现在是主管这方面的官，可以先下手为强，把公伯寮法办了，从重从快，死刑。

子服景伯也曾经跟着孔子学习，但没列入孔子学生名单，因为他身份比较高，就像孟懿子兄弟，是不能当学生使唤的。现在孔子是大司寇，又代理国政，学生们也都当着官，想除掉公伯寮不算困难。

公伯寮这名字里面的“公”字，是春秋后期（就是孔子这个时候）鲁国兴起的一个风气，国君后人形成的家族，氏的第一个字是“公”，这个公伯寮应该也是远支公族。

孔子不同意，他反对把政治搞成杀人：我这事业（道）能不能成功，是天命决定的，凡人起不了作用。他公伯寮就能改变天命吗？9

孔子这态度，也跟后世“诛少正卯”的故事完全不沾边。

但由不得孔子视而不见，反对者们下手了。

孔子两个弟子，南容和公冶长，先被逮捕了，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搜集指控孔子的证据。孔子这几年干大司寇，判的官司多，都是学生们替他具体办案子，找点由头指控他们不难。

公冶长老实，义正词严跟对方争辩，最后言多必失，被抓了个把柄，判了几年，进了监狱。

南容被指控的罪名更严重，一旦落实了就要“刑戮”——死刑。他聪明，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逼急了，就是《诗经》里的两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面的污点，还能磨掉，我要说了什么错话，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了。审他的问不出口供，拿他没办法，最后放了。

两个弟子吃官司，对孔子打击很大。为了补偿弟子，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

当了几年大司寇，孔子懂了些世事人情。按他原来的学究脾气，见人蹲监狱，肯定觉得是罪有应得，现在他总算知道司法那套东西是怎么回事了。孔子佩服南容，居然能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不简单。公冶长蹲了监狱，受的罪多，把女儿嫁给他，算多补偿一点。10

从这事能看出来，孔子不怕风险，有担当。同党被人整肃，胆子小的政客要赶紧划清界限，自保为上，甚至落井下石，踩上一脚证明自己清白。孔子不光不避嫌，还要结亲。他后来丢了官，周游四方很多年，弟子们照样追随他，吃苦受累甚至担风险，班子一直没散掉，还越来越大。这非常难得，不但之前没有，后世也再没有过这么坚定团结、能折腾的师生团队（除了墨子一伙人，可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我们不了解详情），这跟孔子的个性很有关系。

用现在的话说，孔子不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僚，但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

季桓子实际在暗中纵容反孔子的一派。但闹到一定程度，三桓就要有个最终意见了：到底还用不用孔子？两派斗得已经不可开交，必须有一方出局才行。

三桓这时最担心的，是孔子和鲁定公结成一伙，那样三桓家族就又有危机了。偏偏孔子太讲君臣道义，各种礼节上都把鲁定公抬得很高。这么做的时间长了，国君的威信慢慢就积累起来了，三桓不能不在意。

孔子40岁就觉得自己“知天命”了，公开的宣言就是不结党，能干好工作就干，干不好就辞职走人，继续当老师。自己有文化，到哪都有人交学费，饿不死。他对钱看得不轻，但也不重。钱多了吃的穿的讲究点，没钱了就“饭蔬食，饮水”，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凭劳动挣钱，就是给人家赶车也不丢人，就是不能为钱做违心事儿。

三桓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结党营私，最恨洁身自好的假清高，脚踩两只船的骑墙派——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从一个穷书生、半冒牌的小贵族，提拔到权力中心，就是让你来卖命的，这叫攻守同盟、利益共同体。你不愿趟浑水冒风险，口口声声不当官了就教书去，我们总不能跟你一样吧？

孔子跟鲁定公那番模棱两可的表态，最不讨好。那番话鲁定公不满意，传到三桓耳朵里，他们还是不高兴。他们觉得孔子跟鲁定公的关系很危险，保不定就是下一个阳虎。

孔子这人不是职业官僚，他太少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官就想推行他那套理想化的“道”。如果他换个思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他可以一心趋奉三桓，特别是为首的季氏，拿自己那点学术吹捧季氏，论证诸侯国内的首席贵族才是周礼的真正代表，反正有周公可以作先例；同时把老婆换掉，从季氏家族里迎娶一位新夫人，他是异姓大夫，正好有结亲通婚的便利。这样他的官位就会很稳当，还有可能获得一块世袭的封邑，成为货真价实的世袭大夫。

如果他注意打探鲁定公的动向，及时向三桓打小报告，甚至引诱鲁定公做出反三桓的盲动，同时把消息报告给三桓，就能重演一次当年鲁昭公的内战，他会更受三桓家族的青睐，甚至可能让孔家成为鲁国的第四世袭家族。

不要觉得这太荒诞，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宫廷政变，都有这种不计后果、试图一本万利的搅屎棍角色活跃其间，离孔子最近的就是鲁庄公那次内战。这当然是火中取栗，有风险，在内战里可能断送自己的性命，风险和收益从来都是成正比的。

但孔子从来没有想过用这套方法混官场，他有底线，追求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被冷处理了


从政生涯到此时，孔子颇有些意兴阑珊。

孔子从政之前，学术声望已经很高，举国上下期望值也大，觉得他一出来当官，鲁国肯定能有一番新气象。可实际上，孔子解决不了鲁国最大的难题：三桓专权。当初孔子从政时，季桓子、叔孙武叔上台不久，资历尚浅，孟懿子一人独立难支，需要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帮助维持局面，过渡一下。现在季桓子等已经羽翼丰满，不需要孔子做点缀了。

而且，到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以齐国为首的“东方反晋联盟”，和晋国正式开战了。起因是晋国的内战：赵简子为首，智、韩、魏三家站在赵氏这边；另一派是中行氏和范氏，两派正式刀兵相见。赵简子这派实力强，掌控着晋君和晋国的政权，中行氏和范氏就成了反叛者，只占据了晋、卫交界处的几座城池。

“东方反晋联盟”立刻支持范氏、中行氏，因为齐鲁卫郑诸国都对赵简子不满。齐、鲁、卫联军开进了战区，帮助反叛者对赵简子作战，鲁定公甚至亲自带兵出征。

这场战争对孔子有什么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三桓心目中的分量减轻了。因为三桓最怕的是阳虎，阳虎正在赵简子手下。原来虽然齐鲁结盟反晋，但仗没打起来，三桓很紧张，怕鲁国国内的势力和阳虎悄悄联手，尤其怕鲁定公这么干。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鲁定公反晋、反赵简子的立场也完全亮明，成了鲁国上下一心的共识，三桓就放心了：鲁国没人敢再勾结阳虎了，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所以，借助孔子对抗阳虎的时代也过去了。他现在成了鸡肋，难免鸟尽弓藏。

但怎么把孔子打发走，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后世的皇权专制的游戏规则，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动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读过《汉书》的人都有体会；贵族寡头政治不一样，斗争方式是温温吞吞、百折千回，斗而不破、藕断丝连，很少能把事做绝。何况孔子这老头子是道德先生，经济上查不出什么问题，也不爱出头露面、惹是生非。

季桓子采取的办法是冷处理，把孔子闲置起来，不去理睬。

恰好，齐景公送来了一个女子乐队，有美女八十人。这是送给国君的，但季桓子直接拉到自己家里，此后三天没上朝，也没见孔子。

子路给季桓子当大管家，知道老板心思，忙向孔子打招呼：“季氏有想法了，您还是先换换环境，出国走动走动吧？”

孔子还不死心，想再等等，看看。

鲁国随后有祭天仪式。按惯例，仪式过后，祭祀的肉食要分给大臣。孔子等了几天，也没等到给自己送来的那块肉。季桓子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孔子只好请长假走人。11

还要补充一点，齐景公送美女，《史记》说是因为怕孔子掌权让鲁国强大，威胁齐国，故意用的反间计。这有点过分了。老齐景公不会把孔子放在眼里。孔子那一套政策，充其量是搞了点思想教育，离富国强兵还差得远。而且鲁国掌实权的是季桓子为首的三家，孔子只是点缀而已，这谁都明白。





齐国到卫国


不当官了，孔子要出国。大概因为落差太大，一下子不好适应，需要出去走走，缓冲一下。他选择了去齐国，十几年前他追随鲁昭公去过齐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年，比较熟悉情况。

而且，这时的孔子还有点奢望，他还想当官。春秋时候，贵族大臣离职，去别的国家工作的不少，一般要比原来“降级”一点，但也有按原来待遇的。靠着自己当政期间和齐国的友好关系，在那边谋个职位应该不难吧。

孔子虽然不当官了，但子路这些学生，还在季氏家里继续干。在季桓子看来，这些人比孔子好用。孔子这大司寇最终没白当。

到这里，子路这人值得一说。以前人评价子路，都觉得和《水浒传》里的李逵差不多，很实诚的粗人武夫。其实不全是，孔子自己都不这么看，他对子路的评价是：可以治理一个“千乘之国”——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在春秋早期算一流大国，在春秋后期也是二流的大国，就是鲁国、卫国这样的规模。

比如孔子罢相、辞职这事，背后有很凶险的斗争，也显示了三桓对孔子的失望和不满。子路替孔子办事最多，他当着季氏首席管家，这是风口浪尖上的位子，想不得罪人都很难，但他就是没被卷进去，季桓子照样要用他。这需要非常高超的头脑和手腕。

不过子路这人平时有心思，到生死关头就容易犯冲动，他的登场和谢幕，都有点像李逵，这造成了后世的普遍观念。

到了齐国，老齐景公按接待外国卿相的标准接纳了孔子一行。按说孔子这时已经不在职了，受这种招待算是超标，或者破例。厚待来本国讨生活的外国贵族，算是齐国的一大传统，追溯起源的话，至少要到一百多年前的齐桓公。

这时，齐国老丞相晏婴已经去世了。孔子当年不太喜欢晏婴，现在却有点怀念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在官场上历练了一番，他体会到了晏婴弥合君臣上下的辛苦。晏婴为人诙谐大度，不拿架子，在列国的贵族圈子里很少见。孔子说：晏婴这人擅长和人交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相处时间越长，就越尊敬他。12

老齐景公并不打算给孔子任命什么实职。因为孔子在鲁国没太深的根基，对齐国用处不大，他和三桓无法共事才辞职来齐国，如果太重用，肯定影响当前的齐鲁关系。

其次，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的政治理念，也没法在齐国推行。齐景公在位已经五十多年了，他早年扶植了一些势力不大、比较听话的贵族，有老牌的国氏、高氏，有外来的异姓陈氏。这些人一直比较恭顺，但到齐景公晚年，他们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互相盘根错节，结下了不少宿怨，也非常排斥外人。孔子在鲁国搞尊君，堕三都，这些贵族看在眼里，都知道于己不利，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孔子在齐国得势。

在齐国干耗了一段时间，孔子发现实在没有当官的可能性，失望了，要回鲁国。

《史记》说，孔子这次离开齐国，是因为接待标准不够高，老齐景公算账：按照接待孟孙家族的标准，有点低了，按照接待季孙的标准呢，又有点高了，应该按低于季、高于孟的标准安排孔子食宿。结果引起孔子不满，告辞走人。其实这说法不对，孔子哪敢奢望高过季氏或者孟氏。他是当官习惯了，没官做闲不下来。

但他回了鲁国又不适应，思来想去，决定去卫国试试。

这还有个原因：孔子当大司寇的这几年里，他身边的家人、学生，大都当官发财了不说，还有些人当了移民，把家产都转移到了国外，主要是西邻的卫国。比如子路的大舅子颜浊邹，现在已然不是颜家庄的泥腿子了。

这未必是孔子授意的，他不一定都知道，知道也未必管得了。现在，他去卫国谋发展，那里正好有人接待，算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

齐鲁关系密切，来往多，但去卫国就是“探索未知世界”了，孔子还没正式去过卫国。他二十多年前陪南宫敬叔去洛阳，经过了卫国，但没跟当地政界人物打过交道。这次去，不知有什么际遇在等待他。

三桓也在关注退职后的孔子，防范他心有不满，做出什么对三桓不利的事来，最铤而走险的就是投奔对立面阳虎了。孔子出发去卫国时，季桓子派了一位宫廷盲乐师——师己送行。

孔子喜欢音乐，走到哪儿都和乐师交朋友。师己同情孔子，说您虽然免官了，可干得挺好，鲁国上下都想念您。

孔子听了感动，即兴作了支歌，师己伴奏，孔子自己唱。歌词大意是：那女人的口舌啊，能把人赶走；那女人的活动啊，能败坏事业。算了，我还是游游逛逛，安享晚年吧！13

两人同行了一天，又住了一晚，第二天师己才告辞返回。

他一回去，就向季桓子如实报告孔子的言行。季桓子感叹：老头子太实诚，他还真以为我是为了女人啊！

孔子懂一些官场的游戏规则，但他负担不起玩这套规则的代价——人格，所以把责任都推到了女人身上。他知道季桓子不是因为女人才把他一脚踹开，但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其实这也是他的自我保护。他当然知道师己是季桓子派来试探自己的，不能乱说。

关于孔子对女人的态度，我们后面会说到。





盲人的隐秘世界


孔子那个时代，宫廷乐官都是盲人，因为他们音感和记忆力好。季桓子为什么选了个盲人当自己的耳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那是个“明眼人”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暗藏着一个沟通列国的信息网络。

在春秋时代，列国的盲人乐官有自己跨国的师承体系，他们的音乐技艺复杂，还要团体协作，培训工作量很大，没法在一个小诸侯国里面自养、自传。就说现在，一个省也未必能有一个音乐学院。春秋的中原诸侯国，跟现在的一两个地级市差不多大，人口还要少上百倍，又要从中选盲人培训成乐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太上档次的乐队，比如贵族私家养的，就没这么讲究了，也未必是盲人乐师。像齐景公送给鲁定公的那个女子乐队，肯定不是盲人，那纯粹是娱乐消遣用的，不能在朝堂宗庙里演奏。

孔子和盲人乐官的圈子有所接触。《论语》里面记载过八位乐师，大师挚、亚饭干等等，分别去了齐、楚、蔡、秦、河、汉、海谋生，后面三地应该是指民间而非诸侯朝廷。这八人可能原来是一个乐队，或者一起接受训练的，他们四散天下后还有联系。在列国朝廷工作的盲乐官，靠着师生、师兄弟、师叔侄关系，就构成了一张连接起整个华夏世界（外加一些蛮夷国家）的情报信息网。

季桓子担心孔子出国后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所以安排个盲人乐官盯一下，外国的盲乐官体系自然也要联动，及时反映孔子的动态。但孔子也不傻，他本来就喜欢音乐，在齐、鲁都有当乐官的朋友，他周游到哪国，也要主动结交当地的乐官，拜师学习，其实也是和这些人维持好关系。

《论语》专门记载过孔子当大司寇时接待盲人乐官的情景，可以看到孔子和这些人交往的细节，包括孔子对他们的尊重：一个叫“冕”的盲乐官来拜见孔子，他走到客厅的台阶前面时，孔子会提醒他“到台阶了！”，走到入座的席子前，又提示“到席子了！”，等乐官和其他宾客都坐定了，孔子会告诉他：你左边坐的是哪些客人，右边和前边又是哪些……直到把这位乐师送出门。孔子还跟学生解释：记住了，以后就这么和盲乐师打交道。14

笔者老家是河北保定，有盲人当算命先生的传统，这些盲人也有自己的传承体系、信息网络。据老乡回忆，“文革”以前，冀中地区的盲人还有若干年聚集一次的传统惯例，方圆数百里甚至邻省的盲人算命师都会参加，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外人不太清楚。聚会的时间、地点如何确定，参会的信息如何传达，外人（甚至包括这些盲人的家人）都不太知情。现在的社会学、人类学都还没发掘到这些层面的课题。



* * *



1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2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3　《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4　《礼记·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5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条。

6　《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条。

7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8　《史记·孔子世家》：“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9　《论语·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10　《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11　见《史记·孔子世家》。

12　《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13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14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第八章　卫国绯闻多（56—57岁）


春秋需要盟主——卫灵公家的乱事——被当作了阳虎——厌女症的起源——伺候贵妇很困难





卫国的复活


56岁这年，退职后的孔子去卫国，弟子子路、子贡还在鲁国当官，没跟着他，陪他的有冉有、颜回等人。

贵族出门是面子事，重点就看有多少辆马车。孔子已经当过卿，应该有不止一辆马车，有些弟子也跟着当过官，能挣到辆马车。孔子出行的这个车队，大概有十几辆车，当然还有徒步随行的穷弟子。

这时的齐、鲁、卫、郑“东方联盟”正在和晋国打仗，或者说，正在介入晋国的内战：晋国内部范氏、中行氏两家在东方联盟支持下，和赵简子开战。这两家军事上节节失利，只能退保以邯郸、朝歌城为中心的黄河北岸，这里紧挨着齐、卫两国，可以获得东方联盟的军事援助。

卫国的都城帝丘，在古黄河南岸（今河南省濮阳市，春秋的黄河河道和今天不太一样，更偏北）。孔子进了卫国，就离朝歌战场不远了，只隔着一条黄河。朝歌是殷商故地，孔子是商人后裔，如果不是那边打仗的话，孔子肯定要去怀古凭吊一番。

这一路上，冉有为孔子驾车。孔子看到道路两旁的卫国市镇，感叹这里人口众多。

冉有问：人多了该怎么办？

孔子说：让他们致富啊。

又问：富了以后呢？

答：教化啊，让他们守规矩。1

这就是不当官的孔子，整天想的还是怎么当官。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不然，他太热心当官了，但他当官的乐趣不是捞钱，而是立规矩。

孔子现在到的卫国，其实不是当初被周公分封的卫国故地。

卫国最早被分封在了黄河北岸的朝歌一带，统治殷商王朝的核心区，在那里立国三百余年。到春秋中期，太行山里的狄人（中原人眼里的野蛮人）强大起来，打进了朝歌城，多数卫国人被杀、被掠走，当时的卫国国君也被杀，几百名幸存者逃过黄河，靠着齐桓公等列国的保护，在河南重新立国，这是孔子出生前一百年的事。卫国旧地被狄人洗劫之后，又逐渐被晋国扩张吞并了，直到现在变成战场。

所以孔子感叹，一个国家从几百人繁衍起来，经过四五代人，又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大国，这是很惊人的恢复能力。当年齐桓公充当霸主，带领中原诸国抵御蛮夷的进攻，实在功不可没。如今，中原已经没有霸主了，还有谁能代表周王维持局面？新的国际秩序还要在战争中慢慢摸索。

孔子有信心，觉得自己的学说就是当前列国政治的解药。但关键还得有国君让他当官，给他实践理想的机会才行。

到了卫都帝丘，孔子先安顿在老乡颜浊邹家，然后找机会见卫灵公。（见彩图8）

彩图8　孔子见卫灵公（清代焦循画）

古人画的孔子，这幅比较好，场景、人物姿态都很逼真。画家还借鉴了西洋画的透视技法，地板的线条不平行。可惜他正好画反了：线条不是向远方汇聚，而是扩散。



卫灵公会见了孔子。对这个曾在鲁国掌权的大学者，卫灵公很尊重，因为孔子让鲁国加入东方联盟，反抗晋国，对卫国是重大帮助。卫灵公跟赵简子可以说是有私仇，所以他对军事盟友很看重。

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开多少俸禄？孔子照实说了。于是卫灵公也给他六万斗的年薪。

卫灵公年纪应该和孔子差不多。他刚即位时，曾因为得罪了国内的大贵族，被赶出国，和当年鲁昭公出逃差不多。但后来在列国的斡旋下，他又回国为君，慢慢削弱了势力过大的贵族，提拔了一些忠于他的人，使卫国这些年政治比较稳定。孔子在鲁国试图提高国君权威，调和大贵族之间的关系，卫灵公也很赞同。这是他愿意用高规格接待孔子的原因。

但要不要让孔子当官掌权，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卫灵公还没想到那一步，卫国朝廷也没有适合孔子的空缺。

孔子到卫国这年秋天，卫国发生了一起内乱，起因是宫廷桃色事件，导致卫灵公和太子反目，太子出逃晋国，和父亲对峙多年。后来卫灵公死了，这件事情还在影响卫国政局。





南子夫人和蒯聩太子


卫灵公这时候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但还很风流。民间传闻，他有三个年轻俊俏的夫人，四人经常在一个澡盆里洗澡。

光洗澡没什么大事。关键是，灵公现在的正房夫人——南子，生性比他还风流。关于她的绯闻更多。南子来自宋国宗室，她还没嫁到卫国的时候，在娘家有个相好的情人，是位公子，叫公子朝，也叫宋朝。这人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这种堂兄妹或者姐弟的恋情，在那时是非礼的，但时有发生。比较著名的，是孔子出生前一百五十多年，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和她哥哥齐襄公的恋情。当时文姜夫人陪鲁桓公出访齐国，和哥哥旧情重燃，搞得鲁国的史书都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记载。后来齐襄公看妹夫鲁桓公实在碍眼，趁一次外交宴会把他暗杀了。

如今的南子想念情人，还不用回娘家——她降得住老卫灵公，让夫君请宋朝搬家来卫国定居，这样见面更方便，搞得卫国人议论纷纷，只有卫灵公一个人不知道（不在意）。

这事不光是男女绯闻，也牵涉政治斗争，因为南子的这些情人们，都想走夫人路线往上爬，会威胁到在位的贵族利益。孔子来卫国的前一年，卫国一个掌权大贵族想除掉南子的情人们，结果南子先在卫灵公面前告了状，这个贵族只好逃到鲁国避难。

孔子到卫国不久，恰好卫国太子蒯聩出国访问，路过宋国，有个农夫唱民谣小调，故意让他听见。大意是，你家的小母猪满足了，该把我家的良种公猪送回来了吧？

蒯聩太子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决心除掉这个风流后妈。他回国后，和一个心腹约好，等他去拜见后妈时，以回头为号，动手杀了南子。

可惜这个心腹是个小人，也许是被南子夫人的风度给迷住了，当面答应得挺好，到时不肯动手，还把太子的计划都招供了出来。南子跑到灵公那里哭闹，太子只好逃跑了。辗转一番，去晋国投奔了赵简子，彻底和老父、后娘翻脸为敌。

卫灵公的家务事又给国际战争浇了一瓢油。孔子刚到卫国，就赶上了这出闹剧。孔子祖上是宋国人，大概有人觉得他和南子、宋朝有什么牵连，在卫灵公前面告了状，卫灵公一时没主见，也有点担心孔子给自己戴绿帽子，派人到孔子的住地搜查过两次，当然是打着别的旗号，声称不是针对孔子。孔子出门，还总有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盯梢，他觉得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决定再出去躲一躲风头，等卫灵公家的这些乱事消停了再说。他想去卫国南边的陈国。2





被当成阳虎


卫国到陈国不远。但孔子车队出了卫国都城，往南才走上几十里路，就遇到麻烦了。

这里是郑国东北部的匡城（今河南省长垣县）。九年前，阳虎在鲁国掌权，为了替晋国教训郑国，曾经带兵占领这里，大搞破坏。当地人对他恨之入骨。

现在孔子经过匡城外，弟子颜刻赶车，他用马鞭指着匡城的城墙，跟孔子说：“看城墙上那个缺口。当年阳虎攻城，就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3颜刻大概早年当兵，跟阳虎到过这里。

城墙上有人看见，敲响了警钟。孔子和阳虎一个模样，他们以为阳虎回来了。

在鲁国的时候都是熟人，还不容易错认。现在不行了，说什么外地人都不信：早听说你阳虎在鲁国吃不开跑出来了，你可也有今天！当下把孔子一行都抓了起来。

局势凶险，孔子却不急着辩白，他到生死关头就不紧张，听天由命。弟子们一看跟当地人没法说理，忙请人往卫国传话，请求救援。

卫灵公派人赶来，跟匡城人核实：这是在鲁国当过大司寇的那位孔子，大学问家，阳虎的老对头，现在在我们卫国做客，没事出来走走。请大家不要拿亲人当仇敌，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匡城人发现弄错了，就放了孔子一行。孔子这次被扣押了五天。史书把孔子这次遭遇叫“子畏于匡”，畏就是受威胁。

这样一来，卫灵公觉得没招待好客人，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孔子也欠了卫灵公一个人情，为了显示他和卫灵公没有芥蒂，就带着弟子们返回了卫都。

这次事件，对孔子影响很大。到底有多大？大概和他年轻时候去参加季孙家宴会，被阳虎赶出来那次差不多。

在晚辈人、学生眼里，阳虎和孔子是死对头，俩人从小时候就结仇，大了，政治路线不同，更不共戴天。孔子能在鲁国当官，靠的是这个形象，而且他为了当官，也有意利用阳虎问题向三桓施压。

但回过头来想，阳虎在鲁国掌权的那些年里，对孔子一直不错。甚至阳虎从曲阜逃走的时候，把鲁国宗庙里的国宝带走了：一副宝玉，一张大弓，都是当年周王室赐给周公的宝物。孔子刚当上大司寇，阳虎就派人把这两件宝物送了回来，让孔子很长面子。这件事也正式写进了鲁国的官方史书《春秋》。

前文提过，孔子和阳虎长得太像，很可能有血缘上的联系。成年后的阳虎或许是知道的，但孔子迟迟没回过味儿来。因为他是家庭伦理上的道学先生，很不愿想到那些歪门邪道的方面，另外他对出身问题很敏感，这也是忌讳。

孔子不关心自己长什么模样，如他自己所说，“形状，末也”。忽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异口同声咬定他就是阳虎，怎么解释也没用！

到这次“子畏于匡”，孔子才开始正视、思考他和阳虎的关系。他最讲孝悌，但没实践的机会，老颜家那个哥哥实在扶不起来。但快60岁才明白过来，居然还有这么一位长得如此相像的“疑似”兄长……

孔子没法找人核实这桩亲缘。他们年纪大了，知情的上一代人早都过世了，而且孔子绝对不愿跟人谈这种话题。他只能自己慢慢揣摩、消化这个疑问。

孔子和阳虎，更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性格、相貌、政治取向的种种相似和差异，以及一辈子若即若离的对立依存关系，似乎都暗含着一种神奇的默契……





更换“主人”


匡城到卫都帝丘就半天路程。他这次回卫国，一位本地大贵族蘧伯玉派人来，邀请他到自己家住。

蘧伯玉比孔子年纪至少大三十岁，到这时已经九十来岁，他这辈子见过的国君流亡、大臣被逐的事情太多了，对孔子也很有好感。

孔子问蘧伯玉派来的使者：你们主人是位什么样的人呢？

使者回答说：我们主人总想少犯错误，但一直做不好。

孔子觉得这个回答太好了，既谦逊，又委婉地说出自己的主人重视修身。4

那时列国都没有商业性的高档宾馆，只有供下层人住宿的“逆旅”，朝廷公事有国宾馆。大贵族因私事出国，没理由住国宾馆，又不愿住低档旅店，一般都要在当地贵族里找一位“主”，就是房东兼朋友。这位“主”的身份和社交圈子，对客人有重要影响，因为客人是通过主人接触当地的圈子。以前鲁国的三桓去晋国，都是住在范献子家，范家就是三桓在晋国的“主”。

孔子上次来卫国，事事不顺利，部分是因为他住在了老亲戚颜浊邹家。颜浊邹这人社会地位低，是靠孔子当官致富的暴发户，又料到孔子一旦倒台自己下场好不了，悄悄搬家到了卫国，自然声誉不佳。不过他好像有门祖传的手艺，能治“痈疽”，这是卫生条件不好引起的体表恶性感染，传统时代比较常见。颜浊邹从鲁国移民到卫国，主要靠这医术立足。但卫国上层人普遍瞧不起他，也带累了孔子。蘧伯玉老人这次主动结交“做主”，对孔子在卫国的形象很有提升。

所以孔子后来总结：当君子，一定要持重，这样才有威严和学术地位；到外地做客，要选忠信之人“做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不要怕人指出和改正。5

这些总结，可能和他在卫国两次选择“主人”的经历有关。

孔子在卫国头次选择“主家”失败，弟子们大概不好意思往《论语》里写，但口头传闻还是保留下来了，到三四代人以后的孟子，就有学生问：当初孔子到卫国，由“痈疽”之家做主，是怎么回事？孟子为了维护先师的面子，只能努力遮掩一番。6后世的学者，再没人能猜透这桩公案。

只有了解孔子出身老颜家的背景，颜家人这些发达、迁徙的历程，才能揭开这段尘封两千多年的旧事。





子见南子


房子安顿好，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还是卫灵公那位宝贝夫人，南子。这次她想见孔子，而且是卫灵公不在场，单独会见。

卫灵公这时家里消停了，派人来传话，说各国来的君子，只要不嫌弃跟寡人做兄弟的，都要（单独）见见贱内，而且贱内久闻您的大名，一直想请教您呢。老卫灵公觉得孔子跟南子夫人有什么误会，才赌气出走，现在两人需要谈谈，以释前嫌。而且，他就要故意不在场，显得自己大度，也堵住那些流言家们的嘴。

主人态度诚恳，推脱不了。孔子的弟子都捏着把汗，怕老师的名誉从此毁了。

这次会见，《史记》有一点记载，说两人隔着层很薄的布帘子，互相跪拜行礼。那时坐就是跪，所以跪拜不算什么大礼节。隔着帘子这句话，以前人没认真揣摩。其实它的潜台词，可能是说两人还是坐在一张席子上。孔子看不清南子夫人，只能听见她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大概还能闻到香味，那时女人没香水，但会给衣服熏香。

两人好像没谈什么具体内容，他们关注的事情太不一样，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但这两人代表了生活方式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很物质很现实，一个是太理想太宏大，距离产生美感，反倒都有观察一下对方的兴趣。

子路本来在鲁国给季氏当宰，听见孔子在匡城被抓，辞了职着急赶来了。他已经听到了些孔子和南子的传闻，很不满，说您老这次搞不好，就跟宋朝公子一个名声了。

孔子急得发誓，说我要干了什么坏事，老天也不会放过我！

但这事儿后人不肯放过。大家都喜欢绯闻，特别是名人的、道德先生的绯闻。新文化运动以后，孔子老家曲阜的学生，排演过一出“文明戏”（话剧）《子见南子》。戏里面，孔子和南子是撩开帘子见了面的，孔子把见面礼——一块玉，亲手递交给南子。

那时，贵族送礼经常送玉。学生演戏拿了块香皂当玉。香皂是洗澡用的，有些暧昧色彩。鲁迅的小说《肥皂》，讲一位道学先生，路上看见乞讨的姑娘，脖子上有泥垢，就联想，拿块肥皂“咯吱咯吱”洗一洗，姿色应该还不错。观众看孔子送给南子肥皂，联想应该也不少。

但对孔子来说，这些都是无妄之灾。他对女人的态度，虽然比不上不娶老婆的和尚、神父，但也差不远了。

孔子对女人，有句很著名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7跟她亲近，她就想要平等了，还要操控丈夫（那时默认男女是不平等的）；跟她疏远了，她又一肚子怨气。

关于小人，孔子还说过很多话，但关于女人，好像就这一次。拿女子和小人相提并论，是对女性的歧视，很多人都批判过，这里不用多说。

有人为维护孔子形象，故意作曲解，说孔子的意思是，女人要是嫁给了小人，就没好日子过了。还有人更有创意，说是孔子感叹女人生孩子（小人）太困难了，还推测孔子夫人是难产死的。这些都是过度发挥。

孔子自幼跟着单亲妈妈长大，家里还有姐姐，成家了还有女儿，他生活的环境里不缺女人，不过他照样对女人很隔膜。他拿女子比小人，更多是从夫妻关系得来的。孔子和夫人过不到一起。

孔子夫人很不幸。《礼记》记载，孔夫人去世后，儿子孔鲤（字伯鱼）服了一年丧，然后有时还哭。一次孔子听见家里有人哭，问身边学生：这是谁在哭呢？

学生说：你儿子孔鲤啊。

孔子说：哎呀，这也太过分了吧！

孔鲤听说了，就不敢哭了，也不敢穿丧服了。8

按规矩（还是孔子自己倡导的规矩），儿子得为母亲服丧三年，哭又有什么不对？

朱熹有注解：“伯鱼之母，出而死。”“出”是被赶出家门——孔子已经和夫人离婚了。孔夫人没死在孔子家里。这夫妻俩最后是彻底过不到一起了。孔鲤为被赶出家门的母亲服丧一年，大概也是孔子制订的变通规则。

孔子和夫人离婚，夫人在外面去世，具体时间不清楚，大概是在孔子当官的那六年里。因为后来的孔子就很少在鲁国定居了，他儿子没陪着他周游列国。

孔子不是贵易交，富易妻，喜新厌旧，他是忍受不了女人。

孔子没再婚，也没小妾小老婆，晚年周游列国，一点牵挂都没有。在传统时代，这是标准的另类人士，那时只要家境稍微过得去的人士，都要讨上一两房小妾。后世很多道学先生，嚷着这也学孔子，那也学孔子，但这一条死也学不来。





孔子的家庭


再说孔子的家庭。离婚这事是孔门家传。

孔纥那辈离没离过，史书没记载，不知道。但从孔子开始，连着三代人，都离过婚，所谓“孔氏三代出妻”。

孔子的儿子孔鲤，死于孔子去世前四年，孔鲤的正房夫人没生儿子，有个妾生了儿子孔伋（字子思）。然后这个妾就被赶出家门，到卫国去了，很可能是被正房夫人卖掉了。当时，正房夫人是有权卖掉妾的。9孔鲤这个正房夫人好像很凶悍，孔子爷俩也拿她没辙，孔子晚年不爱在家里待着，不知是否也有和儿媳妇难相处的因素。包括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孔鲤从来没陪着他，可能也是怕老婆，不敢离家。

后来孙子孔伋长大了，那时他父亲和爷爷早已不在世了，卫国又传来消息，说他的亲生母亲死了，孔伋就在自己的家庙里面哭丧。结果还在世的那些孔子弟子（曾参等人）提意见说：这女人跟你们孔家已经没关系了！孔伋就不敢在家庙里面哭了，改到了别的房子里。10

孔伋到后半辈子，又把自己老婆赶走了，而且这个老婆也死在了他前边。孔伋儿子孔白，字子上，想给这被赶出家门的母亲服丧，被孔伋禁止了。孔伋的学生不懂，问为什么。孔伋说：她是我老婆，才是孩子他娘；如今不是我老婆了，就不是孩子他娘，当然不能服丧！11

孔鲤当初还给母亲服丧了一年，到他孙子这代，连一天都不能服了。

孔子弟子曾子，也因为“梨蒸不熟”把老婆休了。12孟子“恶败而出妻”，怕事业失败，先把老婆赶出家门。13直到宋朝司马光，写《家范》告诫子孙后代，说遇到“悍妻”一定要赶出家门。“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余贤士以义出妻者众矣，奚亏于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出，则家道何日而宁乎？”其实司马光没搞明白，孔鲤家被赶走的是小妾，真正的悍妻是赶不走的。

到了晚清民国的末代孔府，已经是大富大贵的豪门家族，比《红楼梦》里的贾府显赫，但还是被这些最基本的夫妻、亲子问题困扰。民国孔府的嫡女孔德懋，写过一本《孔府内宅轶事》，回忆当年的家庭生活，把旧式家庭的黑暗、压抑写得淋漓尽致。她们姐弟的生母是个小妾，被正房夫人种种虐待，最后惨死，据说是被正房夫人毒死的。看过这书的读者才能理解，儒家伦理为什么不能原封不动搬到现代社会。

孔子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他的家庭生活很失败，他那套“孝悌”家庭伦理学说也问题多多。究其原因，可能就因为他是个哲学家，而哲学是不能指导家庭生活的。





男女大防


孔子一辈子都拿女人当事业的绊脚石。季桓子让他出局，他也要公开把账记在女人头上。对男女关系，或者说比较风流的那种男女关系，孔子戒心更重。

这有他幼年时候家庭的影响。孔子从小在农村里跟着单亲的母亲长大，农村人没那么多上层人的道德忌讳（上层贵族也不是不乱搞男女关系，更有一套说辞而已），乡下人家窄门小户，很多事情躲不开孩子，所以孔子对两性关系的排斥，大概从小时候就种下了。

孔子对男女关系的谨慎程度，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水准。比如孔子说：如果朋友的妈妈是寡妇，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你不能到人家随便串门。14潜台词是，免得让人说你和朋友的妈妈有染。

以前有人把孔子这话理解错了，以为他歧视寡妇的儿子，认为寡妇的儿子不配做朋友。其实不是。孔子自己从小没爹，就是寡妇的儿子。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背后有他不太愉快的回忆。

再者，孔子的先人，当初怎么从宋国的大贵族流落到鲁国来，沦落成最低级小贵族的？也和女人有些关系。

那是二百年前了。那时，孔子的先祖孔父，在宋国当大司马，位高权重。孔父的夫人极有风姿，也爱抛头露面。

一次，孔夫人上街，迎面是太宰华父督的车过来，宋国太宰相当于国务总理。华督被这美女吸引住了，紧盯住不放，从两车迎面驶来，到会车一瞬，到各自远去，华督脖子转了一个大圈，都在看同僚的老婆，然后做了一个评语：“美而艳！”

春秋人形容美女，经常用美艳二字，这两个字意思好像有点区别，可能一个形容脸盘，一个形容身材之类。

之后华督念念不忘，整天谋划怎么抢到这女人。第二年初，他发动一场小型政变或内战，杀掉了孔父，把孔夫人抢到了自己家做老婆。15

国务总理为抢女人杀了国防部长，宋国国君（当时是宋殇公）很愤怒，华督索性连国君也杀了。这事太大逆不道，引起鲁、齐、陈、郑的联合干涉，华督赶紧给各国国君行贿送礼，给鲁君的礼物是一个大青铜鼎，又立了郑国公主所生的一个公子做国君（宋庄公），郑国也没意见了，仗才没打起来。

这次动乱后，侥幸逃生的孔氏家人流亡到鲁国，定居下来。华氏家族则长期在宋国掌权。

动乱几十年后，华督的后代华耦当宋国大司马，来鲁国访问。鲁君安排宴会招待他，华耦不敢参加，说：我先祖华督当年作乱，诸侯的史书里都记载着，这是我们家族的耻辱，现在不敢享受这么高规格的接待。16

孔父的后人就在鲁国。华耦到鲁国，心理包袱很重。

孔子对女人印象不好，也跟他这段家史有关。那场动乱孔夫人没责任，但不少人总爱把祸端算到女人头上，说女人是红颜祸水。

西周和春秋时候，男女关系还不像后世那么保守，贵族妇女抛头露面，参加社交场合也很多。比如诸侯国君出国访问，就时而带着夫人，接待国的国君夫妇也会一起举办欢迎宴会，两位夫人会和对方的国君敬酒、碰杯，甚至有“交爵”（也许像后世的“交杯酒”）的仪式。

孔子说，以前曾经因为这种“交爵”暧昧发生事故：一位“阳侯”看上了“穆侯”的夫人，就把穆侯杀了，把他夫人抢了过来。所以此后诸侯国君的应酬典礼上，就很少让夫人出席了。17可惜这两位国君在史书里都没有记载，细节问题搞不清了。

孔子跟南子，还有一层，就是他们都是商人之后，宋国宗室出身，都是子姓，要是有染，按当时同姓不婚的原则，就是犯了乱伦禁忌。孔子不可能不警惕。

所以，后人拿南子的事儿打趣孔子，应该是冤枉了他。





南子到底怎么想


上面这些，都是从孔子角度看问题。从南子角度看，大概远不是这样。

南子见孔子，想干什么？也许她真的风流成性，见个有点特色的男人就想尝试一下。孔子模样太特殊，她久闻大名，早就跃跃欲试。再者，她有和同宗男人相好的癖好，孔子也符合这条。无奈这老学究太不知风情。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太子蒯聩刚为宋朝的事情闹过，现在风波刚刚平息一点，南子未必这么嚣张没理智。

她关心的，是怎么防范蒯聩太子杀回来。特别是卫灵公已经老了，万一哪天一命呜呼，太子回来继位，就没她的好日子过了。孔子的弟子、朋友，在鲁、卫两国当大官的多，跟孔子拉关系，就是要搞反蒯聩同盟；或者往大了说，稳定住反晋的东方同盟，因为晋国正支持蒯聩杀回来呢。晋国主政的是赵简子，赵简子手下得力的是阳虎，阳虎的死对头是孔子，所以孔子对她有用。

当然，南子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她是生活在众星捧月中的美女贵妇，习惯了跟各种男人用搞暧昧的方式打交道，有一套诱惑他们给自己办事的小技巧，也预留了继续发展关系的余地。但问题是跟孔子搞这一套没用，只会起副作用。当然，如果把“虐心”也看作一种高段位游戏，就又是一种境界了。

就这样，孔子自己已经意兴阑珊，但还被纠缠在齐、卫、鲁、郑的东方联盟里，无法脱身。

这个联盟里掌权的人，孔子大都看不上。鲁国的季桓子不用说，齐国的老齐景公、卫国的老卫灵公，在孔子看来，都是庸庸碌碌、无德无能之辈。18但他注定要跟这些人周旋在一起。

搞政治，身不由己，孔子很无奈。但没办法，他跳不出来，因为他还想当大官，干大事业。

和南子见面之后，孔子深感人言可畏。他说，这年头在卫国混，要是长得像宋朝那么漂亮，再没有祝鮀的奸猾，恐怕没有好下场。祝鮀是卫国的太祝，主管祭祀礼仪的，知识渊博，能说会道，但孔子觉得他奸猾阴险。19

孔子不一定赞许南子，但他很同情宋朝，长得帅有时候也危险。孔子跟南子，生理层面确实很清白，心理层面，越分析越说不清。

见过南子一个多月，卫灵公夫妇请孔子一起出城游玩。灵公和南子坐一辆车，一个宦官同车伺候。孔子坐第二辆车，待遇也不低。

车队驶过街道，还特意从市场区穿过去。那时贵族看重身份，不会亲自逛市场买东西，卫灵公可能是要陪南子看热闹，满足她抛头露面的欲望——南子处处和现代女影星很像，喜欢被大众关注，也喜欢故意制造绯闻，增加知名度。

满街男女都在围观南子夫人，也看到了后面车上这位五十七岁的老先生，指指点点的不少。因为南子的花痴名声太大。孔子面子上很过不去，他还从没被人跟“后宫”联系起来过。他到卫国，是指望给卫灵公干点正事，结果却成了伺候国君夫人的弄臣。他不理解，这些掌权的，老如卫灵公，小如季桓子，怎么都离不了女人？自己这种贤人，怎么就没这么大吸引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20

孔子这就有点过于拘泥了。对男人来说，美色和美德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东西，用现代科学的术语说，这都不是同一区域大脑皮层管的事儿。

离开鲁国一整年，传来了一个消息：鲁定公去世了。那时中原列国都有“赴告”的制度，本国发生的大事，要及时派使者通知有外交关系的诸侯国。以鲁、卫两国的距离，发生什么大事，两三天后就通知到了。

鲁定公中年即位，在位十五年时间，也算尽了天年。他在位期间，经历过阳虎、孔子两轮主政，都梦想能结束三桓家族的专权，但都成了泡影。所以在孔子离职之后，鲁定公的精神状态也很差。

图4　孔子周游所到国家简图

孔子一生的足迹，都在黄河和淮河之间。黄河北边是晋国，淮河南边是楚国，孔子和这两个强大的国家没有缘分。



他临死前几个月，曾经接待邾隐公来觐见。邾国是山东原住民小国，已经沦为鲁国的附庸，在两君会见仪式上，鲁定公表现得萎靡不振，甚至有点低三下四——可能他被三桓管束的有点过分，已经有点拿不准自己的身份了。

子贡这时还在鲁国供职，他参加了这次会见，说看国君这精神状态，估计离死不远了。果然，定公在四个月后就去世了。

好像有人追究子贡的责任，说他口无遮拦把国君咒死了。子贡只好到卫国来投奔老师，顺便带来了鲁定公去世的细节。

孔子曾经给鲁定公当过大臣，他是不是应该回去参加葬礼？

这就有点讲究了。身在国外的大臣，如果还在任就应该回去，这叫“奔丧”；如果是被国君解雇、驱逐的，就不用奔丧。孔子事实上是被三桓解雇，但形式上是他自己辞职，估计还有称病之类的托词，这种情况是可以回去奔丧的。

但孔子没回去，他对鲁定公没什么感情，对当权的季桓子更是不满，不想再跟这些人有瓜葛。

而且，孔子还想走得更远，离开东方联盟这个圈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卫灵公这时要会见齐景公，也没时间理孔子。孔子带着弟子们出发了。

他这次出行，主要的弟子都陪在身边，比如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子路已经辞掉了季氏宰的工作，由师弟冉雍继任。冉雍个性谨慎，没什么作为，而且好像任职时间也不算长。



* * *



1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2　《史记·孔子世家》：“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索隐》注：谓以兵仗出入，以胁夫子也。）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3　《史记·孔子世家》：“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正义》引《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

4　《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5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6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7　《论语·阳货》。

8　《礼记·檀弓上》：“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9　孔伋的母亲是妾，且死于卫国的事，见《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死于卫”条；生过儿子的妾也是可以被卖掉的，参见《礼记·檀弓上》“子柳之母死”条。

10　见《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死于卫”条。

11　见《礼记·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丧”条。

12　《白虎通·谏诤》。

13　《荀子·解蔽》。

14　《礼记·坊记》：“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

15　见《左传》桓公元年、二年。

16　见《左传·文公十五年》。

17　见《礼记·坊记》。

18　《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条，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条。

19　《论语·雍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20　《论语·卫灵公》《论语·子罕》。





第九章　南国的挫折（57岁）


老家宋国：殷商遗民——男同志和孔子作对——初民时代的户外旅行——郑国的寡头更冷漠





商朝的血腥记忆


孔子离开卫国，想去的地方是宋国，那是他祖先的故里，他57岁了，可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回那个他还没有到过的故乡。

宋国在卫国南边偏东，先要经过曹国（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西周初年周公搞大分封，封了自己的弟弟振铎到曹这地方建国。这样算来，曹国在诸侯里面辈分不低。曹国地理位置也很重要。西北是卫，东北是齐、鲁，南边是宋，西南是郑。后来，著名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然后弃官从商，觉得这里是“天下之中”，就把自己的商行总部设在了这里。曹国都城叫陶丘，后人称范蠡为陶朱公。

但孔子的时候，曹国已经很弱小，沦为了三流小国，经常被宋国、郑国控制。孔子没有在曹国停留，直接到了宋国。这时距离孔父被杀那次政变，已经有二百一十五年，八九代人了。

宋人是商朝人的后裔，这个来历也很曲折。

据说在夏朝末年，商人就居住在宋国商丘这一带，他们的首领商汤起兵灭了夏朝，建立起商朝。但商朝前期有很多次迁都，直到盘庚迁到殷地才算稳定下来（今天看到的殷墟遗址）。

商人文明最大的特色是鬼神崇拜，而且是嗜血的鬼神崇拜。不管是给天神还是给自己祖先献祭，都杀很多牲畜和人。商人死了埋葬时要杀人殉葬。穷人家没奴隶可杀，也要杀只狗埋上。殷墟出土的商人墓葬区，有无数杀人献祭的祭祀坑。（见彩图9）殷墟甚至有加工人骨的作坊，里面成年人的半成品腿骨整整齐齐捆扎在一起，等待进一步加工。

彩图9　1930年代殷墟遗址发掘时的照片（历史语言研究所）

殷商的祭祀用人：人牲，头部都被砍去。



再后来，周武王在西部崛起，攻灭了商，然后是周公辅政，大搞分封，殷都被周人彻底破坏和废弃，商朝的核心区被分封给了卫国。另外，纣王的哥哥微子早就投降了周人，周人允许他建立一个诸侯国，延续商朝的血脉，地点就选在商人灭夏前的龙兴之地，由此建立了宋国，国都商丘。

宋国国君祭祀的老祖宗就是历代商王。《诗经》里有一部分“颂歌”，是王室和诸侯祭祀祖宗时演唱的，其中有一组《商颂》，是宋国国君祭祀商王祖先用的，都是史诗，从商人部族的始祖开始，唱到他们怎么灭夏建立商朝……1

周王朝给宋国的待遇最高，叫“于周为客”，做周朝的客人：宋国国君到京城朝见周天子，天子要用平等的礼节招待。其他诸侯国就没这待遇，到京城朝见天子是觐见上级，尊卑有序。这是周王室对昔日商王朝表示尊敬。

商人曾经建立王朝，人口很多，生活在宋国的只是一部分。其余的都被周人拆散分配给了自己的各诸侯国，鲁、卫等国建立时，都分到了若干家族的商人。一部分比较温和的商人被迁到了关中，那里是西周统治的中心，他们在那里给周人朝廷当帮手。最顽固的商人被迁移到了洛阳城。这里远离殷都旧地，靠近周人统治中心，可以防范他们造反。这叫“分而治之”。

这样七分八拆，还有一些商人没有着落，生活也不好过，就在列国间做起了生意。商人以前统治中原，对各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又见过大世面，生意做得好。今天做买卖的“商人”这个词，就是从这些商人来的。到春秋的时候，这些商人的商会总部可能设在郑国。他们和郑国国君世代都有协议：商人不干涉郑国的政局，郑国国君、贵族也不能给商人强行摊派。春秋时郑国的位置在中原中央，做生意比较方便。

从地缘上讲，商人崛起于东方，周人的故里则在西方的关中平原，两种文化从根子上完全不一样。周人虽然信鬼神，但不杀人祭祀、殉葬，连牲畜也不愿多杀。周公规定：招待、祭祀天子（周王），只能用十二头牛，诸侯、卿大夫依次递减。周灭商之后，严禁再搞杀人殉葬和祭祀，商人慢慢也把这种习俗改了，甚至可以说是忘了。

到孔子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杀人祭祀已经是很野蛮，很不上台面的事情，春秋人的史书里甚至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了。但血腥献祭理念的阴魂也没有全散，春秋时某些地下邪教式的巫师里面可能还有些残留，并且有了很大的变异；宋国人偶尔返祖，也会抓俘虏献祭。那时人们私下觉得，对于某些特殊的、邪门的神，杀人来献祭很有效，可以办成一些正常渠道实现不了的事。但总的来说，没有商朝那么盛行了。

商周贵族婚姻的讲究也不一样。商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无所谓同姓不婚，盛行族内婚，不愿和外面的蛮夷通婚。周人相反，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姬姓，必须和异姓（异族）通婚。像鲁国，历代国君习惯和姜姓的齐国、子姓的宋国通婚，还有周边一些姓风、曹的小国。周王室也是这样，常有齐国或宋国的公主嫁到洛阳当王后。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族融合。商人本来婚姻封闭，他们统治河南、山东一带数百年，各部族的小方国众多，混合不起来。而周王朝用了几百年时间，就基本实现列国上层社会的一体化了，这里面通婚的功劳很大。

商人的思维方式也很有特色。他们建立王朝，统治中原的时候，对周边小国（部族）很残酷，动辄讨伐、劫掠，抓到俘虏都送殷都祭祀鬼神。但他们被周人打败之后，却很老实地接受了这个命运，周人的很多礼俗他们也全盘学了过来，文化上、政治上完全认同周王朝。到了春秋前期，齐桓公、晋文公充当霸主维护国际秩序，抵御周边蛮夷的进攻，他们最忠心的盟友和支持者不是那些周人诸侯，而是宋国。

当初三桓想用孔子，但鲁国人是周公之后、周文化的嫡传，他们担心孔子是商人后代，恐怕对周人政权有什么意见。三桓派人找孔子谈话，问他对周朝的态度。孔子说，周朝吸收了夏、商两代的好成果，最有文化，我拥护周朝。2这样三桓才放心。

孔子那个时代，黄帝、炎帝的传说还是野史，没变成正统。那时候正统历史里最古老的就是尧舜禹，然后是夏商周，之前都是野蛮的部落时代，没有文明的历史。

对夏、商、周文化，孔子认为大同小异，在这个基础上有一点点进化，到周朝发展得最好。举个例子，每年过年的日子，如果用今天的农历做标准的话，夏朝在一月一日，商朝在十二月一日，周朝在十一月一日。其他各种礼仪制度，孔子也都认为大同小异。他说：夏朝的历法最好（从西汉开始，果然又用夏历了）；商朝的马车技术最好（在考古上，确实是从商朝后半段的殷墟才有马车的，之前的所谓夏朝没有，商朝前半段也还没发现马车）；周朝的礼服冠冕制度最好。

商朝人对夏朝礼仪有些改造，周朝对商朝的也有些改造。孔子认为，这些改造幅度都不大，很容易说清楚，至于以后的历朝历代，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商朝的传人是宋国，夏朝也有传人，比如山东的杞国，这就不好考证了，因为考古里面真正的夏文化核心区，是河南西部（洛阳）到山西南部（运城）这一带，没延伸到山东。孔子考察过宋国和杞国的礼仪制度，他的结论是，这些都不是夏朝、商朝的旧制了，已经混进去很多周人的文化元素，而且文献记载也太少，没法细究——别看孔子推崇古代，他不是盲目地神化、理想化古代，有时甚至有“疑古”的治学理念。

孔子这种“三代大同小异”历史观，其实完全忘掉了商朝文明的血腥残暴，末代商王纣成了替罪羊，王朝的一切罪恶都归到了商纣头上。这倒不是孔子的创作，很可能是周朝开国者周公的国策；只是这段历史的文献太少，今天已经难以如实复原了。

而且孔子尊重祖先，对商、对宋，都有很强的好感，对商朝真有感情。他常挂在嘴上的几个仁人、贤人，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都是商人。孔子说自己学习的榜样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老彭，也是商人。3

微子、箕子、比干，都是被著名暴君商纣王迫害，甚至残杀的。孔子说：“这三个人，是商朝的三大仁人啊！”

周人用陶俑取代了商人杀人殉葬的习俗，这是文明的进步，孔子却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始终没有提及商文化残酷野蛮的一面，因为这些在西周开始的历史记忆中都没有了。

今天看来，不仅商人的血祭是千古之谜，西周和春秋人怎么刻意把这些历史记忆抹去的，也是个千古之谜，只有一部来源不明的《逸周书》，里面对周武王刚灭商的时候大搞杀人献祭记载得非常详细，说明周人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些，甚至很想学习这一套做法，真正的革命也许是从武王死后，周公掌权“制礼作乐”开始的。孔子编辑的《六经》刻意没有收录《逸周书》这些篇章，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揣测古人的历史知识，也许他们知道的事情更多，但刻意隐瞒起来了，如果不是借助现代考古发掘，这些被隐藏的古史也就彻底湮没了。





和桓魋的冲突


宋国对孔子这个远来的游子，却没什么好招待。

当年的华氏家族杀了孔子先祖，在宋国长期显赫。但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华氏家族卷入了宋国贵族内斗，彻底失败，没死的也都逃往国外了。所以孔子这次到宋国，不仅没有亲族熟人，连老冤家世仇也没有了。

这次与孔子为敌的，是他的同宗，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年轻贵族（那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

孔子到宋国的时候，国君宋景公在位二十二年了，政治还算稳定，没有太大的乱子。宋景公非常宠爱一个年轻的宗室贵族，桓魋（音颓）。他这桓氏，是从宋桓公的一位公子繁衍出来的，比孔子家族产生得晚。桓魋的职务是大司马，主管宋国的军事。

这位桓魋为什么记恨孔子，史书没说。非要找原因的话，得从五年前说起，那时孔子还在鲁国掌权。宋景公有个弟弟叫公子地，有四匹白色骏马，桓魋非常喜欢，求着宋景公要马——那时的贵族都喜欢好马，是奢侈品和身份的象征——宋景公不好意思说是给桓魋，只说自己喜欢，向公子地讨了过来，转送桓魋。又怕公子地认出来，就把马尾巴、鬃毛都染成了红色。

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很难瞒住人。公子地发现后大怒，带人把桓魋打了一顿，马也牵了回去。桓魋受了委屈，找宋景公撒娇诉苦，说自己在国内待不下去了，要出国流亡。俩人伤心得不行，关起门来哭，四只眼睛都哭肿了，宋景公要替桓魋报仇。公子地听说势头不好，自己先跑了。另一个公子，原本居间调停，现在看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也跑出了国，他们占据了宋国边境上的一座萧城，和桓魋对抗。

这些事，和孔子都没什么关系，唯一沾点边的，是那位居间调停的公子，在萧城撑不住以后，逃到了鲁国避难。要说桓魋记恨孔子，这大概是唯一的理由。

但当时贵族因内乱出逃，各国都有接待的义务，只要不提供武力支持，不会造成两国翻脸。何况那位公子逃到鲁国的时候，孔子已经被架空，马上就要辞职了，没必要把账记在孔子头上。

可桓魋就是跟孔子干上了。孔子一行到了宋国，没人肯做“主”接待。桓魋已经放出话来了，本地贵族也没人敢来拜访。这是孔子到宋国时的尴尬处境。

好在孔子一直用宠辱不惊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离开自己的祖先之国，还整天给弟子们开班上课。如果能吸引来一些年轻人拜师求学，他就慢慢建立起本地的关系，一切都有机会。

这时是夏天，天气热，孔子住处简陋，连个像样的庭院都没有，要带着弟子们操练“礼仪”，就像仪式彩排一样，需要一定的空间，他住处临街有棵大树，孔子就带着弟子们在树荫下练习礼仪程序。

以桓魋的官职和势力，想给孔子找麻烦很容易，但他表达敌意的方式也很阴柔，先派人砍了这棵乘凉的大树，而且声称下一步就要孔子的性命。

到这地步，孔子不走也不行了。不过他故意慢慢收拾东西，慢慢出发，不能丢了身份。弟子们紧张，劝老师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因为桓魋要找麻烦，肯定先拿这些学生开刀。

孔子还拿着架子：生死自有天命，“桓魋其如予何！”翻成白话就是：“桓魋（那么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他能把我怎么样！”4

桓魋不愿接纳孔子，还有个可能就是，他不喜欢孔子那套君臣和人伦秩序。孔子虽然并不明文反对同性恋，但他倡导的君臣关系、家庭关系里，也没有男男恋情的空间。

首先，孔子把男女关系看作人性的基础，社会关系的基础，他承认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饭和男女之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5，男女要有尊卑，也一定要搭配在一起。这才能生孩子，生尽量多的孩子，由此再发展出父子兄弟等家庭伦理原则。第二，孔子对君臣关系界定很清楚，就是严格的契约劳动关系，老板不能是朋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6。他反对把君臣关系和私人感情扯一起。

说到这儿，值得补充一下另一个跟孔子、阳虎都有点关系的男同志，卫国的弥子瑕，卫灵公的宠臣。

弥子瑕也以男色著称，深受卫灵公宠爱，一次弥子瑕和卫灵公在果园游玩，弥子瑕摘个桃子吃了一口，很甜，忙拿给卫灵公吃。卫灵公非常高兴，一边吃一边夸弥子瑕好，知道关心领导。后来弥子瑕年纪大了，美貌不再，卫灵公不喜欢了，又想起了这回事儿，说：你当年多混蛋，居然把吃剩的桃给我吃？7

弥子瑕先跟阳虎打过交道。九年前，阳虎带着军队伐郑归来，路过卫国，差点没和弥子瑕打起来。这个弥子瑕据说和子路是连襟，都娶了老颜家姐妹，大概是颜浊邹搬家到卫国后结的亲。这样算，弥子瑕可能和孔子也是姻亲。8

汉朝人提到弥子瑕，多数是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据说孔子刚到卫国，想求见卫灵公没门路，就先通过弥子瑕，见到南子，再通过南子推荐给卫灵公。汉朝人喜欢拿这个论证：圣人也有低三下四、通权达变的时候。9至于孔子初到卫国受过当地人猜忌，是不是和弥子瑕这远房姻亲有点关系；南子闹着见孔子，是不是包含了和弥子瑕的什么“宫斗”因素，就说不清了。





周道倭迟


孔子口头上不怕桓魋，在商丘城一直端着架子，因为桓魋真在城里动手的可能性不大，那样太丢宋国的面子。但孔子心里还是犯怵——出城到了乡下，人少僻静的地方，出点儿什么事就难保了。所以离开商丘城之后，他和弟子们立刻换了衣服，装扮成身份不那么高的人，加速离开了宋国地盘，朝西边的郑国而去。10

从卫国到宋国，再到郑国，其实是走了冤枉路。孔子当初就是想到宋国定居，但没料到有这番遭遇，他又不想走回头路，才选择了郑国。因为宋国已经是中原世界的东南角了，再往外就是所谓“蛮夷”的世界，那时人口很少，太荒凉，孔子不想往那边去。

宋、郑两国之间有一片荒原，就是现在河南的睢县、杞县、通许县一带。两国曾有约定，谁也不能开发这片荒地，留着做缓冲区。11

在孔子那时代，今日中国范围内的总人口超不过一千万人，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还可以描述得更直观一点：现在能看到一百个人的地方，春秋时候就只能见到一个人；如果现在连一百个人都没有，在当时就是无人区了。这可以帮助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春秋时候的生活和旅行。

马车行驶在野外荒原上，能见到人烟村落的时候少，都是莽莽原野、丛林，因为人少也就不可能砍伐树林，平整土地。有各种野生动物——梅花鹿、麋鹿、野猪、狐狸、熊、狼、豹子、老虎出没其间，甚至还有野生水牛。孔子常常提到野生动物“兕”，就是野生水牛。商朝的时候，中国境内的温度比现在高，水牛的栖息范围都能到河北省中部的石家庄地区。12孔子这时候气温比商朝时已经低了，但河南境内还栖息着很多野生水牛。

人烟虽然稀少，但还有沟通列国的道路。周人占领中原以后，修筑了连接各诸侯国都城的大道，叫“周道”。《诗经·小雅》里歌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3大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射出去一样直；也有迂回弯曲的，叫“周道倭迟”14；哪国政治混乱，境内道路失修，就会“踧踧周道，鞫为茂草”15。

夏日的骄阳之下，孔子的一队车马穿行在草野、树丛之间，不时要涉过小河，穿过溪水漫流的湿地。遇到马车陷入泥水、浮土，学生们就要一起用力推车。

孔子站在颠簸的马车上，看着穿过荒原、通向天际的隐约周道。他提倡诸侯们遵守的也是“周道”，就是周人开创的模范统治秩序。可对既得利益谁也不愿放手。对孔子的说教，那时没人公开反对，但都不往心里去。孔子只能继续在周道上仆仆奔驰。

路上偶尔驶过笨重的牛车、驴马驮载的商队，或者诸侯、贵族出使的马车队。贵族马车上有旗帜，上面的族徽显示主人的等级和家族名号。大国的大贵族国际知名，他们的族徽很多人都认得。他们出门或者是忙公事——国君的家事，或者是自家的私事，无非都是婚丧嫁娶之类，相识的亲戚、朋友死了，要去哭丧吊孝；自家娶媳妇要去说亲、接新娘；这是贵族最主要的社交事务。

唯独孔子一行，既不像商，也不像官，倒像个政治斗争失败的逃亡者。

那时旅店、宾馆很少很少。在外面赶路，遇到村野人家可以投宿。没有人家，就只能露宿。体面人出门，车上都带着帐篷、席子、垫子，预备露宿用。穷人连帐篷都没有，只能在主人的大车下面铺点草，和衣而睡。《诗经》里，一位驻防回家的士兵，就是一路蜷在车下面睡觉，他想起了草丛里盘成一卷的虫子，觉得自己和那虫子一样。16露宿的人，身上经常凝满露水。蜷缩在湿冷的夜色中，听着草丛里的虫鸣，这是旅人最想家的时候。17

孔子当过大官，是退职大夫级别，总得有顶帐篷睡。但弟子们就未必有这待遇了。特别是家境不好的弟子，露营的时候，他们要扎起帐篷，饮马砍柴，打水生火，架锅做饭，伺候老师吃完，最后挤在马车下面睡觉。

出远门的人要带干粮，方便路上吃。一般是炒熟的小米，有时还磨成粉，古代叫“糒”（音贝），或者“糗”。还有脯或脩，就是肉干。古代没有冷藏保鲜设备，杀了猪牛羊，都要晾肉干保存。孔子教学生常收一捆肉干当学费，正好带着路上吃。

要是遇见农家，就能投宿。那时的农民都怕贵族，别管是哪国的，看见驾着马车来的体面人，就会尽量好好招待。但农民一般说的都是口音很重的各地方言，和贵族老爷们的中原“雅言”很不一样，互相难交流。

农家条件差，一般都是跑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那时还有很多穷人住半地洞式的草棚子：先在地上挖半米多深，四壁支起木棍，盖上茅草，从外面看就是个窝棚。“屋里”中间一般是火塘，屋角地上再掏两个小洞，就是保存粮食的地窖。考古学上，称这种为“半地穴式房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候。

春秋农民使用的农具、工具还有很多石器，这可能让今天人很不理解，毕竟青铜器已经出现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原地区了。但中国铜矿分布很少，铜的价格一直高昂，只能给贵族使用，普通农民很少能用得起，他们生活中还离不开石头、骨头、蚌壳制造的各种工具，考古发掘的商代、西周、春秋时期村落遗址基本都是如此。可以说中国“铜石并用”的历史时期很漫长，整个“青铜时代”社会上层用铜器，下层用石器，上层少数人代表了下层多数人而已。直到战国时期，冶铁的技术发展起来，才把石器、骨器、蚌器彻底取代了。铁的熔点比铜高，所以冶铁技术出现、普及得晚，但铁矿分布多，成本低，这个铁器革命才是影响到全社会每个人的，而不是仅限于上层。

出门的孔子大概宁可住帐篷，也不住石器时代的这种农家窝棚。但他幼年在颜家庄，可能也是在这种房子里长大的。

如果是村落或小镇，孔子一行会打听：本地的贵人是哪家？这种人家，或是大贵族派在乡间的管家，或是本地的小封主。

打听明白了，就先派弟子登门，向主人介绍：我们先生，鲁国退职的大司寇，孔丘先生，从这里路过，来拜访贵主人。还要奉上礼物，按礼节一般是腊肉、鸡、鹅、小猪、小羊，比较常见，容易买到。各地礼节都差不多，就是所谓周礼。

按习惯，主人得谦让，说：我这就去门口迎接！学生说不用，让我们先生自己来。然后推让礼物，主人不肯收，学生坚持要给。争一番，主人暂时放下礼物，到门外迎接孔子。

这是宾主等级相同的情况。如果主人级别高，就不用出院门，而是在院子里或者屋檐下迎接。反之的话，主人要更谦恭。

宾主互相谦让着进了院子，进入堂屋，主人还要坚持退还礼物，又客套一番，才算收下。双方落座在垫子上，再次做自我介绍，再互相介绍各自国家最近的动态，客人讲讲来时一路见闻，主人讲讲本地风土人情，话题可以一直持续到饭菜摆上来……宾主互相敬酒，用餐。

主人家的下人，也招待孔子的随从、佣人吃饭；或者这些人自己打火做饭，还要给马喂料。饭后，主人安排客人住宿安歇。古代人出门一般自带被褥甚至简单炊具，因为那时的餐饮住宿服务业还不太发达。

第二天起来继续招待早饭。客人出发前，算着主人家招待的开支，再留下适当的礼物。下次什么场合再见了面，大家就是老朋友了。

这种路上借宿结识的主人家，当时叫“馆人”，孔子在卫国就曾经结识过一户“馆人”。后来孔子又路过这里投宿，发现主人刚去世了，孔子到灵堂哭了一次，又命令弟子从拉车的马里面选一匹，送给这家人做丧礼的份子钱。弟子们不理解：按照礼节，对“馆人”这种交情，不用送太重的礼物。但孔子觉得他和主人太投缘，还是坚持送了一匹马。18





郑国：无人理睬


走过了宋、郑之间上百里的林莽荒野，慢慢开始有农庄、人家。这是今天的河南尉氏县，进入郑国的地界了，道路开始变得宽敞平整，路边也有像样的行道树了。

继续走下去，人烟、农舍越来越稠密，时而还有小市镇，有几家摊贩或小店铺。然后人烟越来越密，房舍村落越来越多，小河上也有了木头或石头的桥梁，开始有冒着黑烟的陶窑、炭窑和铜器作坊，远远能看见城墙的轮廓——快到城市了。

郑国都城叫新郑，这个地名现在还在用，在河南省中部。为什么是“新”郑呢？这要从郑国的来历说起。

郑国分封晚，是西周倒数第二个王周宣王的弟弟封来的，开始时封在了关中，今天的陕西省华县。周幽王之乱以后，关中失守，王室东迁洛阳，郑国也跟着东迁，灭掉了河南当地支持幽王、褒姒的两个诸侯国——东虢国和郐国，安定下来，新迁的都城就叫新郑。

从商丘到这里，不用走太快，四五天也就到了。

一路在马车上颠得难受，如今快要到达郑都，孔子可以下车走走，活动一下身子，看看热闹。没想到，在新郑城的东门外，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

新郑是中原的商业中心，这东门外，又是新郑的商业和娱乐区，很繁华。《诗经》里唱：“出其东门，有女如云。”19这么多女子站在店门外招揽生意，让人眼花缭乱。弟子们大多没见识过这么发达的服务业，难免东瞧西看，挤挤挨挨回头就找不见老师了。结果，孔子一个人先到了东门下。

孔门弟子里面，子贡心眼儿最多，他忙向当地人打听。孔子长得太特殊，应该不容易走丢。

有人告诉他：现在东门下有个大个子老头，长得奇形怪状，又累又迷糊，像条丧家狗转来转去。子贡赶紧找过去，果然是孔子。

孔子很吃惊：这么闹闹嚷嚷的地方，你怎么找来的？

子贡汇报：本地人告诉我，说东门下面有个人，头长得像谁，肩长得像谁，腰以下像谁，反正都像古代的圣人贤人；整个儿看，说是像条丧家狗。

孔子开心大笑：模样不重要，不过说像丧家狗，确实，确实啊！20

孔子刚从市场里挤出来。他在体面的贵族圈子里待习惯了，不适应嘈杂的商业区，又是平生第一次出这种远门，所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孔子想来看看，郑国有没有当官的机会，结果不乐观。

从一百年前开始，郑国被郑穆公七个儿子的家族垄断了，简称“七穆”，是罕、驷、丰、国、游、良、印七家，都是用始祖那一代公子的字做氏。和鲁国的三桓一样，七穆也是在和老贵族、新贵族、国君的一轮轮斗争中抓牢权力的，而且郑国的斗争更激烈，更血腥，好几家的家长都死在了政变中。

郑、鲁还有一个不同。鲁三家的权力排名固定不变，别管哪代人，永远是季孙、叔孙、孟孙的排序；郑国这七家却是轮流做庄，按资历和能力相结合的标准，国务总理轮流当——郑国的最高行政职务不叫丞相或司徒，叫“当国”，二把手叫“执政”。孔子幼时到如今，是罕、国、游、驷四家依次当国，如今当国的人叫驷歂。至于国君，完全是七家操纵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满，会被杀死换人。

这种极其稳定且封闭的寡头共和制度下，七家的当权者们肯定不会对孔子感兴趣。像“堕三都”这类政策，那是要了七家的老命。七穆在一代代贵族内斗的血战中站稳脚跟，可没那么见识短浅。他们把权力垄断得滴水不漏，阳虎那样的权臣都没机会出现。

郑国虽然加入了东方联盟，和鲁国一起对付晋国，但那是为了所谓“国家”（七家）的利益，跟孔子没私交。

比孔子早一代人，郑国当国的是国乔，字子产，这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子产是“七穆”的第二代人（第一代人是公子，他这代是公孙），著名的政治人物，在列国影响很大。他当政的特点，是在七穆家族中倡导和衷共济，避免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爆发内斗，所以他处处（对另外六家）隐忍包容，高风亮节，一碗水端平。

孔子早年也久闻子产的大名，很景仰，说过不少衷心赞誉的话，就是因为子产隐忍、宽容的风格。但这是为了“七穆”不内斗，为了七个家族的长久利益，真不是为了平民百姓。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没太注意子产和孔子的年龄差别，以为两个人年龄差不多，说孔子像对待兄长一样和子产交往，“兄事子产”。其实子产在世、当国的时候，孔子还是没什么地位的年轻人，两人不可能打上交道。

这次到了郑国，也没哪个贵族出来给孔子“做主”，孔子遭遇的是尴尬的冷场和漠视。

这时的郑都颇为喜庆，因为他们刚打败了宋国一次。两国开战的原因，还和“东方联盟”有关系。因为宋国人有种傻实在、认死理儿作风，一百多年以来，他们都服膺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现在还是转不过这个弯儿来。齐、鲁、卫、郑东方联盟和晋国开打，宋国就想援助晋国，派兵赶往黄河战区。郑国履行自己在东方联盟的义务，派兵北上截击，把这支宋军击退了，战场在“老丘”（今河南开封北），没在孔子从宋国赶来的路上，不然孔子一行就可以围观一下战场了。

孔子心情越来越低落，他当官时开创的国际格局还在延续，但他已然成了出局者，没人理睬了。

新郑城外有一条河，叫洧水。孔子在新郑的时间里，散步或者饮马，常来河边游逛一下。

洧水是条浪漫的河，水流平缓，河道曲折，形成了很多湖荡和回水湾，水边有垂柳、香蒲、芦苇丛，水中是睡莲和摇曳神秘的水草。郑国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在河边幽会，或者驾着小船在河中游荡。那时郑国的贵族和平民中，传唱着很多关于洧水的情歌。现在的《诗经》里，还保存着好几首。

孔子好像不喜欢这个，他把“郑声”和“佞人”相提并论，说：郑国的歌曲都很淫乱，奸佞的人败坏道德，所以我执政的话，就要严厉禁止郑国歌曲，把奸佞之人赶走。21

其实在孔子晚年编辑的《诗》里，郑国那些情歌都保留下来了，孔子没有把它们真删掉。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歌，孔子是喜欢诗和音乐的人，他大概不是真的讨厌郑国的诗歌，而是对这里的七穆家族太不满：不给当官也罢了（毕竟真请孔子当官的国家也不多），但对人那么冷淡，连点儿贵族圈子里最基本的人情味都没了。

可他又不敢公然开骂，因为七穆的高傲冷漠，对他形成了绝对碾压。在七穆家族眼里，孔子不过是个出身低贱而又野心勃勃的跳梁小丑而已，子产那套温情和隐忍，都不是给他这种人预备的。

一旦身份等级问题被定位、聚焦，孔子就像蛇被拿住了“七寸”，一点儿挣扎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是他没有那实力，二是那样只会证实、宣扬了自己的低贱身份。最好就是悄没声儿赶快走人。

相比之下，他在鲁、卫、齐真是过得很幸福，但他对卫灵公、齐景公和三桓的批评言论也最多，对最冷漠的宋和郑，倒不敢说什么，只能借“郑声”说两句酸溜溜、不明不白的话，含沙射影一下。除了子产，孔子没法对七穆再发表什么意见。

想象一下，如果孔子出生在郑国，会是什么命运？





附录　贵族社会的同性恋风气


孔子抱怨卫灵公好色不好德，不全是针对南子的女色。那时男色也很流行。

贵族社会到晚期，同性恋风气会流行，这好像是个共同特征。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都是如此。法国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可能就算是这种风气的遗韵。

早期的贵族都是军事征服者，尚武好战，没女人气。过了若干代人，习惯了安逸生活，尚武的精神消磨了，要靠文化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特别是到贵族社会晚期，下层出身的人逐渐威胁贵族地位的时候，贵族会更强调自己的身份，变得自我欣赏和顾影自怜——这就和女人心态很像了。贵族社会的同性恋风气，大概都跟这个有关。

孔子的时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像弥子瑕、桓魋这类女性化的贵族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算魏国的龙阳君（战国早期，晋国分裂成了韩、赵、魏三国）。后世称同性恋为“龙阳之好”的说法，就是从他来的。

据说魏王和龙阳君在一条船上钓鱼，龙阳君一会儿工夫就钓了一堆鱼，却眼泪汪汪哭起来。他跟魏王说：我钓到第一条鱼，很高兴。不久钓到条更大的，就想把前面那条给扔掉了。如今，我在床上伺候大王，天下的美男听说您好这口儿，都得来找您，到那时候，我不跟最早钓上来那条鱼一样了？魏王听得很是心疼，下令：再有来给我推荐美人的（没说是男是女，大概都包括），一律满门抄斩！22

楚国还有一位安陵君，是楚王的男宠，本来地位不高。一个说客给他出主意，说您以色侍君，以后色相衰老，难免失宠。不如您找机会跟楚王说，等楚王去世的时候，您来殉葬，这样楚王和您的感情就不一般了。安陵君照做了，楚王果然大喜，把安陵封给了他，也当了一个小国君。

战国这种风气很普遍。墨子抱怨说，列国的王公大人，有喜欢的美男，就给他们封大官，不管他们有没有本事。23荀子说过两次：到乱世的时候，男人都喜欢穿花哨的衣服，打扮、举止跟女人一样。荀子更不满的是，这样的男人不光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跟他们私奔的女人很多。24

春秋之后，中国还有过一个不太标准的“贵族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士族门阀世代控制政权，现在人说魏晋“风流名士”，就是那批士族。

但士族不是像周人那样，靠老祖宗军事征服打天下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早期贵族武夫那个阶段，所以魏晋还不算真正的贵族时代。正因为这样，魏晋名士一开始，就具有贵族社会末期的特征，他们标榜文化，顾影自怜特别厉害，其中更不乏女性气质。

比如魏晋名士的老前辈，曹魏时的大名士（也是大官僚）何晏，他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关于《论语》最权威的注解就是他写的。史载何晏“美姿仪而色白”，喜欢涂脂抹粉，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穿女人衣服，走路都在欣赏自己的影子。

到西晋灭吴，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士人都追求风流，以致男宠流行，美男子甚至比美女还受士大夫们追捧，那些不是士族的平民老百姓也跟着学这风气。有些和男宠关系太亲密的，甚至和老婆离了婚，两个男人公然居家过日子。25这已经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中国古代重家庭、子嗣，一般的男同性恋尽量要娶个老婆，生孩子。

古代的男同性恋，一般还要分男性、女性角色，比如《红楼梦》里的秦钟、蒋玉菡就是女性角色，薛蟠、贾宝玉是男性角色，其实是双性恋。这种男女角色，经常又和社会地位有关，一般男角都是社会地位高的，像卫灵公、楚王，他们的男宠都是臣下。美国学者苏成捷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性与法律问题，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在魏晋时期，这个规律似乎也不太有效，有些高级士族，比如何晏，似乎喜欢充当女性角色。

中国古代男同性恋关系，还有一个和现代社会不太一样的。就是现代社会里，男同性恋往往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络，有特定的接头地点、行为方式，形成一个“亚文化圈”。但古代没有，因为那时是熟人社会，同性恋都是在君臣、同僚或者乡里熟人社交圈内的个别行为。前面说过，传统时代的盲人，往往有自己的亚文化组织体系，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这和同性恋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 * *



1　这组诗在《诗经》的最后一卷，有五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

2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　《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4　《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述而》。

5　《礼记·礼运》。

6　《论语·八佾》。

7　见《韩非子·说难》。

8　见《孟子·万章上》。

9　见《淮南子·泰族训》《吕氏春秋·慎大览》《盐铁论·论儒》。

10　《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按：这个“要”，就是在半路上拦截，而不是在商丘城里动手。

11　《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

12　河北省博物馆：《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

13　《诗经·小雅·大东》。

14　《诗经·小雅·四牡》。

15　《诗经·小雅·小弁》。

16　《诗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17　《诗经·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18　见《礼记·檀弓上》。

19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

20　《史记·孔子世家》：“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21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22　见《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

23　见《墨子·尚贤》。

24　见《荀子·乐论》《荀子·非相》。

25　《宋书·五行五》：“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第十章　悲情黄河（57—59岁）


在楚国阴影下——陈国的闲适——残酷的战争先声——为什么要回卫国？——决心去找阳虎——黄河畔的绝望





亚热带边缘


宋国、郑国都待不下去，孔子又不能折返卫国、鲁国，那样太没面子。还能去哪里？

北边是晋国，还在和鲁国打仗，他不能去。西边是秦国，春秋的中原人眼里，秦是个有野蛮色彩的国家，而且偏远封闭，和中原列国往来很少。孔子自命为商、周文化的正统传人，也不想去秦国。

南方，有吴、楚两个大国，楚国在湖北省，吴国在江苏省南部，孔子离他们的距离还有点远，中间隔着几个小国。而且，吴、楚两国在中原诸侯看来都是蛮夷，情况又不太熟悉，孔子也下不了决心。

春秋时候，中原的政治原则是只承认一个王，就是洛阳的周王。服从周王的诸侯，级别可以是公、侯、伯等等，不能是王。楚、吴两国却从来都称王。他们觉得自己和洛阳的周王是一个级别，比各诸侯国都要高。楚国国内，各县的长官叫公或者尹，对照的是中原诸侯国君的级别，这算是大逆不道。

天下只有洛阳的周王是唯一的王，这个王是各诸侯的最高领袖：这是中原国家的政治共识，也是区分华夏和夷狄的主要标准。春秋的中原诸侯虽然事实上都不服从周王了，但这个大原则还没人公开反对，更没人敢僭越称王。当年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号召力，就因为他们提倡诸侯团结起来，尊重王室对抗夷狄。孔子也不可能承认周王之外的第二个王，那样他的政治主张就都不成立了。

不过，到孔子的时代，楚国王室、贵族已经向中原学得很文明了，和一百多年前大不一样。孔子二十二岁那年，当时的楚灵王跟人炫耀他王室藏书很多，都是古老的文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

吴国崛起更晚，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它最大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变文明了，战斗力却下降了，经常被吴国打得大败。

吴国兴起以来，常和中原国家打交道，上层也开始学习中原贵族的各种讲究。吴国人还自称是周人后裔。据说，他们的始祖吴泰伯、仲雍兄弟二人，是周文王的伯父，本来该当王的，但他们把位子谦让给小弟季历（文王的父亲），自己跑到偏僻的东南方安了家，而且也像当地蛮夷一样，裸体过日子，还“断发文身”，就是理很短的头发，身上纹各种刺青，完全不像中原人了。

中原国家对这个同宗的说法都半信半疑，他们还是觉得吴国太野蛮，跟自己不一样。

孔子不得意的时候抱怨过：实在没人愿意推行我的“道”，我就坐筏子出海，投奔蛮夷去！2但说说可以，他下不了决心去吴或者楚国。

考虑再三，他决定先往南走走，但不要太远。那里是陈国和蔡国。蔡国先祖是周武王、周公的兄弟。陈国的历史更古老，这个部族据说是舜帝的后代，妫（音归）姓，擅长制造陶器。周朝建立后，陈人服从周的权威，周武王就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陈君，把陈从一个东方小部族提升为正式的诸侯国，所以陈和周人诸侯关系一直很好，互相通婚很多。

在西周的时候，周王朝势力一度比较强大，把势力推进到淮河两岸，比陈、蔡更南边一点，在那里分封了江、息、弦、黄、六、蓼等诸侯国，有些是周人宗室，有些是异姓。但一百多年前楚国强大起来，逐渐向北扩张，这些小国都被蚕食吞并了，剩下的还是陈、蔡两个老牌诸侯国。从那时起，陈、蔡一直生活在楚国的影响之下，政治上是楚国的附庸。这两国发生内乱，楚国都要履行宗主的义务，出兵帮助平叛。

有时出现不讲面子的楚王，会废黜掉这两个小国国君，把它们兼并到楚国里面。但随着政局变化，新王上台，为彰显自己的仁德，又会恢复陈、蔡国君的国土。这里太靠南了，以晋国为首的中原势力很难影响到。

孔子去南方的陈、蔡，既可以远离东方联盟和晋国的纷争，还能了解点吴、楚的情况。他决心南下陈国。

洧水向东南流去，沿着河流往下游走三百里，就是陈国（今河南周口市）。这里已经靠近淮河，是春秋中原世界的最南端了。对于从鲁（山东中部）过来的孔子，是在逐渐走近“亚热带”地区。这里气候更湿热，溪水河流更多，植被更丰茂、常绿，水稻多过了耐旱的谷子、高粱，水牛这种热带、亚热带动物也越来越常见。





陈国与回归


到了陈国，境遇和之前的宋、郑大不一样。这里的人对孔子很热情，陈国的“司城贞子”主动做主，邀请孔子师徒住到自己家里。

陈国的官名和鲁国不太一样，司空这里叫司城，司寇叫司败。这位司城大人还把孔子推荐给国君陈闵公，陈闵公也比较欢迎孔子，把他当成一位学术顾问，待遇比较优厚。

为什么陈国能接受孔子呢？

首先，因为陈国已经是楚国的附庸了，而且已经被楚国又废又立折腾过好几次，所以国内没有三桓七穆那么强大的贵族势力，君臣间的矛盾不激烈。

其次，陈国本来就不是周人的姬姓国，它是东方原住民国家，被中原列国接纳到文明国家之列，地理上又在南部边缘，所以周人的传统文化反倒对它有种吸引力。郑、宋就不行，他们不缺孔子这种文化人。所以陈国人愿意接纳孔子。也有些年轻士人拜孔子为师，成了他的新弟子。

至于孔子，还是有点不满足于文化顾问的角色，他更想当有实职的官。在鲁国当过大司寇之后，他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各种幸福感，就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至于他那套学说是不是适合其他国家的情况，人家是不是真需要他干点什么，倒是次要的问题。

所以他在陈国时，总是千方百计打听各种政治内幕、人事动态，希望自己还有当官的机会。

一个在陈国刚投奔他的新弟子，十七岁的陈亢（字子禽），就有点奇怪，在他们陈国人看来，孔子本是个老学者和教书先生，怎么这么喜欢往朝廷官场上钻呢？

陈亢问子贡：孔夫子到了本地，一心打听政界动向，他老人家是想谋个官职吧？不过“君子”好像应该谦让一点，等国君主动任命才好吧？

在师弟面前，子贡自然要维护老师的形象：我们老师当官，靠的是温、良、恭、俭、让，跟那些钻营之辈可不一样！3

陈亢名为孔子弟子，但他主要是跟着子贡学习，实际是子贡的学生。

孔子这次在陈国住的时间略长，《史记》说是三年，不过古人都是虚岁的算法，实际可能才一年多点。他这次在陈国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看到了吴国迅速崛起，它和楚国争夺对陈、蔡等小国的控制权。

十年前，吴、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楚国几乎灭亡，那时蔡国倒向了吴国，和吴军一起进攻楚国。陈国人也必须选边站队，当时的陈国国君召集了一次国人大会，公开表决：想服从楚国的，站到会场西边，想服从吴国的站到东边——因为楚和吴分别在陈国的西南和东南方。

结果陈国人的选择是，封邑地产离吴国近的，都想服从吴国；反之，地产离楚国近的，都想服从楚国；没地产的，就看自己家族亲戚的立场。表决结果势均力敌，又辩论了一番，最后陈人决定遵循上百年来的一贯立场，追随楚国。这次表决也说明，陈国的大贵族势力并不强，还没有形成寡头统治。

孔子这次在陈国时，楚国已经从上次战败中恢复过来了一些，要清算当年追随吴国的蔡国。年轻的楚成王带兵来攻打蔡国，作为楚国的附庸，陈国国君也要带兵参加，此外还有随、许两个小国的国君。

楚国联军包围了蔡国都城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楚人势在必得，在新蔡城外筑起了一圈夯土墙，宽一丈，高两丈。楚国令尹子西做了工程预算，要求九天完成，结果进度完全符合。蔡国人看到没有希望，放弃了抵抗，全城男女分成两列出城投降。

楚国人提出的条件是：蔡国人必须向西南搬迁，到离楚国更近、离吴国更远的地方重新建国。那时人口总量少，土地相对富余，所以首先要控制的是人口，没有人口的土地没有用处。蔡国人接受了楚国的条件，于是楚王撤兵了。

孔子这时在陈国，听说了很多战事的细节，这对他影响很大。那时中原诸侯的战争没这么残酷，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没这么强大，而南方被视为蛮夷的楚国，却有这么惊人的战争实力，可以从地图上轻易抹掉一个国家，一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周人诸侯国！

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就在楚军围攻新蔡的时候，吴王夫差对越国发动了灭国之战，越国军队被全部歼灭，越王勾践带领群臣投降，成了吴王宫廷里的仆役。吴国和越国之间的血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结，也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仇故事的开端。

吴、越之间的战争比楚人的战争还要残酷，和中原贵族们那种讲规则的、游戏一样的战争完全不同，比如几年前吴越会战，两军对阵，越王勾践居然让一批死刑犯列队走在阵前，依次嚎叫几声，自刎而死。趁着吴军出神看热闹的机会，越军发起攻击，大败吴军，当时的吴王阖闾也受伤身死。

在中原贵族看来，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野兽在咬架，但这却是历史大趋势。吴越这些所谓“蛮夷”国家，君王的权威大，贵族没有自行其是的能力，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赢家通吃。这已经是战国的先声了。中原列国那种温文尔雅的贵族政治，终将被“蛮夷”风格的残酷竞争取代。

几个月后，这支传说中的吴国军队来了——吴王夫差要报复楚国攻蔡，选择了追随楚的陈国作为目标。

吴国这时刚刚灭越，兵锋正盛，楚国也不想正面对抗，所以没有派兵援助陈国。弱小的陈国不敢应战，只能关闭了国都城门，任由吴军在境内大肆破坏，甚至巫师和麻风病人也被杀死（古代麻风病人常被视为可怕的贱民，不许和正常人住在一起，都是在偏僻地区设专门的安置点）。4

夫差这次来主要是给蔡国撑腰，因为蔡国人并不愿迁徙到楚国控制区，他们只能依靠吴国的军事保护，搬迁到东方更靠近吴国的“州来”去（今安徽省淮南市）。在蛮夷战争的裹胁之下，陈、蔡这种老牌诸侯如秋风中的败叶飘摇无定。

前面说过，陈国贵族的一次聚会上，陈国司败（司寇）曾问孔子，你们以前那位鲁昭公人品怎么样？这涉及鲁昭公娶同姓的吴国公主的事。另一方面，陈国人对吴国又怕又恨，所以对鲁昭公也没好感。这让孔子很尴尬。

这时陈国境内是兵乱，中原世界也不安定。

东方联盟和晋国赵简子的战争正在升级，齐、卫、鲁三国联军西渡黄河，联络狄人部族一起攻入晋国，支援范氏、中行氏两家叛乱者。这轮攻势非常顺利，晋军被连续击败，东方联盟和范、中行两家在河北的控制区显著扩大了。

这时的孔子，却决定回到北方。他公开的说法是，陈国正在受到吴军的威胁，而且想家了，想到老家那些年轻的学生没人指导，学业怕早都荒废了。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的下半年，孔子带着弟子踏上了北归之路。





决心很难下


北归要经过卫国。卫国边境上有个蒲城，当地贵族刚刚起兵闹独立，反对卫灵公。孔子到了这里，蒲城人知道孔子是支持卫灵公的，想把孔子抓起来。

孔子的学生里有个叫公良孺的，家境好，他带着自家的五辆马车、一群仆从追随孔子，而且公良孺身高力壮，打过仗，仆人们也很能打斗，有自带的兵器。上次孔子师徒被匡城人扣押，公良孺也在其中，吃了不少苦，他这次不甘心隐忍了，拉开架势要和蒲城人决一死战。5

蒲城人被公良孺的气势镇住了，一时不能得手，只好跟孔子谈判，说你只要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过去。孔子答应了，双方向神盟誓。

孔子出了蒲城，仍奔卫都而去，他这次的决心很坚定。

弟子说：咱们跟蒲城人都发誓了，这样不好吧？

孔子说：受胁迫发的誓，神不听。

卫灵公听说孔子回来了，专程到郊外迎接，给孔子一行安顿食宿。

这次在卫都的时间里，孔子经常向一位乐师“师襄子”学习弹琴（前面说过，这是个打听列国最新动向的好渠道，他想让季氏那边知道的消息也可以这么传过去），同时关注着东方联盟和赵简子作战的信息。和在陈国时得到的消息有点不同，现在赵简子一方已经顶住了东方联盟的攻势，双方战事呈现胶着态势。这应该让孔子松了一口气，至少赵简子和阳虎一方还没有彻底失败。

恰好，东方联盟这边有座叫中牟的城市刚刚叛变，倒向了赵简子一方。6中牟长官叫佛肸（音必细），他可能得到了阳虎的指示，秘密派人来请孔子过去。

孔子当即准备出发，弟子们却接受不了：从在鲁国当官开始，到现在快十年了，孔子都是坚定拥护东方联盟，跟赵简子、阳虎作对的，现在突然彻底改了立场，让人没法接受。

子路胆子最大，直接质问老师：“您一辈子讲各种君臣道理，现在佛肸是叛逆小人，您要去投奔他，这一辈子的事业岂不都白做了？”

孔子说：“硬的磨不掉，白的染不黑。他们是不是小人，跟我无关。再说，我又不是匏瓜（葫芦），总不能整天干挂着，中看不中吃吧？”7

这时是深秋，孔子大概看到了院子里泛黄落叶的葫芦架，就拿来打了比方。匏瓜出现在了《诗经·邶风·匏有苦叶》里，是“邶”这个地方的一首关于渡过黄河的歌谣，也是在咏唱这个匏叶泛黄的时节。邶是卫国故地，在黄河北岸，现在已经是晋国的属地了，赵简子、阳虎正在那里和东方联盟作战。

孔子心里的事儿没法跟弟子们说。

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弟子们自然不服，他们不敢公然和孔子作对，但可以找借口磨洋工，就是不收拾东西出发。孔子已经是快六十的老人了，也不可能背个包自己走过去。

他闷得不行，无处排遣，关在屋里玩乐器，弹琴，叮叮当当敲磬。

有个背着草编篓子的人从外面路过，说：“这个击磬的人，是有心事啊！”

知道里面住的是孔子，这人放下草篓子，进来说：“这么个敲法，是发愁没人懂你心思。也太想不开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浅，你撩着衣裳蹚过河；水深，你湿了衣裳也要过。不就是那么条河吗？”

这也是在引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里的诗句。

孔子说：“确实是啊，最难迈出去的，就是这最后一步！”8





黄河边的长叹


这个匿名人的一番话给孔子打了气。一个霜冷的清晨，趁着学生们不注意，他居然转悠出了帝丘城，梦游一样走了几公里，到了黄河边的渡口，就要等航船渡河——史书没写有没有那位背着草篓的无名氏陪着他，但这人确实很像阳虎派来接孔子的。

秋汛期的黄河水势格外浩大，《庄子》里的描述：河对岸一群牲畜在喝水，远的都看不清是牛是马。9这时令景色，和《匏有苦叶》里唱的一模一样：黄浊的河水拍打沙滩；灌木丛中野鸡在鸣叫，互相召唤；清晨的太阳刚刚升起，天上飞过一行行南归雁，渡船飘摇，在天水之间越来越远。别人都乘船过河了啊，我却还在这边……

学生子贡首先发现老师失踪，一路小跑追了过来。他在黄河滩上找到的孔子，比当初在郑都东门下更加苍老、迟钝，失魂落魄。

两人在河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外人不可能知道。反正当其他的弟子赶来的时候，孔子已经回到了现实，不再坚持过黄河。

面对黄河，孔子长叹：“壮观的黄河水，一直奔流不停。我过不了这条河，也是天命吧！”10

每当无可奈何到极点，孔子就哀叹“命”。

他还有一句关于河水的名言：“逝去的岁月就像这流水一样啊，日夜不肯停歇。”11可能也和这次有关。他也许在痛惜自己曾经丧失的机会，现在已经没法挽回了。

《史记》说，孔子给子贡解释，他为什么决定不过黄河，是因为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二位贤士，物伤其类，所以不打算去了。

被杀的这两个人，别的史书都没提过，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这也许是孔子事后的说辞，但不是他停步的原因。史家钱穆也说：“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12。但钱穆也没说清孔子渡河与半途而废的根源。

如果认真分析史书关于孔子此行的记载，会发现一些值得玩味之处：

他不顾和蒲城人的盟约，执意去往卫都，或许是早已存心想去黄河对岸；而渡河前的顾虑煎熬，未能渡河后的失落悲凉，孔子几乎表现出了精神失常的迹象，单纯的仕途官位对孔子没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在鲁国进入权力中心和被逐出时，都没患得患失到这种程度，这不是政治事业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孔子和黄河对岸的赵简子、和晋国君臣素未谋面，没有任何私交牵扯。那里唯一和他相识的人就是阳虎，这可能才是孔子的真正牵挂和纠结。孔子的家庭生活充满悖论，自幼无父，少年丧母，有母系的哥哥和姐姐但极少被孔子提及；他越到老年越是挂心阳虎，最终想迈开这一步到黄河彼岸相见，阳虎那里肯定还有些他不知道的信息，关于他们二人到底是不是同父的兄弟关系。在那个年代，此时的孔子和阳虎已经是十足的老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但最难的也是这一步。《匏有苦叶》这首诗歌有些哀伤甚至悲凉，它是关于友情的，“卬（我）须我友”，也可以是兄弟亲情，如“则友其兄”13，《尚书》里有“友于兄弟”的古训，孔子也专门引用过。14在卫国的这段时间里，孔子一直在默默念诵《匏有苦叶》。

孔子这次渡河尝试之前、之后的各种举止言行失常，都被他的弟子们编辑的《论语》记录了下来。从这些信息看，弟子们也许知道孔子和阳虎的微妙关系，甚至知道两人经过中间人的某些辗转交流。所以他们担心孔子情绪失控，径自渡河，那样学生们就很难在东方联盟的国家里面谋职了，他们也很难想象去晋国开始全新的生活。

对岸，赵简子晋军正发起一轮新的攻势，包围了叛军固守的朝歌城，席卷黄河北岸。只要孔子渡过黄河，立刻就能得到赵简子军队的接应。15但孔子放弃了。

如果两个人能够渡河相见，会谈些什么呢，身世、家庭和事业？在贵族寡头制的游戏规则中，他们都不太成功，也没有彻底失败，但各自的事业还是牵绊住了他们，使他们远隔黄河的滚滚浊流。

此后的孔子，一度非常萎靡。

他离开卫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不是曲阜城内贵族城区的家，而是老家陬邑，母亲的颜家庄。

他大概想回到童年的天真和简单，忘掉成年后的一切纠纷。要没有那次停棺认祖，他一辈子就是颜家庄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没有这些追求与梦想、希冀与绝望。

睡在颜家庄土炕上的孔子，是何种心境，我们没法得知。小说《白鹿原》里，主人公白孝文回乡的心态，可能有点像孔子：

母亲织布的机子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奶奶拧麻绳的拨架和那一摞摞粗瓷黄碗，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以及这老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都使他潜藏心底的那种悠远的记忆重新复活。尤其是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只有架着麦秸棉秆柴火的大铁锅才能煮烹出这种味道。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

孔子不是白鹿原上的白孝文。他老了，不会“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火垛顶引颈鸣唱”，向乡亲炫耀自己富贵。他更留恋自己的蛋壳，虽然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钻回去。

孔子在家乡创作了一支悲哀的琴曲——《陬操》。他对命运的感激、哀叹与诅咒，都融汇在了这支琴曲里。只可惜，乐曲不是文字，后人没法解读它。现在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和《江河水》，也许和《陬操》的情绪很像。

陬邑，他年轻时千方百计想挣脱的贫贱之乡，到衰老时却发现，这里才是自己逃避扰攘的角落，他这次试图逃避的，正是成年后的自己。



* * *



1　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2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3　《论语·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4　《礼记·檀弓下》：“吴侵陈，斩祀杀厉。”“祀”可能和祭祀有关；“厉”通“疠”，是麻风病患者。

5　经史注家都没有对公良孺的身份做过介绍。晚出的《通志·氏族略》说他出自陈国，可能觉得孔子此行刚从陈国出来，新收了本地的弟子。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点，就是《史记》明确说，在之前“子畏于匡”的时候，公良孺就已经在孔子身边了。本书前章已提及，春秋晚期，似乎只有鲁国公族盛行以“公某”为氏的习惯，公良孺可能是鲁国小贵族，但是否属于三桓家族，或是出自别的国君后人，就不可详考了。

6　古代经史注释家已经指出，这个中牟不是后来的河南中牟县，但具体在哪里就说不清了。本书推测，可能在今河南安阳市一代，离卫都帝丘很近。

7　《论语·阳货》“佛肸召，子欲往”条。

8　《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9　《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10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11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2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六章。

13　见《诗经·大雅·皇矣》。

14　见《尚书·君陈》《论语·为政》。

15　《左传·哀公元年》：“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





第十一章　淮上漂泊（59—63岁）


和卫灵公纠缠不清——赵简子和阳虎获胜——叶公是个好贵族——淮河之滨的嘲讽——没能见到楚昭王——怎么就混得这么惨？





卫灵公祖孙


陬邑故居的这段蛰伏，让孔子慢慢恢复了过来。他似乎不再为阳虎挂心了。至少，赵简子那边的战局越来越顺利，短时间内不至于让东方联盟打垮。一切都还有机会。

孔子在家乡也过不上安宁生活。他官当得大，名气也大，是小村里飞出的凤凰。乡亲们会踩破门槛争着来拜访，请他办各种事情。孔子不堪其扰，决定再次出国。孔鲤还是没跟他出去。孔子拿他们夫妻也没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说：士人应当心忧天下，恋家的人不配做士人。1

出国第一站还是卫国，住蘧伯玉家，老蘧伯玉可能已经去世了，是他的后人接待孔子。

老卫灵公对孔子还可以，经常请他参加自己的宴会，甚至列席朝会。卫灵公这时最关心和晋国的战争，他年纪大了，得考虑继承人问题，而且还放不下南子夫人。三年前太子蒯聩投奔了赵简子，卫灵公很担心自己万一撒手西去，赵简子支持蒯聩打回来，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至少是在卫国当不成主母了。卫灵公曾经跟另一个儿子公子荆商量，想立公子荆为继承人，但公子荆不敢答应，说正式的太子应该是哥哥蒯聩啊，您还是早点跟哥哥和解，让他回家来吧。

卫灵公不答应，实在无奈，决定册立蒯聩留在国内的儿子做继承人，自己死后直接由“太孙”上位，把蒯聩这辈跳过去。

万一蒯聩和太孙这父子俩和解，串通起来怎么办？卫灵公不担心，他和蒯聩是父子反目，孙子跟蒯聩肯定也合不来。国君这个位子、这点权力能让人忘掉父子亲情，老卫灵公有自信，这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但太孙还是少年，需要得力的人辅佐。孔子也是人选之一，他学生多，以后帮着太孙跟赵简子、蒯聩那边打仗，要指望他们出力。所以卫灵公把孔子请来，重点谈和晋国打仗的问题，他希望孔子帮他担起这个责任，大家各取所需。按说，孔子一直唠唠叨叨想当官，这下他该满足了吧。

可孔子现在对东方联盟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而且，卫灵公家里事太乱，爸爸跟儿子闹，还要闹到孙子那辈去，一点人伦规矩都没有了。孔子五行缺爹，看别人家都是羡慕，可卫灵公为个小老婆，反倒祖孙三代打成一团，孔子不想掺和这些。

他跟卫灵公说：我是个读书人，学的都是典礼祭祀，布阵打仗的事从来没学过。2

这是表态不愿再参与卫灵公、东方反晋联盟的战事。于是卫灵公也对孔子没了兴趣。第二天他又见到孔子，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天上又飞过一群北归的大雁，老卫灵公仰头看着大雁出神：这大雁是往蒯聩那边飞的，哪天蒯聩要是回来了，南子可就……

孔子决心告辞了，他也要像大雁一样，躲开鲁、卫的联盟和战争，南下陈国，回到暖湿的淮河流域度。

这是孔子最后一次和卫灵公道别。他似乎付出了一点代价：一个叫漆雕开的弟子，被指控和中牟的佛肸有秘密联系，被抓起来处刑，落下了残疾。3史书没说是什么残疾，但当时对不太严重的罪犯，常采用砍掉一只脚的刑罚，最轻的是往脸上刺字。也许在孔子试图渡黄河之前，漆雕开参与了孔子和阳虎之间的秘密联络，这是东方联盟很难接受的情况，有必要借机敲打一下孔子。

漆雕开在《论语》里只出现过一次，是他和孔子讨论“信”，就是守信用，让人相信自己，这师徒二人都很看重“信”，孔子因此很赏识他，显然漆雕开为老师担当了不少东西。4

孔子离卫到陈不久，北方传来消息：卫灵公去世了。南子夫人想让公子荆做国君，因为公子荆年纪大，撑得住局面。但公子荆死活不肯，最后还是灵公的孙子、蒯聩太子的儿子继位，就是卫出公，名卫辄。

其实老卫灵公看人挺准的，孔子虽然摇摇摆摆老有投奔赵简子的迹象，但卫灵公知道孔子迈不出那一步：书呆子脸皮薄，转变立场不容易。再后来，孔子的大徒弟子路，就是为了保护卫灵公这个孙子，和蒯聩那边打仗死的。

孔子不想操心卫国的事了，但弟子们不行，他们很多是卫国人，或者在卫国有产业，很担心小国君立不住，蒯聩杀回卫国，自己的家产难保。他这师生团体早和东方联盟绑在一块儿了，利益牵扯联系太多。

孔子自从到过黄河边以后，性格就有点不好捉摸，弟子们不敢贸然去问，他们推子贡去试探孔子的态度，看他想不想回去支持卫出公。子贡是卫国人，说话又乖巧，正适合干这个。

子贡虽不完全理解孔子的心思，但他会说话，先不提卫国的事，而是问：“您觉得伯夷、叔齐，这两人怎么样？”

伯夷、叔齐是商朝灭亡时候的一对贵族兄弟。他们认为周武王造反夺了天下，是乱臣贼子，发誓不当周朝的臣民，躲到深山里不食周粟，最后饿死了。

孔子整天把这俩人挂在嘴上，评价很高：“他们当然是古代的贤人啊！”

“他们落得那么个下场，惨不惨啊？”

“他们追求的是仁，得到的也是仁，惨什么？”

子贡出来，告诉弟子们：看来老师打定主意，宁可饿死也不掺和卫国的事儿了。5





阳虎的黄河之战


孔子师徒躲到南方的时候，东方联盟和晋国的战事还在进行。

卫灵公之死让赵简子看到了机会，要趁机拿下卫国。这年初夏时节，赵简子亲自率领晋军出征，要替蒯聩太子夺取卫国，阳虎也在军中。晋军选择了卫都下游几十里处渡黄河，为了出其不意，晋军在半夜悄悄渡河，准备占领附近的一座城市——戚城。

但凌晨时分大雾弥漫，晋军迷路了。阳虎路熟，他说：“只要我们右手边是黄河，一直走下去就能到。”

一路摸到戚城下，阳虎给蒯聩太子驾车，又选了八个人，都穿上丧服，化装成从齐、鲁那边来给卫灵公奔丧的。这三辆车先驶到戚城门下，这里临近战区，城门平时都关着，阳虎等人叫开了门，直接开了进去。

城里人发现来客是蒯聩太子，也不敢反抗，而且晋军主力立刻开到了。这样，赵简子一方就占领了戚城，让蒯聩太子驻扎在这里，伺机夺取整个卫国。

不久，齐国人要援助反晋前线，给河北的范氏、中行氏两家军队运输粮食。郑国军队赶来汇合，给运粮车队护驾，准备把粮食运到黄河对岸。赵简子不能让这批粮食送达。他现在占领了戚城，正好截击齐、郑联军。

阳虎分析说：我们战车比对方少，需要搞个出其不意的攻势。开战时，主帅您先带少量战车冲锋，再败退下来，郑军看到您的帅旗后撤了，会全线追击。那时我再带主力包抄上去，郑国人见了我都要害怕。咱们这样夹击一下，肯定能打败他们！

阳虎长得怪，而且个头高，在战场上很抢眼。另外，他在鲁国时曾经和郑国人打过仗，郑国人对他还心有余悸。

赵简子同意了这个计划。他这辆指挥车要冲到最前面诱敌，负责给他担任卫士（车右）的就是蒯聩太子。蒯聩还没上过战场，但春秋时候默认国君（包括国君继承人）战斗力最强，经常安排在战斗第一线。

双方军队逐渐接近，赵简子的战车驶上一个小土丘眺望，看到郑军战车列队浩浩荡荡驶来，太子蒯聩吓得有点神志不清，一度想跳车逃跑，不过还是努力克制住了。

然后，赵简子视察己方战阵，进行战前动员讲话，承诺给战胜立功的重奖：上大夫获得一个县作为封邑，下大夫获得一个郡（那时晋国县比郡大），士人获得方圆十里之地（田十万亩），平民身份的获得当官从政资格，奴仆贱民赏给平民身份；如果畏战失利，卿大夫也要处以绞刑，不能享受正常的丧礼，只能用薄棺材入殓，破马车拉着下葬，不能埋到祖坟里……

训话完毕，开始冲锋。赵简子的战车冲在最前面，和敌人的第一辆战车交汇而过时，他被戈迎头打了一记，摔倒在战车里。蒯聩太子挥戈保驾，挡住了敌人的继续砍杀，他还跳下车去阻击靠近的敌人，掩护自己的战车掉头回撤。

郑军追击赵简子时，阳虎的主力冲上来了。上千辆战车在黄河边的沙地里追逐厮杀，郑军开始落下风。

赵简子没性命危险，应该是没被戈的刃部砍中，他吐了不少血，大概牙被打掉了几颗，但一直在车上敲鼓，这是保持进攻的号令。最后，郑军损失惨重，撤出了战场。齐国的一千多辆运粮车都被晋军俘获。

河北的范氏、中行氏叛军得不到援助，大势将去了。从此，战争形势发生逆转。赵简子从守转攻，开始清除国内的叛乱者。东方联盟则转入守势。（关于本节内容，可参见彩图10、11）

彩图10　赵简子墓随葬马车（太原博物馆藏）

可见春秋的马车车厢都很小。



彩图11　赵简子的用具“子作弄鸟”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鸟尊铭文显示，这是主人手边的玩物。这鸟尊或许见证了赵简子和阳虎的很多次密谋。





冉有出仕


孔子再次到陈国的第二年（鲁哀公三年）秋天，季桓子病重了。他长子季孙肥已经成年，但他又有个宠爱的小老婆现在正怀孕。季桓子挂心这个小老婆，就想立她的孩子继位，给大管家嘱咐后事：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立做继承人，你辅佐他长大；生的是女孩，就由长子季孙肥来继承。

结果，季桓子死后不久，小老婆生了个儿子。管家知道季孙肥不会甘心让位，急忙报告鲁哀公：“我家主人的遗腹子是个男孩，按照先主的吩咐，这孩子应该是季孙家的继承人，请国君发布册命！”

管家担心被季孙肥报复，报告完就逃到国外去了。

鲁哀公派人去季孙家看看这个新生的继承人，结果孩子已经死了，肯定是季孙肥做了手脚。没办法，只能承认季孙肥正式继承季氏家业，就是后来的季康子。

季康子埋了父亲，要安顿国内、家内的局面。大管家都跑了，各种事情一团乱。他想起了孔子师徒，考虑把孔子请回来。

当年季桓子把孔子撵走了，现在儿子又要用他，大家总要有个台阶下。季康子提出了一个说法：“父亲在病重的时候，一次坐着轿子出门，看见鲁国的城墙，叹息说：‘当年，鲁国差点就强大了，可惜我得罪了孔子，鲁国才没兴旺起来。’他因此嘱咐我，让我掌权以后，先把孔子先生请回来。”6

这可能是季康子编的。只有当权者新老交替，不稳定的时候，才会想起孔子来。到这种当口，他们才会觉得“道德”有用：要死的担心接班人不孝，妄改自己的路线；刚上台的怕别人不听话，只好提倡尊卑道德。孔子上次掌权，也是这么个契机。

有人提醒季康子：孔子那一套，实际上对您没好处。咱们已经见识过一次，让人家看笑话了，就别再来第二次了。

季康子觉得有道理，但他实在缺得力的人干活。孔子学生子路、冉雍都给季氏当过管家，干得不错。这次，季康子想叫冉有回来当大管家。

信使到了陈国，冉有兴冲冲准备上路。孔子也说，季家少主刚上台，正缺人出力，冉有这次回去，能有大作为。他自言自语：回去好啊，回去好啊，家里孩子们干得不错，有老人给把把关就更好了。

子贡看出了孔子的心思，送冉有上路时，偷偷打招呼：你在鲁国站住脚了，记得把咱老师请回去，给他谋个职务。





传说中的叶公


在陈国住了两年后（鲁哀公四年），61岁的孔子从陈国南下，去蔡国。

这一路有点热闹。因为蔡昭侯为了躲开楚国的威胁，刚向东迁到新都城，州来。但蔡国人有的愿意搬家，有的不愿意，所以都城虽然在去年迁走了，但老都城新蔡一带，还有很多不愿搬迁的蔡人。楚王派了一个大臣，叶公诸梁，带兵到新蔡召集这些不愿东迁的蔡国人，把他们带回楚国边境安置。

孔子一路往南走，在新蔡见到了叶公诸梁。

叶公诸梁是为楚国驻防北方边境重镇——叶城的贵族，以品行方正著称。著名的“叶公好龙”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他，那当然是虚构了。他爵位是公，跟中原的诸侯国君一样，因为楚国人自己称王，下面的贵族也依次大了一级。

叶公对孔子也久闻其名，两人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他问孔子：从政，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孔子说：行仁政，让你统治的老百姓高兴。这样，别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也会来投奔你。7

叶公正在收集新蔡遗民，这话是有针对性的。

两个人还谈起什么是正直的品行。叶公说：我老家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人家的羊，他把他父亲举报了。

孔子说，我们老家，正直不是这样的。父亲犯错，儿子要替他遮掩；儿子犯错，父亲也替他遮掩。这样也是正直。8

前面说了，这其实是孔子对法制问题的主张，就是反对制定整齐划一的法条，判案子要根据当事人的各种具体关系来定夺。普通人之间有揭发犯罪的义务，但亲人就没有。所以孔子理想的司法模式，就是贵族大老爷听完双方的陈述，脑子里转一转，想想以往有什么惯例，然后做出一个判决。

但从战国开始，列国搞变法都颁布法典，完全不是孔子这套理想。秦汉时候，法律不考虑亲属关系问题。再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时候，儒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朝廷立法也受影响，觉得应该把亲属关系考虑到量刑里边去。这一下子就搞复杂了，因为案情不同，亲属的尊卑、亲缘远近都不相同，排列组合起来就太多了。

比如，亲属之间互相偷盗的案子，别管是长辈偷晚辈，还是晚辈偷长辈，都判得比较轻，对长辈更轻，因为一家人嘛，财产问题不像对外人那么敏感。

如果是互相打斗、杀伤的案子，就不一样了，长辈打、杀晚辈，自然比打、杀外人判得轻，甚至不判；反之，如果晚辈打、杀长辈，就要比外人更重。

如果是通奸的案子，就不管长辈晚辈，判得都比和外人通奸重……

这么说起来还算简单，实际操作中问题就更多了，因为亲属关系还有远近之分，按儒家的算法，按照服丧时间不同有五个等级，“五服”。这五个等级的亲属互相偷盗、打、杀、通奸、强奸，就要各有一套算法，比如殴打叔叔，肯定要比殴打爸爸判得轻，但又要比殴打堂哥判得重……

真正的案子更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具体情况，所以到明朝、清朝，“律”的条文不够用了，又要补充各种“例”，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判例。但新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其实这从开始就错了，因为孔子反对搞成文法。想在成文法条里面体现孔子的思想，那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现代学术界称唐宋以来的这个变化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可惜他们没想到，孔子一直反对制定法律。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战国以后的帝王，为什么非要制定法律呢？

因为在战国以前，贵族有全权处置农民；贵族之间有什么官司，朝廷也尽量在习惯的范围内处理，这是孔子学说的社会基础。战国的国君把贵族都消灭了，靠文官来管理国家，这些文官只是国君的雇员，不是老百姓和土地的主人，所以国君最担心这些人贪污受贿，这就要颁布统一的法条，不给文官们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他们借机受贿。还要有一套机构来监督这些文官。这是中国法制产生的基础，孔子还没法想象。

孔子那套父子的道理，叶公没法反对，只能认可，因为他也是贵族，得维护这套家族、社会关系。

叶公有次和子路谈话，还问起来：你老师孔子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子路不知道叶公什么意思，没正面回答，支吾过去了。

孔子后来听说了，教训子路：你该说，他这个人啊，一用功就忘了吃饭，有事干就不发愁，一点不觉得自己老了。9

孔子可能有了去楚国发展的想法。他原来觉得楚国是蛮夷，但见了叶公，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也能打交道。但这次机会是失去了。

孔子只好继续南下，去蔡国的新都城，州来。

这有点奇怪。蔡国现在是吴国的附庸，孔子对吴国没好感。加之蔡国刚刚迁都，正在混乱中。这年二月，有贵族害怕蔡昭侯继续迁都，派人暗杀了他，蔡都又经历了一番混战。

莫非曾有人邀请孔子，或者是他想感受一下刚经历过迁徙和动乱的小国生活？孔子不爱冒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0，这次为什么到蔡国，不好理解。





淮上隐士


蔡国是周人封国，血统上算是中原国家，但在南方立国这么久，长期被楚、吴势力笼罩着，也算蛮夷世界的边缘地带了。按孔子原来的观念，蛮夷就是野蛮人，离动物更近一些（这理念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中原诸侯的普遍观念）。他怎么想去蛮夷控制下的蔡国呢？

也许他在陈国这两年，和楚人也打过一点交道，开始觉得“蛮夷”其实也没那么可怕，虽然语言、习俗有点不同，但也不是没有人伦规矩。《论语》里记载，孔子曾经想到“九夷”的地方去，这个“九”是泛称，意思是各种蛮夷之人。有人劝他：那些人都“陋”，没文化，你怎么受得了？

孔子回答：只要有我这种君子，怎么会没文化？11

这很可能是孔子去蔡国期间的事情。这段记载没有时间地点，连问孔子的人也隐去了名字，可能孔门弟子们不太理解老师的想法，有些情绪，不愿把这事说得太清楚。

孔子在蔡国的新都住了两年，似乎没遇到什么变故，史书关于他这两年的记载很少，特别是没有他和什么大人物、贵族打交道的事件。孔子曾经说：学生们跟着我在陈、蔡那段日子，没人能找到当官的门道。12

《论语》和《史记》里，提到他在蔡国受到了很多“隐士”的嘲弄。蔡国这一百多年，夹在大国中间，东摇西摆，整年战乱，百姓颠沛流离，人们对大国政治都烦了。而且，淮河这一带以前小国多，后来大多被楚国灭掉了，很多贵族都沦落成了老百姓，他们自然是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

这些隐士都是在路上遇到的。他们都是在地里耕作的农夫，有的两人一起拉犁，有的在除草。孔子的弟子过去问路，这些人听说来客是孔子门生，都爱说几句风凉话——他们早都知道孔子这人。

有的说，你家孔子，专门教别人行“道”的，还用得着找人问路？

有的说，现在这世道，就跟滔滔河水一样，谁也改变不了走向。你们与其东奔西跑，找肯用你们的人，不如躲起来，眼不见为净。13

有的说，他孔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称得上夫子！（夫子那时是尊称。）

孔子小时候就在农村，当然能分清五谷。隐士是觉得孔子现在不干农活了，就算脱离劳动人民了。

这位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是个在田里除草的老汉，子路跟着孔子赶路，孔子坐车走得快，子路步行就落后面了，到路口不知道往哪边走，向老汉问路，被老汉嘲讽了几句，子路很恭敬，一直拱着手站在路边。

老汉看天晚了，就带他回家住了一晚，做了米饭，杀了只鸡招待，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介绍给子路，他们算子路的晚辈，都很恭敬。这明显是见过点世面的人物，懂上层社会的礼节，不像底层农民，见个体面人就哆哆嗦嗦，唯唯诺诺。

要按这些人的说法，孔子一辈子都白活了。六十多岁的人当然接受不了。但孔子又不敢以富贵自居，瞧不起这些人。这些人道德上都没的挑剔，比祖上身份，人家也未必逊色。

孔子只能给自己打气：人得活在社会里面，我当不了隐士，整天跟鸟兽为伍。天下乱，才需要人出来改变它吧？14

庄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他也是淮北这一带人，他对孔子的嘲讽和这些隐士们一样，而且篇幅更大了。淮北地区出道家人物，似乎成了风气。

孔子师徒觉得委屈，其实他们不理解，隐士们最关注孔子。

因为隐士们是身份跌落的人，孔子是往上爬的人，隐士们自然看不惯，要说风凉话。那些真正有权有势的阔人，隐士们没底气嘲讽。人家吃香的喝辣的，轻裘肥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万一真被你戳到痛处了，后果也很严重。嘲讽孔子就没这顾虑了，而且孔子真在意负面评论。这样才过瘾。

他们是孔子仕途最热心的看客，就盼着孔子哪天落马、失业，甚至身败名裂，不得好死。后世有首元曲名作《庆东原》，里面有一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也是孔子和这些隐士的关系。

对于隐士们的批评，弟子比孔子急。子路争辩说：有人，就分君臣；当臣子的，就得给君主服务，这是人伦大义！

其实孔子比子路想得开。当臣子也是个饭碗，谋生的工具，孔子承认这一层。他说，如果政治真混乱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我也就当个隐士（普通老百姓）了；要是政治还有希望，我就出来做官。15

政治是好是坏，其实没有严格的标准，所以孔子这话几乎是诡辩的说辞，换个说法就是：肯用我当官的，就是政治有道的国家；不用我的，就是混乱无道的……

陈、蔡这一带属于楚文化的边缘，那时男女关系不那么保守，而且南方又比北方开放，所以战国时候楚国人的传说里，有些孔子南游的浪漫故事。比如《楚辞·七谏》里说，孔子一行到楚国，住在当地的旅店“路室”里，店主的女儿在外面采桑，孔子看见了，然后似乎有过一段暧昧故事。16

西汉人还有个更详细的故事，说孔子一行到达楚国“阿谷”这个地方，看到有个佩玉的未婚女子在河边洗衣服，于是孔子让子路过去试探，先拿着杯子讨水喝，又拿一张琴请这姑娘调弦，最后又拿几匹绸缎赠送，都被这姑娘用大道理拒绝了。17

这两则应该是虚构的故事，因为到这时候，孔子和子路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一大群弟子陪在身边，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

孔子到蔡国的第二年（哀公六年），老齐景公去世了。孔子和他相识二十多年，但没什么怀念，孔子对他的评价就是没作为、没出息，再加生活奢侈。（见彩图12）

彩图12　山东临淄出土齐景公墓的殉马坑（位于临淄东周殉马坑）

现已清理出殉马二百余匹，预计全部殉马在六百匹以上。孔子晚年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可到他死了，老百姓都想不起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缅怀一下。（《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驷”是四匹马，千驷就是四千匹了。齐景公的豪奢生活，孔子亲眼见识过。



齐景公死后，齐国长期积累的矛盾开始暴露了：国君继承人不稳定，大贵族专权，争斗愈演愈烈。不过对于生活在淮河边的孔子，还不用关注这些。





陈蔡绝粮，拒绝反思


孔子63岁时（鲁哀公六年），吴楚再次发生战争。起因是吴王夫差讨伐陈国，楚昭王赶来救援，正在城父（今安徽阜阳）和吴军对峙。

楚昭王听叶公说过孔子，很景仰。南方的蛮夷世界，其实对中原的动静更关注，对中原来的人物也更重视，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向心力”。他派人给孔子送信，欢迎孔子到他的军营做客。

这是第一次有国君主动邀请孔子，而且还是个“王”，孔子忙带着弟子们出发了。

蔡国人亲吴，对孔子这个举动当然很不满。他们怀疑，孔子一行在蔡国住了两年，什么情况都摸熟了，要是透露给楚国人，对蔡国很危险。

孔子等人刚到陈、蔡边境，被蔡人追上来包围了。他们没敢杀孔子，那样就得罪了楚国，后果很严重。蔡人只想逼孔子回蔡国，不要跟楚国人打交道。孔子倔脾气上来了，不答应，就这么对峙干耗着。

没几天，粮食吃完，弟子们都饿得起不来了。孔子还整天读书，弹琴。弟子们意见很大，连最亲的子路、子贡都不满了：在野外风餐露宿没吃的，很多人开始生病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孔子知道弟子们受不了了。他也在揪心，不全是为肚子。他试图反省，自己一辈子努力行道，六十多岁却混到这个地步，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先把子路叫进帐篷来，背了句诗，“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思是，我又不是野牛，又不是老虎，整天游荡在这荒野里做什么）。又问：到现在这地步，子路你说说，是我推行的“道”有什么问题吧？

子路也在怀疑：大概，是咱们还不够“仁”吧？所以人家才不理解咱。或者，是咱们不够聪明，没法让人家听咱的话？

孔子不接受：话能这么说吗？子路啊，要是仁者就能受信任，那还有饿死的伯夷、叔齐吗？要是智者都能成功，那还有被昏君商纣处死的比干吗？

子路被赶出去了。

子贡又被叫进来。孔子把问子路的话又说了一遍，问子贡的意见。

子贡早就考虑这问题了，以前不好意思开口，现在总算有机会说出来，不过他比子路更委婉：老师您的道，是太伟大、太高深了，一般人理解不了，所以他们误解了您。也许，您该针对普通人的水平，搞点通俗的理论？

孔子怒了：子贡啊，俗话说得好，种庄稼的种不好菜，手艺巧的不会伺候人。我们君子的使命，就是为天下人立规矩，不会低三下四讨人高兴！看看你自己，整天不知道修“道”，光想怎么赚钱糊弄人，子贡啊，你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子贡碰一鼻子灰，出去了。

这次进来的是颜回。孔子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让颜回说说想法。

颜回是发自内心的崇拜：老师您的道，真是太伟大了。您就这么一直推行道，没人用怕什么？没人用的才是真君子！道不好，那是咱们的耻辱；咱们的道好，当权者还不肯用，那就是他们的耻辱。没人用怕什么？没人用的才是真君子！

孔子这下开心了：看你说的，真不愧是老颜家的孩子啊！你赶快富贵起来吧，我去给你当管家！18

孔子不是真怀疑自己的“道”了。他是希望有人给自己打打气，壮壮精神。他不想反思。

颜回忠心赤胆表白了一大通，可解决不了问题。真要想吃上饭，还得靠子贡。

等孔子精神舒展点，终于答应让子贡出去，找楚昭王救助。楚昭王听说，忙派兵来赶走了蔡国人，把孔子一行接到了自己的前线驻地。

蔡国人围得死死的，谁都出不去，子贡怎么就能出去找救兵呢？

很简单，因为子贡是生意人，有钱，也知道怎么用钱。孔子和那些弟子，整天以“道”自居，未必能想到，就是想到了，也拉不下脸来做，而且也掏不出钱来。





颜回和子贡的较量


说到这儿，值得谈谈颜回和子贡，孔子的两个年轻弟子。他们年纪差不多，颜回比子贡大一岁。

颜回，孔子母亲家的老亲戚，应该是孔子的外甥辈。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就是他。因为颜回老实勤奋，兢兢业业，孔子说什么，他都默不作声记住，然后一五一十照着做。颜回还能受穷，住在破房子里，吃粗粮喝凉水，整天努力学习（也是在帮孔子整理文献）。孔子当大官那阵子，很多颜家人都找机会发财了，颜回却一直过穷日子，没靠孔子的关系发家致富。孔子卸任以后，觉得这太难能可贵，对颜回的评价更高。

孔子有时候也说：颜回这孩子，对我没什么帮助，因为我说什么，他都听得高兴，提不出意见来。19

话虽这么说，孔子还是最喜欢颜回，没人讨厌顺着自己的人。像被蔡人包围的时候，孔子想听听意见，可最后让他高兴的，还是颜回的奉承。当然，颜回的奉承也是发自内心的。

子贡是字，他叫端木赐（端木是氏，赐是名），卫国人。子贡的出身要稍微高一点，破落小贵族。

孔子在鲁国当大司寇的时候，二十出头的子贡来拜师学习。《礼记》记载，当时孔子家有条狗死了，孔子让子贡拿去埋了，这说明子贡的家境不是太好。因为有钱的、交学费多的弟子，不用给老师干活，学费少的要干，有点像勤工俭学。

孔子很讲究“因材施教”。子贡人聪明，口才好，喜欢社交。针对子贡这些兴趣和特点，孔子就不教他那些太专门、太琐碎的知识，重点培养他的社交能力。

子贡曾经问孔子：有可以奉行一辈子的名言吗？

孔子说：那应该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其实是孔子人际关系和社会理念的精髓。20

子贡还问，怎么做到“仁”？

孔子的回答就是后来的成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你想干什么事业，就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具体方法就是：别管在哪个国家，都要侍奉好当地贤良的大夫，和当地仁义的士人交朋友。21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把关系网搭建起来。

可见孔子给子贡教的，多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而且是很实用、很灵活的方法。对颜回那种一心做学问的老实人，就不用教这一套。

子贡基础好，学得也快，在孔子当官的后期，他已经在鲁国朝廷里谋了个小职位，很可能有子服景伯的提携。他这个职务和外交有关，因为他参加了鲁定公接待邾国国君的典礼，这要有相关身份才能参加。

孔子从鲁国离职的时候，子贡并没有跟他出来，还在鲁国工作。鲁定公死后子贡才到卫国去投奔孔子了，此后就一直跟在孔子身边，随他到过宋、郑、陈等国。这个过程里面，孔子对子贡越来越熟悉，发现这个学生慢慢有自己的一套了，有些方面他甚至有点猜不透。

孔子常拿颜回和子贡做比较。这两人心里大概也有点摽劲儿。

孔子问子贡：你跟颜回比，谁强啊？

子贡忙说：我怎么敢比颜回！他听您一句话，自己能总结出十个道理来。我能总结一两条就不错了。

这话说得孔子也高兴了：确实，咱们是比不上颜回啊。22

子贡处处挑着孔子爱听的说。但孔子知道，子贡跟他的想法很不一样。

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贡居然做起了生意。除了跟着孔子拜会各国政要，他还结交各地商帮人士，考察各地行情，逢贱则买，逢贵则卖，倒腾易货贸易（那时几乎没有官方发行的钱币）。

春秋时期，中原有两大商业中心：一个是前面说的郑国，有殷商后代的老商帮势力；一个是齐国。近两百年前，齐桓公和管仲搞重商政策，使齐国的国力迅速提高，齐桓公的霸业基础跟这有直接关系。

齐、郑两大商业中心，主要形成沟通东西方的贸易网络，东起齐国，西到秦国，有点像今天胶济线连接陇海线的铁路。

但还有一个方向欠开发，就是南北向的贸易：中原世界和南方的淮河、长江流域。因为楚、吴兴起较晚，政治上又一直被中原排斥，南北间的贸易还没发展起来。其实这两端贸易互补性更强，产品更不可替代。

一百多年前，晋文公重耳还是流亡公子的时候，曾经访问过楚国，楚王进行了隆重接待，然后问他：公子要是回国当了国君，拿什么报答寡人啊？

重耳谦逊地说：我们晋国怎么能跟你们楚国相比！但凡值钱的好东西，各种高档皮货、珍禽翎毛、象牙犀角（商周时候，长江流域还有大象犀牛，现在都收缩到云南甚至印度去了），都是你们楚国产的，最低档没用的才会流散到我们晋国一点点，我们哪有能报答您的东西！23

这番对话能看出来，在中原人眼里，长江流域的物产丰饶、价值高昂。子贡跟着孔子南下，感受应该和当年的重耳差不多。他做生意，在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贩运商品，很快就挣了大钱。孔子有些行程，比如去蔡国定居，很可能有子贡的撺掇——他是在开发市场。

蔡国新都城离吴国更近，吴国刚刚崛起，原来和中原没什么来往，所以经营吴国的产品是更大的商机。另外，吴、楚两国势不两立，连年攻战，互相间没有经济往来，这种情况下，在第三方从事吴、楚之间的贸易（从陈蔡地区中转），会大有利润。蔡国新都就是经营这些贸易的好据点。

比子贡晚二三十年，著名的陶朱公范蠡开始下海经商，他主要也是做中原和吴越（江浙）地区间的贸易。但他选了偏东一点的路线，接近后世的京杭大运河。因为再晚几年，沟通长江、淮河的运河才被吴王夫差挖通。子贡这个时候，在蔡国这里经营对吴贸易最合适。

周游列国这些年，孔子没混到什么官当，子贡却发大财了。当然，孔子也跟着沾光。像最近这两年，孔子师徒都没在蔡国当官，也和蔡国君臣没什么往来，应该主要是靠子贡的生意维持开支。

所以孔子经常想不通：颜回这孩子，处处听我的话，可干什么都失败，穷得要喝西北风。子贡不听我的，跑出去做买卖，偏偏能赚大钱。24

两人有时也拿做生意的话开玩笑。子贡对孔子说：我现在有一块好玉石，是收藏在匣子里呢，还是拿出去卖个好价钱？

孔子说：当然是卖了啊！我就跟那块玉石一样，也想找家好主顾呢！25

孔子想的还是找机会当官。

老年孔子几次最迷茫、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的，都是子贡，一直到他离世的那天。

孔子去世后，能够维持住孔门团队，建立起儒家学派，主要是子贡的功劳。他的个性、追求几乎和孔子完全不同，但两者综合起来，才缔造了儒家。





夷狄之有君


脱离蔡人的围困之后，孔子终于见到了楚昭王，两个人的感觉都不错。楚昭王准备把楚国七百里的土地，连同上面的百姓，都封给孔子。楚王拿自己当“王”，喜欢册封些小诸侯国君，楚国地广人稀，给孔子的肯定不是什么富庶地段，七百里的土地也没多少人。

丞相（楚国叫令尹）子西提醒楚王：孔子弟子多，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列国的能人。要在楚国边上有这么个国家，它早晚得强大起来，是楚国的后患。

楚昭王觉得也有道理，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不然，孔子就当上小国国君，兼楚国的附庸了。

不久，楚昭王病死在前线。

楚昭王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幼童，当时楚国令尹昏聩，政治混乱，被吴军接连打败，国都郢城也失陷，一个臣子带着昭王姐弟逃命，在深山老林里躲了很久，过够了荒野求生的日子。后来靠秦国救援，楚国才驱逐吴军，重新立国。那年孔子46岁（鲁定公四年）。复国后的楚昭王励精图治，整顿国内秩序，又逐步征服了周边不服从楚的各小国和蛮夷部族，使楚国慢慢恢复了元气。

所以孔子感叹，楚昭王是“知大道”的人，要不是英年早逝，能有更大的作为。

楚国人对昭王的去世也十分痛惜。一个有疯疯癫癫名声的贵族，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前走过：凤凰啊凤凰，就这么飞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么好的君王了！

孔子急忙下车，想和接舆说话，接舆却跑走了。26

但对令尹子西，孔子就有保留了。子西也是个有作为的宰相，他帮助昭王整顿内政外交，很出色。但他把孔子的封邑搞泡汤了，孔子没法不在乎。一方面是富贵问题，另一方面孔子非常想当“哲学王”，过治理老百姓的瘾。

所以后来有人问孔子：子西那人怎么样？孔子说什么也不是，只能说：哎，那个人啊，那个人啊！27

楚昭王一死，驻陈楚军匆匆撤回国，安排王嗣问题。陈国抵挡不住吴国的攻势，只好倒向了吴。

孔子这时对楚国了解比较深了，他在考虑，要不要到楚国去发展？

中原人普遍有点怕吴、楚，觉得是野蛮人，不讲理不好惹。孔子在陈、蔡生活了几年，和楚人打交道不少，发现也没那么匪夷所思。他跟弟子们说：你只要说话有信用，做事踏实，在野蛮人的地盘也照样能办成事儿；你要是说谎话，办邪事儿，就算在你老家能行得通吗？28

而且，跟吴、楚人打过交道之后，孔子发现，这些所谓“夷狄”国家，往往比中原国家还有规矩，因为吴、楚的王比中原的君王们有权威，贵族们不敢自行其是。

以楚国为例，在商周易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小国（或者说部族）了。几百年发展下来，它的历代君王也繁衍出了很多“王族”家族，有些很显赫的老牌贵族。但在楚国朝廷里，历代楚王最重用的还是自己的叔伯、兄弟辈，由他们当令尹，掌兵权，老贵族家庭不能侵夺国君近亲的地位。这就不会像三桓、七穆那样架空国君，世代专权。

孔子提倡的君臣尊卑，搞的“堕三都”那类举措，目标也就是建立起和现在楚国一样的政治秩序，但是行不通，贵族寡头的势力太强大，已经积重难返了。楚国明显更适合孔子。

但那样一来，就有了更大的“道义”问题。因为他要是给楚王做事，就是承认了在洛阳周王之外，还有个对等的王，更何况历代楚王的梦想，是取代洛阳的周王，统治整个中原世界。孔子给楚王服务，就是站到周人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的对立面了。偏偏他研究、传承的，又都是周人的政治文化。这个自相矛盾的抉择让孔子很为难。

要是楚王能直接划给孔子一小块立国传世，像楚昭王打算过的那样，孔子也能放下那些虚名的顾虑，踏踏实实替楚王服务。把周人那套理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楚是继承夏、商、周的第四个天命王朝，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现在没这机会，楚人还不知道立个什么人做新王，新王能不能再封他做小国君也是未知数，孔子没勇气去探索。

他已经六十多岁，可以尝试的时间不多了，万一实惠没捞着，把自己前半辈子辛辛苦苦弘扬周文化的形象也给毁了，那才是逮不着狐狸惹身骚呢。

思前想后，孔子下不了决心去楚国，他决定还是回北方，去卫国。他说：“夷狄虽然有国君，有君臣秩序，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政在大夫的寡头局面）呢。”29这像是对自己的安慰，或者解嘲。

在孔子时代，从贵族变成小“国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孔子曾经夸赞他的弟子：“冉雍就是当个‘南面’的诸侯也够格！”30王和国君上朝时才坐北朝南，其他贵族在自己家，都是坐在东墙下，西边留给客人，后世管主人叫“东家”，管客人叫“西宾”，就来源于此。后世人往往觉得孔子夸冉雍的话太大逆不道，其实按春秋的规矩，大国之君随时可以分封出附庸小国，没什么敏感忌讳。





弟子纷纷掌权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的下半年，孔子63岁，他离开淮河流域，回到了中原，还是在卫国落脚。

孔子晚年这几次南北往返，都要经过郑国或宋国，但史书没有任何事件记载。应该和他第一次经过时一样，当地政界根本不理睬他，没什么可写的。

这时的北方局势正在发生大变化。

去年，老齐景公死了，国内贵族的矛盾爆发出来，频频有大贵族斗争失败、出局。贵族们都想拥立和自己关系好的公子，导致国君更迭频繁，国势衰弱，无力再与晋国对抗，东方联盟彻底瓦解了。

晋国内部，赵简子一方面抵抗齐、卫的攻击，一方面平定国内叛乱，先后攻占朝歌、邯郸，叛乱的中行氏、范氏逃奔狄人或齐国。赵简子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时的晋国，只剩下赵、智、韩、魏四家大寡头共同执政。赵简子和东方联盟作战的几年里，那三家都躲在后面观望，智氏更趁机要挟赵家，扩充自己的地盘。所以赵简子在打完仗以后发现，智氏是真正的赢家，现在他的势力成晋国最大了。四家共治局面又维持了四十六年，然后是一场大内战，赵、魏、韩三家联合灭掉了智氏，变成了三个独立的诸侯国。

在卫国，灵公年幼的孙子，卫出公辄，此时已经在位四年。出公辄的父亲蒯聩太子，还在晋军占领的戚城，等机会夺儿子的权。

现在实际掌握卫国政权的，是大贵族孔文子。孔文子还娶了蒯聩太子的姐姐，也就是卫出公的姑姑。孔文子这个孔氏和孔子没关系，他们是姞姓，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东方部族。

孔子一行到卫国，受到了孔文子的欢迎，他还请子路做自己家的宰。子路的师弟兼学生高柴，也跟着在孔文子家做事。

子贡回了鲁国负责外交工作。史书没记载子贡的官职，可以肯定不是给三桓家族工作，而是在鲁国朝廷任职。

孔子那位不挂名但非常忠心的弟子，子服景伯，这时是鲁国主管外交的官员，他一直在用心提携子贡，子贡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冉有已经在季氏家当了三年宰，这是当年阳虎、子路干过的工作。宓不齐（字子贱）在当单父城的宰。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机会了？因为鲁、卫都是在权力过渡初期。季康子不想用父亲的老臣，得重新提拔一批人；卫灵公死了，孔文子辅政当权，也需要得力的下属。孔门弟子们赶上了这两个机会。

现在，孔门弟子在鲁、卫两国都掌着大权。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31这既是说历史，两国的先祖是堂兄弟，也在说现实，两国掌权贵族的大管家是孔门的师兄弟。

至于孔子，还是没具体职位。大贵族们都知道，他那套东西太不实用，而且尊君、堕三都之类，寡头们不喜欢。

刚到卫国的时候，子路问孔子：这次卫君真想用您了，您要掌了权，打算先干什么啊？

孔子说：当然要先“正名”！

子路说：您可太迂腐了，如今这世道，正谁啊？

孔子又生气了，骂子路没出息，讲了一通“名不正，言不顺”的大道理。32

正名，就是分清楚上下尊卑。当今卫君的父亲蒯聩公子，正在外面想夺权呢。从伦理立场出发，孔子希望这父子二人能达成谅解，名正言顺变成一家人，但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摆平，不是空喊道义就能解决的。

所以孔子还只能当顾问。



* * *



1　《论语·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2　《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3　《墨子·非儒下》：“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残。”

4　见《论语·公冶长》。

5　《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6　《史记·孔子世家》。

7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8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9　《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10　《论语·泰伯》。

11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12　《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13　《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14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5　《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16　《楚辞·七谏》：“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过之以自侍。”

17　《韩诗外传》卷一，“孔子南游适楚”条。

18　见《史记·孔子世家》。

19　《论语·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20　《论语·先进》：“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1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22　《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23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

24　《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25　《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26　《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27　《论语·宪问》：“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28　《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29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30　《论语·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31　《论语·子路》。

32　《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第十二章　年轻人的战争（63—68岁）


吴国染指中原——鲁国屈服了——贵族的民间艳情——年轻的感动与矫情——吴国霸主时代





夫差新霸


孔子这次在卫国住了五年。这五年里，卫国比较安定，没什么大事。事情多的是孔子的家乡鲁国。吴国势力像夏日的雨云汇聚，开始向中原世界笼罩过来。自一百年前的楚庄王霸业以来，这是南方蛮夷第二次染指中原。

吴国北上中原，走东线最近，要先后经过宋、鲁地界。夫差决定先压服宋、鲁，再迫使齐国称臣，掌控中原世界的东半部分，最后再和老牌霸主晋国一决高下。

鲁哀公七年，夫差带吴军北上和鲁哀公会见，目标是让鲁国臣服，建立君臣关系。会见地点约定在鲁国旁边的一个小国，鄫（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这小国长期是鲁国的附庸。

开始时，鲁国人还没预料到吴国的野心。按周礼，诸侯款待国宾的礼节，要准备整只全牛，一只整牛叫一“牢”。天子级别最高，他到各地巡视，诸侯要贡献十二只“牢”。诸侯招待诸侯，用牛的数量看对方的国家大小、政治地位高低，提供五头、七头或九头牛不等。

这么多牛肉，天子或国君肯定吃不完，主要是招待随行的军队、臣僚。天子或诸侯分别有多少军队，出门可以带多少，周礼都有说法。

夫差这次北上，有使者来打前站，提出：我们吴王要一百只“牢”接待——比周天子高了七倍多。这是典型的蛮夷加暴发户心态。

子服景伯负责接待吴国使者，他被这个要求吓住了，说敝国从没有过这种先例。

吴国使者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们王这次北上，先经过宋国，宋国人就是用百牢招待的！你们鲁国总不至于比宋国还差吧？而且我听说，当年晋国一个卿来你们鲁国，你们就用了十几只牢招待，现在招待我们吴王，用百牢不正合适吗？

鲁国人最讲周礼，这下为难了。子服景伯和子贡商量着答复：鲁国招待晋卿那次，是鲁昭公出逃，晋国的范献子带着军队来维持秩序，鲁国的三桓招待他，用了十一牢。因为按照周礼，十二是“天之大数”，一年也只有十二个月。当年范献子不讲道理，好大喜功，敝国才按天子减一等招待他。如果贵国人真不在乎周礼，一定要这百牛，我们也没什么意见。

使者把意见报告到吴王那里去了，很快答复回来：就要一百头牛，少一头也不行。

鲁国人看惹不起，只好宰了一百头牛招待。

除了鲁哀公，夫差这次会盟还召集了附近的鄫、邾两个小国的国君。在盟会上，鲁国被迫承诺，如果吴王以后要和哪国打仗，鲁国要派出八百辆兵车随同作战。邾国比较小，也承担了六百辆兵车的义务。

其实按邾国的国力，根本没能力提供这么多兵车，也许要缴纳一些财物代替，史书没有详细写，就搞不清了。春秋时还有个说法：国君亲自出战，就等于己方战车数量增加了一倍，也许邾国的国君要亲自效力，折算成三百辆兵车。

季康子胆小，怕吴国人，躲在家里没参加这次会盟。夫差不太满意，因为谁都知道鲁君是傀儡，掌权的是季氏。吴国太宰（丞相）伯嚭派人到曲阜，请季康子来参会。

季康子知道这是要找自己麻烦，更不敢去了，忙派人给会议现场的子贡送信，让他好好替自己遮掩解释一下。

子贡受命上门解释。伯嚭很有意见：我们大王、你们国君不辞辛苦到这里来，他季氏一个大夫，反倒端着架子不出门，这就是你们的周礼吗？

子贡说：我们这是怕你们大国啊，你们都不按周礼跟我们打交道，我们怎么敢坚持周礼？再说，我们国君来开会，总要留个大臣看家啊；你们吴国的祖先，是我们周文王的大伯泰伯、二伯仲雍，当初让贤跑到了南方，被当地原住民拥戴成了头领。泰伯还穿着周人的衣冠，过周人的日子，仲雍就按你们南方人的习惯，把头发截短，身上文了刺青，裸着身子过日子，这还是礼吗？因为现实需要啊。

吴国人就爱听泰伯、仲雍的故事，他们很忌讳中原人说自己是蛮族。把泰伯、仲雍说成吴王祖先，吴人就是文明人了，至少是曾经文明过的人。季康子缺席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次鲁君、吴王会见，鲁国人抱着应付的态度，以为对付过去了。吴国人却觉得鲁国彻底臣服于自己了，从此就是吴国的附庸。

子贡说的泰伯、仲雍逃到东南开创吴国的事，可能并不靠谱，按商朝后期的环境，他们很难跑到江南那么远。他们的后人很可能在周灭商以后被封在了“虞”国，在山西省最南边的平陆县，紧挨着黄河。到孔子出生前一百多年，晋献公搞扩张，“假虞灭虢”，顺便把虞国也灭了。吴和虞古音相近，所以再以后吴国兴起，就移花接木，把自己和已经不存在的虞国联了宗。

但子贡提到吴人剃短发、文身、裸体的习惯，应当是当时江南的风俗。当然，吴国上层和中原已经建立联系几十年了，肯定受一些中原影响，比如穿衣服。北方冷，他们裸着到北方也受不了。但吴国下层人文身、短发的习惯，到孔子这时候似乎还没太大改变。





有若像孔子


参加这次会盟的邾国（在山东邹县），是山东本地的原住民小国，曹姓，长期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看到吴王回南方了，就想攻打邾国，显示鲁国的独立地位。他没有参加吴王的会议，觉得那对自己没约束力。

季康子先举办了一个宴会，把国内在位的大夫们都请来，席间谈起了进攻邾国的打算。子服景伯坚决反对，说这会招致吴国的报复，孟懿子却支持季康子的意见。宴会不欢而散，伐邾的动议不可更改。

季、孟二人觉得吴国太遥远了，不可能真影响到鲁国，而且，以国君名义做出的承诺，在三桓眼里没有任何分量。故意践踏国君的形象，提醒外界谁是真正的主人，这几乎是三桓的本能。

邾国人没想到鲁国（三桓）会对自己开战。那时国境都不设防，鲁军一直开进了邾国都城的城门，听到邾君宫里还在敲钟作乐，应该是在宴会。邾君听说鲁国人来进攻，不许抵抗，他说：鲁国离我们太近了，吴国还在两千里外，指望吴国来抵抗鲁国是不可能的！

邾国就这么被鲁国占领，吞并了。鲁人俘虏了邾君，先押到土地神的庙宇里，向神明敬献了一下，又安置到了一个地方看押起来。鲁国人的这个土地庙叫“亳社”，里面祭祀的是东方的古老土地神，据说它是殷商之神，喜欢接受被杀的人做祭品。到春秋晚期，列国关系解体，商人当年的恐怖祭祀曾有零星的死灰复燃，邾君这次侥幸保了条命。

一位邾国的大夫逃到了吴国，向夫差求援，他控诉鲁国背信弃义，不尊重吴国的权威，夏天盟会时做出的承诺，到秋天就抛弃了。如果这次不教训鲁国，中原列国都不会把吴王放在眼里了！

夫差当即带吴军北上伐鲁。他这次准备搞个出其不意的偷袭，找了个向导——公山不狃，当初他据守费城对抗季桓子和孔子，失败之后没去找阳虎，而是逃到了吴国。在他的带领下，吴军穿过山地，开进了鲁国腹地，一路攻占城镇，进军到鲁都近郊（据说公山不狃还是“爱国”的，特意带吴军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鲁国人稍微抵抗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吴军的对手。

有位鲁国大夫微虎，想趁夜偷袭吴军的营地，他带了自己家的仆从、农奴七百人，让这些人集合起来原地跳高，看谁跳的时间长，体能好，这样选出来三百人。这里面有个年轻人叫有若，字子有，他后来也成了孔门弟子，而且，有若模样长得很像孔子。

鲁国上层这时已经不想抵抗了，要服软和谈。所以有若这次当敢死队员的愿望没实现，不然他很可能就死于战场了，再没机会当孔门弟子，也根本不会被历史记录下来。

接下来吴、鲁谈判，鲁国正式承认夫差的霸主地位，双方举行祭祀，向天神盟誓，鲁国还释放了邾国国君，恢复了邾国的疆土。

关于有若长得像孔子的问题，孔门弟子其实都有那么点猜测，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比孔鲤小二十三岁，后来孔子去世了，众弟子就让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接受众人拜见，这也和周礼晚辈给隔代的先辈当“尸”，接受祭祀的习俗吻合。

那么有若是否可能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呢？

有若早年是微虎家族的农奴，身份不高。别的信息就没有了，不好妄断。但春秋时候的贵族出门，和农妇有一夜情缘的事情不少。这倒不是后世小说里公子衙内强奸民女的叙事模板，因为春秋时候礼教不严格，农家女子为图点好处，往往喜欢跟贵族老爷有点故事。孔子说过：男女关系要用“礼”来节制，必须门当户对、三媒六证才能成婚，但还是很容易出现民女主动献身给贵族老爷的事，防不胜防，这叫“自献其身”1。

《左传》里这类记载不少。前面说过孔子雇主孟懿子的身世。其实再早一点，比孔子早两代人，鲁国三桓里还有位叔孙豹，年轻时出门在农家投宿，和这家的女主人有过一夜情。几年后，他继承了族长和卿的身份，那位民女带着个孩子找来了。这孩子自然是那次一夜情的产物，就被留在了叔孙豹家，但他没有取得贵族身份，因为母亲出身太低微，叔孙豹的正房夫人也不认可，他名字叫“竖牛”，竖就是奴仆、贱人的意思。

春秋还有更蛮荒色彩的风俗遗存。

每年腊月，天子和诸侯都要祭祀各种奇奇怪怪的鬼神，这叫“腊八”，比如祭祀虎和猫，因为猫捕鼠，虎吃野猪，都能保护农作物，这接近原始萨满教的“万物有灵”理念。这些祭祀期间，负责管理山林的官员“大罗氏”要向天子、诸侯进献礼物，一是捕获的野鹿，一是乡野民间的女子。2这种女子不是纳入后宫的，应该是“野合”完就送回家了。这也是原始时代男女关系松散的遗存，后世的国君、天子都忙了，未必有时间亲自跑到山林里猎艳野合，就把它纳入了正规的礼俗内容。可以想象，天子、诸侯下面的各级贵族中，肯定也有热衷此道的人士。

孔子特别在意男女关系，他专门说过：诸侯不应该纡尊降贵，跑到民间猎艳“渔色”。3说这话的大背景，恰恰是他那时代还有这风气。

贵族这些猎艳野合产生的后代，一般都是在母亲家长大，不会被父系接纳。像孔子或者孟懿子那样，被父系这边正式承认，继承贵族身份的，是极少数特例，都是因为实在没有男性继承人了。





齐鲁反目


回到吴、鲁的战后局面。吴军刚撤退，齐国和鲁国的关系又闹僵了。这时在位的是齐悼公（阳生），是齐景公的儿子。他和鲁国的渊源太复杂，需要专门说说。

老齐景公临死前，指定了一个年幼、母亲地位又低贱的公子荼继位，结果他死后不久，大贵族们就内斗起来了。陈乞（陈僖子）害死了小国君，驱逐了好几个辅政的大贵族，需要考虑继位的人选。

公子阳生已过中年，他本来带着儿子在鲁国避难，被陈乞请回去当了国君，就这么成了齐悼公。那是孔子在楚国拜见楚昭王时候的事。

齐悼公在鲁国避难的时候，新娶了季康子的一个妹妹，季姬（意为季氏家的女儿，姬是姓），悼公回国继位的时候没顾得上带走，这时要派人接过来。但季姬在老家有个真爱的相好，不愿去齐国当君夫人，扬言：非要把我送到齐国去的话，就把这些事儿都抖出来，大家都别过日子！

鲁国人不敢送走季姬了。鲁国人本来保守，女人的礼教也严，春秋几百年里，这么敢爱敢恨没心眼的鲁国女人，真没第二个。

齐悼公生气之下，想教训鲁国，就派兵打了鲁国一次。这时的齐国国力已经不强，他就想拉吴国做盟友，一起攻打鲁国，专门派了使者去吴国请兵。

不久后，鲁国人做通了季姬的工作，把她送到了齐国。齐悼公很高兴，季姬过上了齐国的奢华日子，也回心转意，跟合法夫君琴瑟和谐。齐悼公又派人到吴国，说我们又跟鲁国和好了，上次说的联合攻鲁的事情就算了……

在吴王夫差看来，鲁国已经臣服了吴国，“打狗还要看主人”，齐使第一次来谈打鲁国，夫差心里不高兴，但没明确表态；几个月后齐国人反悔，夫差更怒了，他觉得这是拿自己太不当回事，而且他要借机教训齐国，让它也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

夫差一面整顿军队，一面派使者到鲁国，要鲁国准备好兵力，等吴军到了一起攻齐。因为季姬的关系，这时鲁国已经和齐国和好了，但盟主吴王发话，鲁国人不敢违抗，只好备战。

吴越之人，就是后来的江苏、上海、浙江人，很文明，文化程度也高，明清两朝一直是出状元最多的地区，但春秋时代还不行，晚到秦朝和西汉，这里人都有“剽悍轻躁”的名声，就是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打起来不要命，春秋列国都有点惧怕。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68岁。这年年初的寒冬里，吴军开到了鲁国。邾、剡两个小国也参加了联军。

大战在即，齐国内部先乱了，贵族们杀了齐悼公，遣使向夫差求和。

这时的夫差已经到过几次中原，也接受了一点中原的观念，比如不能“伐丧”，就是敌国国君去世，办丧事期间，不能攻打。他正在成为中原的霸主，也想按中原的道义办事，就接受了齐人的求和，还在军中给齐悼公举行了三天祭奠仪式，然后班师回去了。

齐悼公被大臣们杀掉这件事，《左传》记载太简略，具体过程都没有。《史记》倒是提到，这次杀齐悼公的是贵族鲍氏。齐国大臣们又从悼公的儿子里选了一位公子壬，立为国君，就是齐简公。

夫差这次北上伐齐，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中原诸侯习惯驾马车，但吴国在江南，马少，那里是水乡，人们更习惯驾船；如果能修一条运河，从江南连接中原，以后吴军北上就方便了。于是他下令开凿运河，从吴都（苏州）贯通到长江，再从长江沟通到淮河。淮河有一条北方支流泗水，从鲁国发源，所以从长江到淮河，到泗水，吴军乘着船就可以一直到中原了。如果把泗水上游改造一下，就能和济水、黄河联通起来，这就是后世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大家都以为它是隋炀帝开凿的，其实在隋炀帝之前一千多年，很多河段就都陆续开通了。





春秋版《战争与和平》


齐简公上位的第二年，为报复吴、鲁联军攻齐，出兵攻打鲁国。

齐军正在开进的消息传来，鲁国人自然是向吴国求援，但远水不解近渴。季康子没了主见，向冉有问对策。冉有说：您三桓留下一个人看家，另外两个随国君出境抵抗啊！

季康子不敢。

冉有说：那就在咱们国内部署抵抗。

季康子上朝，拿这意见跟孟懿子、叔孙武叔两位商量，那两人还是不敢。季康子回来又跟冉有商量。

冉有说：他们两位不愿打仗，因为鲁国您季孙家才是真正做主的，齐国人要算账，也是冲着您个人来的，他们两位才不担责任呢。这次您要是退让不战，就是终身的耻辱，以后在诸侯里面都抬不起头了。他们两家不出面，您就一个人带着军队出城，死保曲阜。不敢跟您出战的，以后做人也没面子。鲁国先君留下来的公族家支这么多，都比齐国战车的数量还多了，一个家族对付一辆齐国兵车，应该绰绰有余吧，您还担心什么？

季康子总算下决心迎战了。但他还要走个程序，跟国君汇报一声，就让冉有陪自己一起去。两人头天约好，上朝前在某处大街碰头。

结果冉有先到了碰头的地点，季康子还没到。叔孙武叔和孟懿子的车却结伴过来了，他们也是去上朝。叔孙武叔老远看见了冉有，朝他喊：听说你们准备打仗了啊？

冉有说：这是你们君子的大事，我这种小人怎么知道！

孟懿子停了车，非要问个究竟。冉有说：您二位问的是军国大事，我这种小人物，别管是智力还是体力，都没参与的资格啊。

孟、叔二人都知道冉有这是暗含褒贬，在讽刺自己居高位没担当。孟懿子年纪大，老油条了，没作声，叔孙武叔年轻气盛，大喊：你这是说我不像个男人！（是谓我不成丈夫也！）4

于是他下决心参战了，让车夫打马回家，朝也不上了，立刻征集自家的武装力量。

看到季、叔两家都准备打仗，孟懿子不敢太立异，也召集自家的兵车人手，准备参战。

鲁国征集的兵力编成了两个军：季氏家族的武装构成左军，冉有是主帅，有七百辆兵车，当时一辆兵车搭配十名步兵。

冉有还有一支三百人的独立步兵，都是武城人，用长矛做武器。武城是季氏的势力范围，孔门弟子高柴以前当过武城宰，现在当武城宰的是另一个弟子，言偃（字子游），所以孔门师徒对武城的影响很大，这里人对冉有也很忠心。本来跟打仗无关的青年农民，这时也有点动心了。因为冉有、言偃这些人都是平民出身，但能改变命运出人头地，这是榜样的力量。

孟孙、叔孙两家的武装联合构成了右军，由孟懿子的儿子孟彘担任主帅，他这时还没到20岁的成人年龄，被称为“孟孺子”。孟家虽然同意参战，但心里还在迟疑观望，集结时间比季氏的左军晚了五天。左右两军都是接近一万人的规模，当时制度就是“万人为军”。

鲁国人尚左，就是以左边为尊贵。所以冉有既是左军的统帅，也是两个军的总指挥。鲁君和三桓族长都没有出战。

左右两军的主帅都乘坐战车，为主帅驾车的驭手、担任卫士的车右，也要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冉有的车右就是他的同学樊迟（字子须）。樊迟这时36岁，口才好，经常有些出格的想法。

樊迟长得瘦弱，季康子看见了，说：“子须当车右也太弱了点吧？”因为车右从来都是选身强力壮的人。冉有说：“他打仗肯拼命呢。”关键时刻，他更信任老同学。

给右军统帅孟孺子驾车的叫颜羽，他很可能是孔子母亲家的封主，陬邑属于孟孙家的势力范围，所以颜氏的人要作为孟氏的武装参战。

都城里的老弱也调集起来，集结在国君的宫殿外面，预备着城外一旦战败，敌人冲进来时保卫国君，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鲁哀公的一位堂兄，公叔务人（鲁昭公的儿子），也带着一个少年娈童去参战——那时同性恋的风气已经介绍过了。马车驶过国君宫外，他看到那些担负起战士职能的老弱百姓，感动得流泪了，说：本来就捐税多，劳役繁重，老百姓还要为国家做这些，要是治国的卿大夫没才智，士人不肯为国而死，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呢？我话已经说出来了，就不会辱没自己！

《左传》里的这段记载，颇有点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国贵族青年们告别了莫斯科或彼得堡的文艺沙龙，投身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它虽然和齐鲁之战好像时间、空间距离太远，但都是贵族社会晚期，上流社会小圈子的年轻人走向战场的心路。甚至欧洲近代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一些萌芽，在孔子的时代也零星出现了。拿破仑战争那样席卷全欧洲、洗荡旧阶级的大战争，中国历史类似的是秦的统一战争和灭亡秦国的大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它们虽然远比欧洲的大革命时代粗朴瓠陋，但这两千年的时差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齐军这时已经开到了曲阜郊外不远处。鲁国军队集结完毕，开始迎上去，两军之间隔着一条水沟。齐国人不想主动冲锋，准备守在水沟后面，和鲁国人打一场静止的阵地战。其实他们觉得鲁国人应该不敢来主动迎战，可能虚张声势一下就撤退了，到时齐军在曲阜郊外做一点象征性的破坏，也就可以回国交差了。

鲁军到沟前，都停了下来，没人敢带头冲过去。冉有一时没了主意。樊迟说：“这沟不是过不去，是人们都怀疑你没有权威。你派人重申三次纪律，再宣布进军，还有畏战不进的，军法处置。”

冉有照着做了，鲁军果然动了起来，很快涉过了水沟。冉有看到齐军采取守势，鲁国的战车不容易冲过防线，就下车带着三百名长矛步兵跑在最前面，他们跳过齐军设置的路障，直接冲到了敌军队列里。这样，鲁国左军和齐军右翼混战在一起。

孟孺子率领的鲁国右军也在靠近齐军，孟孙家族本来就不想打仗，装装样子而已，看到离敌军越来越近，想撤退又不好意思下令，他的车右知情，大喊：“把马赶起来！”驭手颜羽会意，打马掉头朝后方逃去，孟孙家的人都跟着他逃跑了。叔孙家的人随大流，看孟孙家撤了，也跟着向后逃跑。

左翼齐军看对面的鲁军居然不战溃逃，开始启动战车追击。无奈孟、叔两家人早心有准备，别管驾车的、徒步的，早跑没了。齐国人也是应付事，追出一段，只见到了一个扛着戈缓步“撤退”的鲁国人。

这是个叫林不狃的年轻士人，可能也跟孔子上过课，结果学得比较要面子，他的战友们逃跑的时候，都招呼他快跑，但他说：那不是显得我跟你们一样了？

战友说：那你就留在这抵抗吧。林不狃说：那不是显得我比你们强太多了？

结果他就是慢慢往回走，被追上来的齐军砍死了。这是左翼齐军唯一的战果。

孟氏有个叫孟之反的人也比较要面子，他故意驾车跑在最后面，逃进城以后他还谦虚：不是我不急着逃命，马跑不快啊。

冉有左军和齐军混战了一番，双方逐渐都向后撤，又拉开了距离。鲁军班师回城，清点一下战果，斩获敌军首级八十个，自己的损失大概也差不多。

四五万人的一场大战，战死百余人，双方都觉得惊心动魄，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著之竹帛的言行。这就是春秋晚期中原国家的一场典型战争。寡头政治已经彻底走上了末路。

齐国人也觉得损失大得难以承受，从下午到入夜，营地都在喧闹混乱。半夜里，鲁国人悄悄派出了几个侦察人员，他们回来报告：齐国人趁黑夜撤退了。

冉有要追击齐军，季康子不答应，冉有请示了好几遍都被否决。季康子不想太得罪人，他这季氏家族还要一代代传下去呢。

然后就是为战死者操办丧事。孔门弟子干这个是老本行。多愁善感的公叔务人，和他的小男宠一起死在了战车里。这个男宠还没成年，按常理，不能举行成人规格的葬礼，孔门弟子派人到卫国，向孔子请教。

孔子说：只要能执干戈（盾牌和戈）保卫社稷的，就应该得到成年人的葬礼。于是鲁国人按成人标准埋葬了他。5

齐鲁这场郊之战，在春秋不算什么有影响的大战，但对孔子师徒很有意义，因为弟子们都崭露头角了。鲁国三桓专权的局面已经彻底没有活力，需要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物来挑大梁。冉有带着步兵用矛冲锋，也不是春秋贵族战争的经典打法，而是战国战争的先声。

郊之战之后，季康子看到冉有这些人表现不错，就问冉有：你这打仗的本领，是自己天生就会，还是跟人学的啊？

冉有说：这是跟我老师孔子学的。

季康子没怎么跟孔子打过交道，因为孔子离开鲁国是十四年前，那时他还小，就让冉有说说，孔子这人怎么样。

冉有说：我老师现在是国际有名的人物，您要用他，老百姓都服您，也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我老师讲道德，要是想拉他干坏事，就是给他一千个村子做封邑，他也不干。

季康子表示可以考虑请孔子回国。但还没来得及着手，另一场大战就降临了。





吴国人的战斗力


齐鲁战争还没结束，因为三个月之后，夫差带着吴国大军赶到了。他要彻底打垮齐国。吴国人这次有上、中、下、右四个军。鲁哀公作为附庸国的国君，要与夫差同行，三桓族长和子贡也随同出征。

鲁国的军队基本没有参与战争，夫差根本看不上他们那点战斗力，他也没和鲁国君臣举行见面宴会，这套周礼对夫差太繁缛无聊了。

吴军在曲阜准备完毕，溯汶水而上，穿越鲁中山区，向齐国腹地方向进发，沿途攻占了两个齐国小城镇，于周历五月底——初夏时节到达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

齐国人在这里集结了几乎全国兵力：上、中、下三个军。双方安置好宿营地，选择了开阔地势作为战场，战车和步兵开始列阵。一场东方世界的霸主之战即将爆发。

齐国人是中原习惯，上军在左翼，下军在右翼，中军居中。

吴国人却是蛮夷的习惯，以右边为上，所以从左到右依次是：下军、中军、上军、右军。吴王夫差亲自指挥中军。

双方的兵力应当都是战车两千多辆，步兵三四万人。吴国人兵力略多，所以吴国战阵比齐国宽出来一些，从右向左看，吴国右军对着齐国上军；吴上军对着齐中军；吴中军对着齐下军，吴下军前方却是空白。

两军部署队列的时间里，夫差巡视中军，和鲁国君臣聊了几句。叔孙武叔引起了他的注意，特意叫过来问：你的职务是什么？

叔孙说：敝人是从司马（副司马）。

叔孙武叔本来是鲁国的大司马，主管全国军事。但在宗主国的君王面前，就不能用鲁国的官衔了，要降半级。

夫差下令赐给他一套盔甲、铜剑、长铍（铍似长矛，但矛尖造型是一把短剑）。叔孙武叔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辈子没朝觐过周王，不会应付这种场面。子贡在旁边站着，忙走上去替他回答：“州仇我穿上这甲胄，从此追随上君！”还替他向吴王答拜。

子贡这个回答，属于贵族答谢上级礼物的规范用语，他用“君”来代替“王”，是不想落下背弃周王的口实。当然这只是在特殊场合，平常见了吴王肯定还要称呼“王”。

齐国人那边，全军上下都笼罩在不安躁动之中。如今齐君没有权威，几家大贵族争夺利益，很难形成统一意志。但作为老牌诸侯，贵族们又不愿显得畏战丢了面子，所以参战的贵族子弟们都做出了各种矫情、激烈的宣誓表演，比上次鲁国人的言行还要夸张。很多人声称，这次战争自己决心一死，还和朋友互赠礼物，相约一起战死。

一位公孙夏让自己的部属唱起了送殡的丧歌；陈氏家族的一个大夫让部属都准备好含玉（死了埋葬时含在嘴里的，据说可防尸体腐烂）；一位公孙挥让部属每人准备八尺绳子，他说，吴国人头发短，砍了头都不好提，只能用绳子串起来！

齐国的三军，老牌贵族国氏构成中军，统帅为国书，这次齐君没来参战，他就是最高指挥。老贵族高氏组成上（左）军，统帅是高氏族长。其余贵族家族的武装组成了右军，统帅是个名气不大的宗楼。陈氏、鲍氏等相对新兴的贵族武装都在右军里面。

战斗开始后，吴国的右军迅速击溃了对面的齐上军。国书指挥的齐中军却一心决战，迅速击溃了吴上军。吴中军的夫差看到自己右边的势头不好，已经被敌军突破，便顾不上进攻对面的齐下军，转而进攻国书。齐中军冒险突入太多，陷入了吴人两军的包夹之中，损失惨重，国书战死，尸体也被吴人抢了下来。

齐右翼的下军也没太强的作战意志，陈氏、鲍氏这些人狡猾，早知道对抗吴国是费力不讨好，迫于面子来参战了，看到自己的中军已被合围，上军已经溃逃，也开始不战而逃。

战斗结束，吴军清点战果，俘获齐兵车八百辆，斩首三千，除了国书，还斩获多名齐国大夫，比如那位唱丧歌的公孙夏。吴国人把这些人头和战利品集中起来，举行了一个赠送给鲁哀公的仪式。因为吴军此次北上，就是要替受欺负的鲁国复仇，找回公道。

鲁哀公派人把国书的人头送回齐国。人头被装在一个新竹箱里，黑色布料做里子，四周用长丝带填充固定。最上面是一封帛书，写着：“如果上天没见识、没心怀，怎么能让尘世的属国敬畏呢？”这是庆幸自己这方战胜，觉得受到了上天保佑。

这次吴齐艾陵大战，让鲁国人真正见识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战争。相比之下，孔门弟子们抗击齐国的郊之战更像一场团体游戏。

吴国的霸主地位不容质疑，鲁国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安心在南蛮的保护伞下过日子。至此，孔子为相时代的外交格局已经彻底翻转了，唯一保留的，是鲁国和卫国的亲密关系。



* * *



1　见《礼记·坊记》。

2　《礼记·郊特牲》：“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罗氏致鹿与女。”

3　《礼记·坊记》：“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

4　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5　见《礼记·檀弓下》。





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岁）


回家抱孙子——对季氏还是敬畏——吴国霸业谢幕——“六经”有利有弊——和左丘明的恩怨被掩盖了





老人归来


艾陵之战后，季康子要正视孔子问题了。现在孔子已经68岁，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当初季桓子把孔子撵走，对季氏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如今孔门弟子在鲁国、在季氏家族供职的人多，正好实现和解，把那一页翻过去。不然等孔子死在国外，这疙瘩就不好解开了。

冉有说：您要想叫我老师回来当然好，但您得想到，当年他在鲁国待不下去，是有些小人陷害他，你要把这些人处置了，老师才肯回来。

这说的是孔子当官的时候，有些人跟他作对，把公冶长和南容抓了，季康子得给这事平冤昭雪，把制造冤案的几个人赶出鲁国。他们叫公华、公宾、公林，可见是公族成员。

季康子照办了，然后备了厚礼，派人去卫国请孔子。

孔子这时在卫国也有麻烦。这次是主政的孔文子和自己的女婿闹僵了。因为这女婿有个前妻，是美男宋公子朝的女儿，两人虽然离了婚，但一直藕断丝连。孔文子恨他太花心，但这女婿也是有根基的贵族。孔文子想动兵把他赶走，就拉孔子来商量，希望孔子发个声明，谴责自己的女婿，支持自己，在舆论上给自己造势。

孔子不愿掺和别人家里的内斗，也不想别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干什么事，他说：有两样东西不能借人用：名分和礼器（礼器是区别身份等级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1。在卫国不开心，正好落叶归根，回鲁国去。

而且，他的孙子孔伋刚刚出生——孔鲤的妾生的。现在孔子回家，正好祖孙三代团聚。

他这次回到鲁国，就再没有离开，直到73岁去世。





军队国家化


孔子最后生活在鲁国的这几年，季康子对他完全是国老、国师的待遇，但没给他安排实职，不用管具体事。

孔子回国的时候，齐鲁战争才结束几个月，鲁国还在担心齐国的报复。季康子想扩充鲁国的兵力，而且齐鲁战争也暴露出来了问题：各家贵族都打小算盘，不愿给国家出力打仗，都想拥兵自重保存实力，所以要建立国家军队。这个动议，很可能是冉有向季康子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按贵族们封邑的地产数量收钱，用来支付国家军队开支。

这种专用于军事的税收叫“赋”，它字形一边是“贝”，海贝在上古到西周都是钱币；另一边是“武”，表示钱的用途。

这种办法也不是鲁国人发明的，晋国人以前曾尝试过，但落实起来不容易。因为在贵族寡头共和的体制下，军队都是几大寡头私家的，现在主政的最大寡头提倡“军队国有化”，各家贵族不再养私兵，别家难免会怀疑这位的动机：我们把钱交上去了，我们的私兵变成所谓“国家军队”了，但还是你这位执政官掌握的啊，会不会变成你一家独大？

季康子想到了孔子，让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希望他能支持新政。

孔子听了冉有汇报，说：“这事我不懂。”冉有再问，孔子就不说话了。

冉有着急：您现在是鲁国的国老，国家大政等着您拿意见呢，您一定要表个态！

可孔子还是没说话——他不想当着别的学生发表不同意见。等就剩他和冉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直说不赞同，因为他只认周公创立的那套制度。要强化国家政权，把贵族阶层的权威和利益都剥夺了，他没法接受。

季康子也顾不上孔子的意见，还是开始推行新政策了。这种所谓专家论证就是走个过场。当然，季康子这新政最后没能成功，因为孟孙、叔孙两家不肯配合，三桓下面那些小贵族也不愿丢掉自己的利益。

如果这轮新政推行成功，鲁国就算开创战国变法的先声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国家政权该朝哪一步走，大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无能如季康子也看得出来。但如果寡头共和的均势太强大，几家互相掣肘，集权这一步就始终迈不开。

孔子虽然没担任实职，但他有大夫身份，住在曲阜，上朝的时候也可以去列席一下，所以经常能见到季康子。《论语》里记载季康子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他向孔子咨询问题。孔子讲的，一半是大道理，一半是推荐自己的弟子。

孔子和季康子谈先朝旧事，说起过卫灵公。孔子对卫灵公印象不好：好色、近小人、怕老婆。

季康子问：要是这样，卫国怎么没亡国？

孔子解释：卫灵公手下有几个能人，有人擅长外交，有人擅长打仗，有人专管祭祀，这样，国家就不至于垮台了。2

这对季康子有吸引力。谁都想自己过得放纵还能江山永保。他问孔子，您这几个弟子，子路，子贡，冉有，他们从政的本事怎么样？

孔子说：子路果敢，子贡世故，冉有懂实务，让他们办事，肯定没问题！3





绕不开的三桓


孔子回鲁国半年后，鲁昭公的遗孀，就是从吴国娶来的那位同姓的夫人，去世了。鲁昭公这时已经死了二十三年，他当年和季氏作对，季氏比较忌讳，现在也不肯给这位夫人操办一个合规格的葬礼。但孔子当年追随过昭公，现在尽最后一次君臣之义，还是穿上孝服去吊唁了。

吊祭完昭公夫人，孔子回家，顺路要去季康子家一趟。车到季家门口，孔子忽然想起来，把孝服脱下来，才进季氏家门。

他想起了五十二年前，自己穿着孝服去季氏家赴宴，和阳虎的那次遭遇。那时季氏家长还是季武子。4

季氏家的大门，对他曾那么威严、神秘、不可逾越。现在，年近七旬的孔子也不敢掉以轻心。

孔子回国两年后，孟懿子去世了，孟孺子继位（孟武伯）。孟懿子前半生对孔子提携不少，但他很介意孔子搞的“堕三都”之类的政策，后来对孔子就比较疏远。

在季康子时代，孔门弟子们都给季氏工作，孟孙家族有所顾忌，担心季氏独大。孟武伯当家长后，也向孔子打听几个弟子的本领，问他们够不够“仁”的标准。

孔子说，仁的标准太高，不好说。但子路能给千辆兵车的大国管军事，冉有能给百辆兵车的大贵族家当宰，公西赤能搞外交，在朝廷上接待外宾，这些人都是搞行政的人才。5

但孔门弟子很少有给孟孙、叔孙家族工作的。孔门弟子这个时期纷纷当官，除了冉有、子贡、子路、高柴、言偃，还有卜商当莒父宰，宰予、樊迟等人也都有职位。

更厉害的是闵子骞，季康子想让他当费城宰，他就是不答应。因为在他看来，费城宰是季氏的职员，不是国君的大臣，身份太低（孔子年轻时候就没这底气）。而且，即使国君来任命他，无能无道的国君他也不接受，宁可在汶河边当个隐士。6

孔子的这些弟子当官，和孔子当大司寇的时候一样，是只拿年薪，没有封邑，职位不能世袭，雇主三桓家族不满意，随时可以辞掉他们。这和原来贵族世袭官职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是官僚政治的雏形。闵子骞不能接受，他留恋的还是老贵族制度，有名正言顺、世代传承的爵位和封邑。

给季氏当武城宰的言偃出身平民，在武城也热衷搞平民教育。孔子有次到武城，听见老百姓家里也在弹琴唱歌，觉得有点好笑，说“杀鸡怎么值得用牛刀？”

言偃说：我以前听您讲道理，说君子、小人，都应该学点“道”，君子学了道就会行仁政，小人学了道，就容易使唤。

孔子也赞同言偃，他对其他学生说：言偃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是开玩笑，你们不要当真！7

孔子和他出身低的这些学生，对底层百姓还是有感情的，这和贵族出身的人不一样。之前齐鲁战争，言偃治下的武城农民充当长矛步兵，帮着冉有打了胜仗，这已经不是贵族的战争游戏方式了，但孔子师徒还没有修改游戏规则的能力。

孔子的多数学生，当了官就要按掌权者的意志行事，难再实践老师当初教的“道”了。冉有给季康子当大管家，最有势力，但孔子对他的不满也最多。

季氏家已经是鲁国最富的了，冉有还整天想办法帮他搜刮百姓，增加收入。这类消息经常传到孔子耳朵里，孔子发怒说：冉有不配当我的学生！学生们谁见了他，就替我骂他！8

冉有被搞得很紧张，再和季康子谋划什么事，尽量瞒着不让孔子知道。

在孔门弟子里，冉有的身份比较模糊，我们不知道他出身于什么家庭。从他的作为和受到的待遇看，应该不是贵族出身。他是孔门弟子里面最善于钻营的，有勇有谋，但最终也没能挤进世袭贵族的那个圈子里。

这时的季康子完全不把鲁哀公放在眼里，季氏家里的很多礼节都和国君一样，甚至要和天子一样。比如祭祖宗的仪式，要用集体舞（或者叫团体操）表现祖宗打仗的功业，这种集体舞是方队，天子能用八八六十四个演员，叫“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个，六佾；大夫用十六个。但季氏祭祖就用六十四人，天子级别。孔子说：这种不守规矩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9

季康子要到泰山献祭，按照周礼，泰山是天子才能祭祀的，这是僭越。孔子找冉有质问：这事儿你就拦不住？冉有说：我管不了。孔子气得没办法，说泰山神有灵，不会保佑你们。10

季康子想吞并鲁国紧邻的一个小国，颛臾，孔子也不满，对冉有和子路两人讲了半天道理（子路在卫国干事，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来鲁国了），想让他们劝季康子住手。这俩人不听，装糊涂，孔子也没办法。11

不仅季氏，其他两家也都僭越。本来只有天子祭祖收场时可以演奏《雍》这支曲子，它是王室专用，歌词都是颂扬天子的祭祀场面如何庄严，诸侯公卿都来尽职。但是到孔子晚年，三桓家族祭祖都演奏《雍》了。孔子说：你看那歌词里唱的，三桓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大场面！12

看到三桓家族这么垄断权力，为所欲为，孔子有个预感：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太久。鲁国国君管不了大臣的局面，已经五代人了（从较早的鲁宣公开始算的，那是在孔子出生前四五十年），三桓专权已经四代人（从季武子时三桓瓜分鲁国算的），三桓后人被逐出政治舞台的日子恐怕不远了。13

可他的弟子们都是给三桓打工的，这让孔子很为难。





夫差的巅峰


孔子返鲁后，鲁国仍然生活在吴国霸权之下。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已经完成，正准备开启对吴国的复仇战争，但吴国和中原列国还没有察觉到。

孔子回鲁国的第二年（鲁哀公十二年），吴王夫差准备再次北上，召集会盟，他这次的目标是让卫国臣服，先派了一名使者到卫国传达此意。卫国的贵族们分歧很大，有人坚决不愿服从吴国，还暗杀了吴使。

不久，夫差带着吴军北上了。到这时，吴国人沟通江、淮的运河体系可能刚完工，因为他们是趁着夏天雨季北上的，这是为了在北方行船方便。鲁哀公得到通报，先赶到淮河边迎接夫差，这次出行比较远，子服景伯和子贡作为外交官员随行。

吴国太宰伯嚭转达吴王的旨意：准备和鲁国再进行一次盟会宣誓，重申鲁国对吴王的附庸关系。鲁国人自然不愿意重复这种屈辱的仪式，哀公让子贡把这件事推掉。

子贡向伯嚭说明：向神宣誓一次就够了，如果再有第二次，说明第一次的已经失效了，第二次的效力也未必能持久。而且按照周礼，不应该向上天重复汇报同一件事。听了这个解释，吴人放下了再次盟誓的念头。

接下来，夫差带着鲁哀公北上，进入卫国境内，并再次邀请卫出公来参加会见。年轻的卫出公只好硬着头皮来了，他知道抗命的后果很严重。宋国迫于压力，也派了一位大臣皇瑗来参会。

卫出公、鲁哀公和皇瑗先私下举行了一个盟誓，没敢让夫差知道，主题大概是目前要维持好和吴王的关系，但是卫、鲁、宋三国应该保持中原传统的团结，把蛮夷当道的这段日子熬过去，期待以后出现转机。

吴人不会宽恕使者被杀的事件。卫国人在会盟场地安置好帐篷之后，吴国军队就在卫出公的帐篷外打下了一圈篱笆，把他监禁起来了，也不按国君的标准招待他。显然，下面等待卫出公的是一场审判。

卫国人不是没经历过这种国际审判。当年晋文公称霸前，卫国国君擅自灭了同姓的邢国，又结好楚国，晋文公战胜楚国之后召集诸侯开会，对卫君进行审判，证词都对卫君不利。晋文公让一个巫医毒死卫君，结果巫医受了贿赂，把毒药调得比较稀，卫君上吐下泻折腾了半天，没有死。后来晋文公的火气小了点，觉得再杀掉一个同姓国君也不太好，才把卫君放回去了。

这次，子服景伯和子贡商量：卫君被吴王惩戒，对我们鲁国和孔门子弟都不是好事，因为子路等师兄弟在卫国很受重用，最好能帮卫君说说情。子贡于是以私人身份去拜见伯嚭，按照士大夫初次相见的礼节，还带了一捆丝绸作为礼物（之前他们的见面是公务，不是私人结交）。两人先聊了一些公务以外的话题，慢慢说到了卫国的事情上。

伯嚭说：“我们君王一直想拜见卫君，可卫君这次来得太晚，我们君王怕有什么不测，就先把他保护起来了。”这是春秋外交语言，尽量自谦，对严重的事态轻描淡写。

伯嚭家本来是晋国卿族，他祖父在寡头内斗中失败，逃到了楚国安家，到伯嚭这一代，又因为楚国内部的争斗，逃到了吴国，很受重用，所以他懂中原这套外交辞令。

子贡说：“卫君这次来参会前，跟国内大臣们会商，大臣们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所以来得晚了点。那些赞同国君来的，都是亲吴的，反对的，都是反吴的。现在您抓了卫君，是让亲吴的一方丢脸，给反吴的一方打气啊。这样对待诸侯，恐怕就不好树立霸主形象了！”

伯嚭对子贡的解释很满意，下令释放了卫出公。然后吴、卫举行盟誓，确立了宗主和附庸关系。14

卫出公这时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以前没见过南方蛮夷。这次见到服饰、习俗都很不一样的吴国人，让他很开心，甚至学了些吴国语言（吴国宫廷上层人可能会说一些中原语言，但也没丢掉吴语，下层人则都是说吴语），回到卫国之后，还经常把一些吴国词挂在嘴上。大臣们开始紧张，觉得这位国君会有更出格的举动。

次年，夫差再次北上中原，在黄池举行盟会，这次他向周王室和晋国发出了邀请。黄池在郑、卫、宋三国之间，今河南省封丘县，是标准的中原腹地，夫差希望通过这次盟会正式确立吴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近百年来，晋国一直和楚国分享霸主地位，现在楚国衰弱，晋国内战初平，无暇外顾，也不希望和吴国翻脸。执政赵简子特意陪晋定公来参会，随行的晋军也很多。

夫差倒没奢望让晋国承认自己的“王权”，他只是想取代楚国的地位，和晋国分享霸权。因为这次夫差不是要强调自己的王权，周王室觉得面子上能接受，也派了一位大臣单平公参会。单是这位大臣的封邑，平是谥号，王室的大臣虽然封地不大，但级别高，和诸侯国君一样也称为“公”。

会见的关键环节还是盟誓仪式。夫差为了显得自己声势壮大，想让鲁哀公以附庸的身份随同参会。鲁国其实已经承认了这种关系，但是在老霸主晋国和周王代表面前以这种身份出场，就太丢面子了。子服景伯和子贡商量了一番，对吴国人说：“这次大会，你们吴王是以霸主的身份出席，霸主还是诸侯，而不是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鲁国还是你们附庸的话，我们的身份就被压得太低了，甚至比小小的邾国还低。以前我们盟誓：吴王一旦有事，鲁国要提供八百辆兵车参战，但我们身份被压低以后，就不能提供八百辆了，只能是邾国的一半——三百辆，这才合乎我们的新身份。您觉得这样对吴国有好处吗？”

夫差和伯嚭商量了一下，同意了子服景伯，没再坚持。

最后是盟誓仪式，最关键的“歃血”环节，就是用祭牲的血敬献上帝，然后由盟誓者喝下，象征上帝已经听取了，保佑了盟誓内容。

盟誓先要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坑，南北走向，在坑边杀一牛、一马，用盘子盛血，还要割下牛的左耳朵，由盟主握在手里（成语“执牛耳”就是当盟主的意思），先端盘子敬天神，然后自己喝下一口血，再递给排第二的盟誓者，依次敬上帝，饮血……

与会者都喝完之后，一起念诵盟誓的誓词。最后把牛马尸体在坑内摆好，上面放盟誓的帛书、玉器（也有直接写在玉器上的），填土埋好。盟书会誊抄几份，与会者都保留一份。

这个仪式，应当来自周人部落时代的结盟典礼，还保留着“茹毛饮血”的原始风尚。到春秋时候，它也进化了一些，一般不大口喝血了，只是象征性抿一小口，或者用手指蘸一下，舔一下，甚至是用手指把血抹在脸颊上就行了。

吴、晋盟誓的时候，为谁第一个“歃血”的问题又争起来了。

吴国人说：我们始祖吴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你们始祖是周文王的孙子，我们辈分在前面！

晋国人说：我们晋国是上百年的霸主，周王室都承认了的。我们应当是第一个！

双方僵持了半天时间，赵简子甚至考虑和吴国人打一仗，索性分个输赢。这时的夫差有个秘密：就在他带大军离开吴国之后，越王勾践发起了进攻，打败了吴军，吴太子也战死，但吴都城暂时保住了。求援的使者接连赶来。夫差担心消息泄露军心动荡，下令秘密处死这些使者，一晚上就在帐篷外杀了七个人。

最后晋、吴双方还是举行了盟誓，至于谁“执牛耳”在先，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晋定公在先，有的说夫差在先。事实可能是晋国占优势，因为晋国人还耗得起，吴国人耽搁不起了。

在准备班师的时候，夫差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他想起子服景伯推卸掉鲁国附庸身份的动议，觉得伤了自己面子，想把他抓回吴国去。子服景伯说：“我这次出发前，已经在家里指定了继承人，没什么牵挂了。吴王要扣押我，我就带两辆车、六个人一起走，什么时候出发都行。”

吴国人带着子服景伯走了一段，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实质意义，又把他放了。夫差想到宋国人对自己不是太老实，又想顺路灭掉宋国，把男人都杀掉，女人孩子都掳到吴国去。臣下感觉他有点精神失常，好歹把他劝住了。15

这次夫差南归之后，吴国在越国的攻势下越来越削弱，再没有能力顾及中原。夫差十余年北上求霸，有虚名而无实利，最终断送了新兴的吴国。

这也是春秋史一直上演的一幕：“蛮夷”国家没有贵族寡头政治的传统，集权程度高，能迅速崛起。可当他们接触到“文明”的中原世界，会被这里复杂的文化和游戏规则吸引，也想按照中原的政治伦理来当霸主，维持中原旧秩序。这又降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扩张性。楚国、吴国相继走过这个历程，而在吴国灭亡后，取代它的越国也走上了这个循环。





孔子的学术：六经


孔子最后一次返回鲁国后，正式编订了“六经”文本，这是他晚年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后世又成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经”就是经典文献，六经分别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周易》。孔子一辈子“述而不作”，他没往六经里面加什么自己的东西，就是个编辑整理者。下面分别介绍“六经”的内容，它们和孔子的关系。

《仪礼》，是各种贵族生活和朝廷礼仪的操作手册，在前面“六艺”中已经介绍过了。这是孔门老本行。

《乐经》，现在没有了。有人说，乐本来都是乐曲，本来就没有写成过文字，乐的内容都是盲人乐师代代相传，也没法写成书。但那些乐曲也都失传了。

孔子晚年回鲁国以后，先帮宫廷乐队调整乐器的音阶。这时的鲁国朝廷已经穷得不行，连盲乐师们也养不起，那些人都各奔东西，剩下的都是些外行，朝廷乐队演奏荒腔走板，没人在意。那时没有现在的乐理，确定音阶很麻烦（后来到汉魏晋，经常有朝廷乐器音阶不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孔子这次从卫国回来，发现了这个问题，经他手才调准了。16

《诗经》，是从西周到春秋时候王朝和各国的歌谣。这些歌谣有冠冕堂皇的，在祭祀祖先、国家庆典等正式场合上合唱伴奏；有比较正规的，在贵族们宴会上唱；还有很通俗的，是老百姓民间的歌谣小调，其中有很多情歌。

不过孔子教诗不是教文学赏析，让弟子们当诗人。前面说了，那时社交、外交场合要赋诗，学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教训弟子：你们就算把诗经三百篇都背下来了，要是当地方官干不好，当外交官说不好，有什么用？17

《诗经》的作用，孔子归纳有六条：

可以引发话题，这叫“兴”。就是先背两句诗，再开始说正事。现在的民歌，像《信天游》，还有这种“起兴”的写法；

可以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这叫“观”。因为诗经按国家分类，看不同国家的诗，就知道了它们各自的历史、风俗；

可以跟人打交道，这叫“群”。因为诗经里有很多社交诗（特别是《小雅》部分），酒宴上唱的，可以用来劝酒或躲酒。

可以讥讽时弊，指桑骂槐，这叫“怨”；还可以学事父、事君。这两样，因为诗经——还是《小雅》里，有很多政治诗，有宣誓效忠周王的，也有政治失意、破口大骂的。

最后，还能学各种草木鸟兽的名字，像幼儿的“看图识字”。18

孔子理解的诗，实用性都很强。这其实不是诗歌的本意。不过，诗毕竟通俗、好懂，孔子给弟子开课，最先讲《诗经》，学生有兴趣，容易入门。他让儿子自学，也是从《诗经》开始。学了《诗经》之后就是《仪礼》，当儒生的基本功。最后是《乐》，孔子最喜欢的，留在最后面，算是最高境界。19

《尚书》，意思就是古代的书。古到从传说的尧、舜、禹开始，然后是夏、商、周朝，分别叫《夏书》《商书》《周书》。这些书大都是帝王的讲话稿，安排接班人、战前动员，都有大会讲话。还有针对某人、某事的讲话，比如封一个大臣当诸侯，或者针对当前贵族的不良风气，发表专门谈话，构成了《尚书》里的篇章。孔门弟子学《尚书》，就是在学古代史。

《周易》，是算卦用的。那时人们迷信，干大事前都要算卦，问问神明的意思。举行典礼、祭祀、宴会也要算卦。算卦有两种。用乌龟壳，火烫以后看裂开的纹理，叫“卜”，“卜”字就像龟壳上裂开的缝。另一种用草棍算，因为古人也拿草棍算数学题，像后世的算盘，运用到算命上很方便，这叫“筮”。卜用的龟壳，筮用的筮草，都很有讲究，古人认为龟壳、筮草越是珍贵难得，算出来的卦就越准。

跟随鲁昭公出逃的臧昭伯，他家就有一个祖传的龟壳，很大，谁都舍不得用，给这个龟壳专门盖了间华美的房子，一代代传下来。到臧昭伯这辈，被他堂弟臧会偷出来了，拿它给自己算了一卦。他算的问题是当君子好，还是当小人好？结果是：当小人好。他从此就专门研究怎么搞乱臧昭伯家，后来他投靠了季氏，臧昭伯反对季氏，追随昭公出逃，季平子就让臧会当了臧氏的家长。臧会感叹：不服不行，这龟壳就是灵验啊。

但孔子早年对《周易》似乎不太感兴趣。那时卜筮是很专门的技能，做这个的人叫“史”或“祝”，往往是家传世袭的本领。在可靠的经史记载里，孔子从没对卜筮发表过什么看法，更没自己动手算过卦。他好像是晚年才对《易经》感兴趣。《史记》说，孔子晚年读《周易》，手不释卷，翻得太多，编竹简的皮条都断了很多次。

《易经》和其他算卦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结果来预测人事。孔子以前做学问、搞教学，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论事，不创造新理论。他自己研究问题，包括教弟子，都是“温故而知新”，鼓励类比，举一反三。他觉得能搞明白具体事就行了，从没想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现在，孔子却对《周易》这套符号理论感兴趣了。他说：要是我50岁时学了《周易》，就不会犯那些大错了！20

50岁是他从政的开始，知天命的时候。他现在后悔，又想用《周易》干什么？难道是发现了符号理论的精妙之处，想重新搞一套理论学说？比如前面说的，晚年孔子已经没有什么搞变革的决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趋势，三桓专权的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这说明他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时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这么发展下去，就是要总结一套尽量客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如果那样，不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转型，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也要重新书写。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无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编年体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关系太复杂，得专门说说。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方档案。国内外有什么大事，随时记载，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数语。史官记载这个干什么用？有学者推测是“告庙”用，就是按季节时令祭祀先君的时候，要向祖先汇报最近发生的大事。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编辑成册，成了史书。这种档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专门的史官保管。

孔子没当官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档案。当大司寇的时候能看到，但他那时忙着治国理政，没顾上学问。只有到他68岁回了鲁国，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机会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来，整理成书，给弟子们学历史用。因为弟子们想当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两百多年以来国内、国际的大事。

贵族家有自己的家谱、家学。穷家出身的学生，只能靠孔子抄出来的《春秋》学历史。孔子很重视历史教育。他说，光讲大道理，不如讲事实深刻、明白，21拿历史和现实里的兴衰成败，当后人的借鉴。

官方文献都有个问题，就是忌讳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实际上很多事不敢说明白。比如春秋时候，楚国、吴国国君都称王，但《春秋》里面，只给他们叫“楚子”“吴子”。这是官方报道的腔调，因为周人的诸侯不能承认还有别的王，只好掩耳盗铃。

有人说，这都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暗存褒贬，背后的讲究很多。这么说就是想多了。只要有朝廷的地方，就有冠冕堂皇的面子文章，这跟孔子无关。

再比如，孔子出生前一百二十多年，周王朝发生过一起兄弟俩争天子的事，所谓王子颓之乱。这场动乱持续了三年，最后郑、虢两国联合出兵，才算平定。这么一起大事，在《春秋》里一个字都没记载。为什么？因为鲁国当初支持的是王子颓，后来王子颓一派失败，他成了乱党，这事儿就不好意思往史书里写了。这也跟孔子没关系，如果是孔子从头写的《春秋》，这件事就不会被忽略掉了。

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是政府机关报，断烂是残缺不全，现存的《春秋》真有一些残缺。王安石看得很准。

虽说是拿腔捏调的官报，有总比没有好，《春秋》能抄出来，变成书，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其他国家的档案，没有经过这种汇编整理，就大都失传了。

孔子最后几年兼任鲁国的史官，工作是编写《春秋》，这东西像年鉴，每季度写一次，可能只有一两条，年底汇总一下，续在去年后面。孔子接手以前的那些内容，是前代的历任史官写的，用不着孔子从头写。当然，他也许会做一些字句上的润色，但基本内容变不了，朝廷也不可能允许他乱改。

所以《春秋》是鲁国历任史官的“集体创作”，二百多年的内容，真正由孔子动手写的，就是最后面的几年。“孔子著春秋”背后，其实隐藏着关于《春秋》的“版权纠纷”，很可能是孔子和他前任左丘明发生了争执。这又牵扯到左丘明的另一本史书——《左传》。





和左丘明的笔墨官司


《春秋》是鲁国官方的档案，缺点是有些事情不敢如实写，比较隐晦，其次是太简略，一年只有寥寥几条，百十个字。所以光靠《春秋》还看不懂春秋历史，需要看《左传》。《左传》的内容比《春秋》多了几十倍，翔实多了。

为什么会有《左传》？据说是鲁国一位叫左丘明的朝廷史官，看到《春秋》太简略，几乎没人能看懂，就写了本解读《春秋》的书，全名叫《春秋左氏传》。“传”意思是解释，书名就是“左氏对《春秋》的解释”，简称《左传》。

《左传》非常了不起，它对春秋时候列国贵族的事迹都非常了解，写得很细致，也生动有趣。里面有些记载，比如夫妻俩被窝里的对话，外人不大可能知道。所以钱锺书曾说，《左传》很多描写是文学性的，有作者的虚构在里面。其实这看法有点片面。春秋时候，列国的贵族一体化程度很高，来往很密切，历代国君、贵族的轶事，在贵族圈子内早就形成了很多掌故、传闻。左丘明主要是把这些掌故记录、汇编起来，并不需要他自己添加太多东西。从他熟知这些掌故来看，他肯定是贵族社会的圈内人，从家庭到工作耳濡目染，都是这些历史故事。

左丘明这种史官的正式工作，是撰写每年的官方版《春秋》。他撰写《左传》是自己的业余作品，但也渐渐有抄本流传开了。

老年孔子返回鲁国之后，接手了左丘明的史官工作。那么，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如何？

《论语》里，孔子曾说过：“巧言令色的行为，心里怨恨，表面友好的做法，左丘明他瞧不起，我孔丘也瞧不起。”22从这句话看，左丘明应该是个很直率、不讲情面的人。

关于左丘明，只有这一条比较可靠的信息。按道理说，孔子接手了左丘明的工作，他和弟子们还需要借助《左传》来了解春秋的历史，肯定对左丘明很熟悉。但孔子师徒的言论里，关于左丘明只提到了这一次。

到底为什么？现在已经没法回答了。一点可能的推论是，孔门师徒和左丘明的关系不好，也许是因为孔子师徒回归鲁国，抢了左丘明一派人的职位，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孔子评价左丘明的那句话，仔细揣摩会发现，那口气像是打完架以后的宣言，透着一股子敌意。这背后肯定有故事。

《论语》里还记载了孔子一句不明不白的话：“我手头这本历史书还有很多缺的内容。早年还有乐于助人的人，把自己的马借给别人用，现在已经没这种人了！”23可能孔子接替左丘明的史官工作后，拿到的《春秋》和《左传》是有点残缺的，他怀疑左丘明藏下了一份完整的没给自己，才发这个牢骚。而流传到今天的《春秋》，也确实有些句子不全。

后世儒家无视孔子自己说的“述而不作”，爱说“孔子作春秋”，还形成了一些小故事，都是说孔子写的《春秋》多么言简意赅，用词准确，他的弟子们有不服气的，但自己改一改，发现都不如孔子的出色。这些说法掩盖了《春秋》官方史书的性质，也抹杀了左丘明及以前历任史官的工作，应当跟孔子这派和左丘明的不和有关。

在孔子71岁这年，鲁哀公去郊外打猎，猎获了一只“麟”，孔子把这件事也写到了《春秋》里。麒麟是什么动物，后世有很多猜测，比如有人说是麋鹿（四不像）。今天麋鹿是很稀有的动物，但孔子时代可不是，那时应该不会把麋鹿错认成“麟”。孔子那时，山东地区还有少量亚热带动物活动，也许是某种比较少见的兽类。后来到明朝郑和下西洋，从非洲带回来了长颈鹿，就说它是“麒麟”。

这件事之后，可能孔子身体不好，就不负责撰写《春秋》了。后世人说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也有微言大义，其实未必，因为他这时身体已经很差了，经常病危。但鲁国朝廷还会任命史官——也许是孔子的弟子，继续撰写每年的《春秋》。现在的《春秋》截止时间是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的那年，最后一条是孔子去世。

另外，孔子师徒传授《春秋》离不开《左传》，他们手里肯定有《左传》的抄本，这也就有忌讳了。

今天的《左传》，写到了孔子去世后十几年。孔子去世后的这些，和前面的主体部分很不一样，有些内容很可能是孔门弟子后来补上去的：前面对列国的大事记载都比较完整，最后这二三十年就很不均匀了，很多重要国家都没有任何记载，基本只有和孔子有关的几个国家，对孔子师徒的记载也很多。比如前面讲到过的齐鲁战争，几乎成了孔门弟子的集体亮相，这应该都是孔门弟子补进去的，行文写作的水平比前面也降低了不少。

再后来到战国，又有两个儒生给《春秋》做注解，分别叫公羊高和穀梁赤，他们的书就叫《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两本书里面的历史信息很少，主要是讲《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史学价值不高，但儒家把它们抬得很高，偏偏对有价值的《左传》评价不高，可能和孔门弟子对左丘明的“封杀”有关系。

在《春秋》和《左传》结束后，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可靠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战国的前半段列国搞“变法”的那个时期，几乎是历史的空白。所以孔门弟子们的事迹就不像孔子本人这么清晰。春秋那些老牌诸侯国怎么衰微的，战国新兴的“七雄”怎么通过变法崛起的，有效信息都很少。战国后半段的史料多了一些，但也不是很可靠，多数是《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

所以整个战国的历史，都不如春秋史翔实可靠。可能在贵族社会衰微之后，列国政坛上活跃的人物都是新面孔，没什么家世根基，互相间不能知根知底，所以不像春秋时候能形成比较可靠的掌故，也就写不出《左传》这种权威著作了。





“六经”的缺点


以上是孔子“六经”的简要介绍，好像都是正面的。但孔子也说过六经各自的缺点，或者说是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

《诗经》会让人变傻，“愚”——诗人嘛，疯疯癫癫甚至自杀都很常见。诗里面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可以恨得食肉寝皮，但生活中不能这么极端；

《尚书》里面有很多虚假不可靠的东西，“诬”。因为太古老了，难免有后人杜撰的东西掺进去；

《乐》骨子里是奢靡的，因为能养得起乐队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投资太大了。太喜欢音乐的人容易败家；

《易经》容易流于骗人、害人，“贼”。以算命为生的，很容易走到这一步。再沉迷得深了，就容易搞成邪教；

《礼》的缺点是过于“烦”，教条的东西太多。要是人都原封不动地按照《礼》来办事，日子都没法过了；

《春秋》的缺点是“乱”，因为春秋史的特征，就是列国都没规矩了，内部是各种政变内战，外部是各种斗气的混战。24

这说法有点颠覆性。古代的儒家大师，乃至今天的研究者，都不太敢说“六经”的坏话，也很少注意到孔子对“六经”的这些批评。反倒是“六经”的老祖宗孔子最清醒。

怎么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用现在的话就叫“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老想把书本上的某句话直接照搬到现实里面来。孔子爱讲“权”，这个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变，是做事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环境、背景。

具体到“六经”，孔子有一套标准，为了对付《诗经》的愚，人应该“温柔敦厚”，不要太情绪化；对付《尚书》的诬，人应该“疏通知远”，就是别拿古书太当真，用生活常识来驾驭古史里那些过于离奇的东西；对付《乐》的奢靡，人应该“广博易良”，就是兴趣广泛一点，考虑的问题多一点；对付《易经》的贼，人应该“洁静精微”，别老想用占卜算命追求功利性的目标；对付《礼》的烦，人应该“恭俭庄敬”，既老实诚恳，又知道节俭和简约；对付《春秋》的乱，人应该“属辞比事”，就是要了解历史事件的具体背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理解前人做那些离奇的事情，是有他不得已的大环境。

但在孔子之后，儒家还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因为能驾驭“六经”的人还是太少，教条主义者还是太多。





手抄书时代的文化人


前面说过，孔子那些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大多没什么独创性，在他那时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但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就截然不同了，如果没有他这工作，今天中国人对上古的了解会非常欠缺。

印刷术时代的人，已经没法想象手抄书时代的很多困难了：那时书籍数量少，官营的藏书机构也非常少，书籍大都分散在各地的藏家手里。想读书，自己又没书的人，只能借别人的来抄。想找某部不常见的书，往往要多方打听，听说几百里外某城某家人有这部书，就带着礼物去拜见，获得主人允许了才能抄下来。

而且，那时整本“书”的时候也很少，或者说缺乏整本书的概念，经常是单独的一个章节传抄流传，古代就叫一“卷”，就是竹简或帛书的一个卷儿。谁要能把关于某个主题的书卷收集得比较完整，就是伟大的藏书家、编辑工作者了。因为完成这种收集工作，就意味着“拼出来”了一部以往从没有的“大书”。

孔子整理“六经”，就是他按诗、书、礼等六个主题收集、拼凑了比较完整的文献，都可以正式叫一部书了。这工作有点像收集动植物标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要花很多钱和抄书的精力。

其他的辅助劳动也少不了，比如“校勘”工作。因为都是互相传抄，抄书人水平高低不齐，责任心也不一样，难免抄错、抄漏，整理者还要做校勘工作，让书的内容尽量完整、正确。

最可靠的校勘办法，是找到一部书的两份或更多的抄本，逐字互相比对，看都有哪些不一样，比较之下，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就很容易分辨了，脱漏的也就发现了。这更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古人常笑话老书生“皓首穷经”，扎在书堆里一辈子，连抄带校，头发都白了，这没办法。抄本时代，就得不停有人干这种工作，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承，这还没到创作的境界上。

另外还得知道，在传统时代，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不能识字读书。在这种“无知识”的汪洋大海里，老书生们皓首穷经，维持的是一个很珍贵，也很脆弱的文化灯火。人类两千年前的很多古文明都没有传到今天，他们留下的一点碑刻、古书都没人认识了，成了“死文字”。还在薪火相传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家，中国的汉文化是其中之一。

所以古代“文化人”的尊严、优越感和认同感，是现代社会的人没法想象的。现在人看《孔乙己》觉得是嘲笑讽刺，因为孔乙己已经踏进文化普及时代的门槛了，但还保留着传统时代文化人的优越感。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编辑、校勘工作的创始人，他之前这工作也有人做，但远没他的工作量大。他整理了“六经”，让这些文献可以完整、准确地传递给后世人，可谓功德无量。因为“六经”都是春秋和更早的文献，里面记载的那些事件、文化，和后世中国（战国以后的）很不一样。如果没有“六经”，现代人几乎没法解读上古中国。

如果没有孔子系统整理的话，“六经”就只是些保存在不同主人手里的零散篇章。下面紧接着就是战国的大变法、大战争时代，战国人对上古历史、贵族社会的历史都不关心，更不会有人做这种工作，这些零散篇章会大量散失、失传。再经过秦始皇焚书，战国以前真要成为历史空白了。

万幸，有孔子整理“六经”，有他开创的儒家传承“六经”，才把这些珍贵史料保存下来了。至于和左丘明那点著作权的小纠纷，倒不是太值得强调，毕竟孔子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他没声称自己有著作权。

从实用（意识形态）角度讲，“六经”对战国以后的中国意义不太大，因为社会结构全变了。后世的科举制度，主要命题范围就是这些经书，其实世人对它们的内容都是似懂非懂，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什么实用价值。科举制度和儒家经典绑定，是古代中国（汉）文明走向没落的最重要原因。

但从文化和历史角度上看，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就太大了。清代乾嘉学派搞考据，才开始发掘出“六经”反映的上古、春秋的社会历史细节，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到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传进来以后，“六经”更是现代人解读战国以前古史的基础，很多工作还没做完。比如我写过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见“外篇一”），就用了很多“六经”里的内容，它们很多可以和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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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成公二年》。

2　《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3　《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4　孔子历经的季氏几代人依次是：季武子、季悼子（早夭，未继位）、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

5　《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子路仁乎”条。

6　《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7　《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8　《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9　《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0　《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11　《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条。

12　《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13　《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14　《左传·哀公十二年》。

15　以上史事来自《左传·哀公十三年》。

16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7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18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9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0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22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23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24　《礼记·经解》：“孔子曰：‘……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第十四章　最后几场丧事


儿子先去世——颜回的约束——齐国寡头坐大：宰予丧命——大夫级别的葬礼太奢侈——卫国君位易主：子路丧命——寿终正寝





与孔鲤的隔膜


孔子生命的最后几年没什么开心事。他回到鲁国第三年，儿子孔鲤死了。这年孔子69岁，孔鲤50岁。

孔子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一辈子提倡孝道，把父子关系想得很美好。但他和儿子却有点不知道怎么相处，对儿子的感情没法表达。《论语》里记载过一件孔子父子怎么相处的事例：

孔子弟子陈亢，就是和子贡关系很密切的子禽，曾经问孔鲤：令尊对您有什么专门教导吗？

孔鲤说：没有啊……（想了阵子，想起来了）有一次，父亲一个人在房前走廊下立着，我从院子里小步快走过去（“趋”，是下人在尊长面前的礼节，显得恭敬和紧张），父亲叫住我说：“你学过《诗》吗？”我说：“还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没法上场面说话。”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学诗。还有一次，他老人家又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我又小步快走过去，父亲叫住问我：“你学过《礼》了吗？”我说还没有。父亲说：“不学礼，就不知道怎么做人。”我就又开始学礼。从父亲那儿听教导，就这两次。

陈亢事后很得意，说：我问一句，居然知道了三个道理——诗和礼的用处，还有就是，君子一定要跟儿子保持距离！1

孔鲤描述的这个场景，后世叫“鲤对”，就是孔子对孔鲤训话。《滕王阁序》里面的“他日趋庭，叼陪鲤对”，就是这个典故。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相处很随便，高兴就夸，不高兴就骂，有时还开玩笑，像他说颜回，哪天你有钱了我去给你当管家。颜回比孔鲤还小十一岁。但在孔鲤面前，孔子端着架子总放不下来。父子关系里面，他提倡的是“孝”，晚辈对长辈要处处恭敬；反对的是“慈”，就是反对长辈对晚辈太好，他的礼节处处防范“薄于孝而厚于慈”。2学生从孔子这儿学到的，只能是“君子远其子”。这种父子关系很像《红楼梦》里的贾政贾宝玉父子。中国传统社会，合格的父亲是“严父”，得让孩子们怕才行，孔子和贾政式的父亲最多。

孔鲤下葬，“有棺而无椁”，椁是套在外面的大棺材，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孔子当过大官，也没什么积蓄。他这辈子一直在帮别人办丧事，给自己儿子却办不起一场体面的葬礼。他的难受，还不能在人前流露太多。儿子从生到死，他这父亲当得都很难。

孔鲤近五十岁才得子，他死时这儿子（孔伋，字子思）才两三岁。孔伋是妾生的，这个妾又被赶出家门到卫国去了，我们前面介绍过。





送别颜回和无为之乐


没过多久，颜回也去世了，时年四十。孔子这次哭得痛快淋漓。他哭喊：老天这是要我的命啊！（天丧予！）3

弟子们劝他：您伤心得有点过了。

他说：过了吗？我还能为谁伤心啊！4

他也许把丧子的哀痛也一块儿哭出来了。儿子从生到死他都没太亲近过，也许是故意压抑着。他从小没父亲，也没学会当父亲。或者说，孔子一直没适应父系家庭。他从小习惯的是母系家庭，所以和颜家人相处得更亲密，感情表露得更真实。

颜回家也买不起椁。颜路想让孔子把马车卖了，给颜回买椁。孔子说：我儿子孔鲤下葬，就没有椁。你的我的都是儿子，就一样吧。再说，我是退职大夫，出门也不能靠走路啊。5

弟子们看不过意，凑钱给颜回置办了稍微体面的葬礼。孔子叹息：颜回这孩子，一直拿我当父亲。我没拿他跟儿子一样对待，都是这些学生们搞的啊。6

颜回死后一年，家里办祭礼，按风俗也给孔子送来了祭肉。孔子亲自出门收下，回到屋里，独自弹琴，然后把肉吃了。7他感情实在无法发泄的时候，只能弹琴。

《论语》里面，孔子对颜回的教导很多，最著名的是“克己复礼”这个说法。颜回问孔子怎么做到“仁”，孔子说：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周公的礼教，就是仁，哪天要能做到这一点，全天下就都达到仁义的状态了。8其实孔子这句话，似乎还是在说三桓那些当权者，他和颜回这种书生，对天下影响没那么大。

信徒也能操控人，让被崇拜者膨胀起来，丧失对自己的清醒认识。颜回一辈子都在安贫乐道刻苦学习，一直得到孔子的表扬，在一定程度上，孔子也被颜回的行为绑架了，一直想刻苦修身，用“礼”整顿人间，一副与天下为敌的心态。颜回死后，孔子的心态就不那么激进了，开始体会到日常生活的很多乐趣（不是刻意赞美穷生活的那种乐趣），学术思想也有转型的趋势，比如“老而喜易”，改造现实的念头就不强烈了。他当大司寇时搞的那些内政都没成功，鲁国内部的问题依旧；国际上，他参与的东方联盟早瓦解了。他一个人的努力在历史洪流里显得很微弱。

早年，他觉得人的阶级差异、政治秩序是自古就有的，现在却有了一套“大同”的说法。他说：人类最早的时候，没有君主、政府、贵族、私有财产这些区分，人们生活完全平等，“天下为公”。财产不是私有的，人也就不想只顾自己的子孙，对所有人都同样关心。那时需要管理什么公共事务，都是大家推选个聪明公正的人，他不会（也是不敢、不能）借机谋私，更不会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孔子说这叫“大同”时代。

但孔子又说，那个理想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财产、权力都是私有的，在小家庭里面传承。私有带来争夺，所以普通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大人物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地位，还要兴建城池，建立军队，制定各种刑罚。自从大禹以来直到周公，各种圣贤人物都是试图维持好这私有制时代的社会秩序，所以搞了各种礼仪秩序，维护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关系。但即便如此，各种争夺乃至战争还是免不了。孔子说这叫“小康”时代，他就生活在这种时代，他提倡的所有政治秩序，都是试图把“小康”时代的局面维持好。

至于人类为什么从大同进入小康时代，是人心变坏了，还是人多，资源少了？孔子没有解释。“小康”以后还能变成什么样，孔子也没说。

老年孔子叹息说：早年我经常梦见周公，现在已经很久不做这种梦了，这就是衰老了啊！9

这时他更看重“无为”。据说上古的舜帝不爱管事，整天很悠闲，把事情都交给手下人去办。孔子说：舜这就是无为而治啊！哪里用得着忙忙碌碌？安安静静坐在位子上就行了。10

有时弟子们希望他开课讲点道理，他也懒得讲了，他说：我不想说什么了。

子贡说：您要是不说，我们年轻人怎么学习啊？

孔子是：老天说过什么呢？四季交替，万物生长，都是天的产物，天又说过什么？11

这思想发展下去，就是老庄道家的“无为”理论。庄子的很多思想，其实在晚年孔子这里已经有苗头了。

政治上没什么追求，心态就更平和，能享受日常的休闲生活。一次他和几个弟子坐着聊天，就流露了这种生活态度。

这次陪在孔子身边的，是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曾点可能比子路小十来岁，冉有比子路小二十来岁，公西华比子路小三十来岁。这五个人的年龄梯度很明显。子路和冉有当着很重要的官，曾点和公西华可能只有低级职务。

孔子说：“我年纪比你们大点儿，你们也别太紧张，想些啥不敢说，过后又说‘老师不了解我啊！’你们主动说说自己的理想，我才能了解你们啊。”

子路先说：“要是鲁、卫这样的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中间，时不时打仗，有时还闹个饥荒。如果让我来主政，干上三年，能让士大夫们都有打仗的勇气，而且都懂规矩。”

孔子笑了笑，没发表意见，又问：“冉有，你的理想呢？”

冉有说：“如果有方圆六七十里，或者再小点儿，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主政三年，可以让老百姓基本温饱。至于礼乐教化，就要靠别的高人来干了。”

孔子说：“公西赤，你的呢？”

公西赤说：“我不敢说我能干什么，只是希望多学习！像举行宗庙祭祀，接见外宾，我希望能穿上礼服，当个礼仪助手。”

孔子说：“曾点，你的呢？”

曾点正抱着一张琴，他先弹了几个舒缓的长音，放下琴说：“我和三位的大志向不一样。”

孔子说：“怕什么？大家都随便说说而已。”

曾点说：“等到春末夏初，开始换上单衣的时候，能有五六个老朋友，带上自家孩子，到郊外沂水边游个泳，等求雨跳神的队伍来了，再看会儿热闹，然后唱着歌回家。”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喜欢曾点这个主意！”

子路、冉有、公西赤工作忙，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只剩曾点的时候，他问孔子：“他们三位说得怎么样？”

孔子说：“这又不是考试，没什么好坏，大家随便聊聊想法嘛！”

曾点问：“那子路说完，您为什么笑呢？”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礼让，他说话不谦虚，所以我笑啊。”

“冉求说的不是治国，算比较谦虚了吧？”

“六七十、五六十里的，也是个小国啊！（他还是有野心的。）”

“那公西赤说的算治国吗？”

“宗庙祭祀、会见外宾，当然也是国事。公西赤说当礼仪副手，谁当正职他能服气啊？”12

这是孔子晚年的心态，跟他四五十岁时很不一样，对经邦治国的大业都看得淡了，更喜欢从日常生活里找点儿乐趣。他说自己“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3。到60岁，听到什么说法都觉得有点道理，这是见的人和事多了；到70岁，就一点出格的想法都没有了。不过他这些学生们现在正年富力强，都想有一番作为。这也是人的生命周期律，都有道理。





宰予之死


在孔子晚年，齐国陈氏贵族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家族出自近两百年前的一位陈国公子，他逃避国内的纷争，被齐桓公接纳，这个家族就用故国“陈”作自己的氏，在齐国繁衍下来。上古陈、田两字同音，这个家族也叫田氏。

在齐景公死后，齐国君主几度更迭，发生过很多次政变和内斗，陈氏慢慢驱逐了其他的贵族寡头，一家独大，最后终于取代姜姓（吕氏）国君家族，成了齐国的正式君主，又变成了战国的齐王家族。孔子生命的最后两年，恰好见证了陈氏取得独尊地位的关键一战。

前面说过，此时的齐简公，曾随父亲齐悼公在鲁国避难，所以他们都有一点鲁国的人脉。齐悼公是娶了季康子的妹妹，齐简公则是结识了孔子弟子宰予，两人交情不错。他回国继位后，需要得力的人主持政务，特别是防止自己被陈氏架空，就把宰予请到了齐国，让他当丞相主持国政。

齐国有左、右两个丞相，另一个就是陈成子（陈恒），他是当年陈僖子的儿子。这样，宰予和陈成子的关系自然不会好。

宰予到齐国当丞相期间，齐国和鲁国还是对立状态，鲁国借助吴的力量对抗齐国。所以宰予这个立场让孔子师徒们很难堪，孔门弟子内部开始分化、对立了。

不久，宰予和陈成子的矛盾激化，陈氏成员趁着宰予离开齐君宫殿的机会，冲进去绑架了齐简公，又调集兵力和宰予对打，宰予失败被杀死了。陈成子扣押了齐简公一段时间，也把他杀了。

《左传》记载，孔子闻讯非常愤怒，先斋戒三日，然后去见鲁哀公，请求出兵攻打陈成子，理由当然是陈成子以臣弑君，大逆不道。斋戒三日，是参加大祭祀之前的准备，孔子这么做，是表示对此事万分重视。

鲁哀公说：齐国一直比鲁国强大，您要讨伐它，能打胜吗？

孔子说：陈恒叛逆弑君，齐国人有一半反对他，再加上我们鲁国，就能打败他了！

哀公说：那您去和三家商量吧。（他做不了主。）

孔子又依次去找季康子、孟武伯、叔孙武叔，没人想和齐国作对，这件事不了了之。

宰予的身份还有很多谜团。他字“子我”，《左传》记载里没有出现“宰予”这个名字，帮助齐简公和陈氏作对的是“阚止”，也字“子我”。后世有些学者觉得这阚止不是宰予，只是字偶然相同而已。但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写此事，说被陈成子杀死的齐相就是宰予。14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面说过，《左传》的最后一段（就是孔子晚年和死后这几年）是孔子的弟子续写的，左丘明原著里没有这些内容。孔门弟子应该是不喜欢宰予投奔和鲁国作对的齐国，所以要把他隐晦掉，就写成了“阚止”。当时人可以有好几个氏，“宰”或者“阚”可能都对，“止”和“予”字形相近，容易混淆，这可能是孔门弟子动心机之处。

《论语》里宰予几次出现，几乎都是负面形象，一次是他白天睡觉，被孔子骂“朽木不可雕也”15。还有一次，他当面质疑孔子提倡的“三年丧”，说这太久，很多事情都会耽误了。孔子说：你想多久就多久吧，只要你觉得心安理得就行。宰予离开后，孔子对身边弟子说：宰予太不仁了！孩子生下来，要让父母抱三年才能自己活动，三年丧，就是为纪念这个。宰予他对父母哪里有三年之爱？16

《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编辑的，可能也是宰予亲齐的政治立场导致了他的师兄弟们只保留了他的负面信息。

但孔子迫切希望鲁哀公讨伐陈成子，是不是也有为宰予报仇的考虑？《史记》记载过孔子对宰予的一个评论：“宰予当初能言善辩，我以为他这种人浮华不可靠，后来证明我错了。”17这很可能是孔子得知宰予死讯后说的，因为宰予虽然在敌国服务，但他反对权臣，忠君而死，这是孔子最看重的德行。

另外，同样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里，还有个更矛盾的说法：宰予确实在齐国当官，但投靠的不是齐简公，而是陈成子一党。他帮助陈成子干坏事、弑君，结果在内斗中送了命，连孔子都为此感到羞耻。但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佐证。大概孔门弟子里面有实在讨厌宰予的，私下里有这种说法，但自己也知道荒唐，没好意思写在书里。这说法传到汉代，司马迁没加以甄别，就写进了《史记》。

在齐简公和宰予被杀的第二年，鲁国主动和陈成子控制的齐国实现和解。代表鲁国出使的官员是子服景伯，副使是子贡，他们是反对齐简公和宰予的，所以等到陈成子掌权之后，迅速促成了齐鲁恢复关系。

齐鲁和解这次大变化完全不符合孔子的观念，但在位者已经完全不在乎他了，包括这些忠心耿耿追随他半辈子的学生。在政治上，孔子已经成了个过时而不识时务的老朽，难以适应新时代，弟子们也在暗中考虑他的身后事了。





丧事预演


年过七十后，孔子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有走到生命尽头的迹象。

一次，他病得非常厉害，家人、弟子都以为老人就要离世。子路也从卫国赶来了，带领众弟子为老师准备后事。孔子弟子里子路年龄大，追随他时间长，现在在卫国也颇有实权，是孔门弟子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最重视丧礼，他们的老本行就是给人办丧事，现在给孔子准备丧事，弟子们肯定要拿出全部的知识和能力。

子路和众弟子们有个担心，就是孔子的贵族等级问题。孔子是士，这没问题，他有正宗的血统，社会上也都承认了，但他是不是比士再高一等的大夫，就有问题了。因为按照周人贵族制度，大夫身份有严格的标准，就是下面有没有“臣”。丧礼也和这有关，有家臣参加、提供服务的丧礼，才是合格的大夫丧礼。这是孔子的短板。

“臣”不是简单的奴仆、佣人。按照西周和春秋的传统，大夫要从国君那里获得一块封邑，有世代传承的土地和农奴；同时，他还要有下级贵族“士”做他的家臣，为他提供服务，平时是管理家务、财产，打仗时追随他出征。作为交换条件，家臣要从大夫那里获得一小块封邑，也是世代传承的土地和农奴，家臣享受封邑上的物产和农奴劳役。这种封君和封臣的关系，是贵族“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特征。封主不能轻易剥夺家臣的产业，中止封建关系，家臣也很难频繁更换主人，往往两家庭之间的封主——家臣关系可以保持很多代。

有些大夫临时雇用士人工作，只给粮食薪俸，不给土地，严格来说这不能叫臣。孔子年轻时给季氏当职员，但他一直没有季氏家臣的身份。他在齐国给高氏贵族打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臣，这都是雇佣劳动关系。

孔子没给别人当过家臣，他下面也没有家臣，因为他自己没封邑，更不可能封给别人。他能获得大夫身份，靠的是曾经当过几年大司寇。从法理上讲，当这官必须从国君那里获得封邑，但鲁国掌实权的是季氏，季氏没批准给孔子封邑，他这大夫身份是不完整的，经不起推敲，也没法传给儿子。

在春秋历史里，孔子是个很少见的特例。不过到他去世，春秋也快结束了，后来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孔子这些弟子们，多数都和他一样，给贵族大夫打工，拿年薪而没有封邑，是雇员而不是家臣。

孔子弟子里，我们确定知道有世袭封邑的，只有一个宋国的司马牛。他是曾为难孔子的大司马桓魋的堂兄弟，家族地位高，还是独生子，有世袭封邑。但后来宋国发生内战，他丢掉封邑逃亡到了鲁国，变成了没封邑的人。如果他一直有封邑，就是像孟懿子、南宫敬叔那样的大人物，也不会列入孔子的弟子名单里了。

子路为孔子准备后事，要按大夫的级别操办，就要有家臣担负特定的工作，子路只好变通一下，让弟子们临时扮演这角色。在孔子之前，师生关系还不普及，所以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什么样，周礼里面也没规定。大家只能自己摸索。

和孔子正式建立起师徒关系的，都是社会地位低的学生，要靠孔子的社会关系找工作，甚至要给孔子打工干点家务活。多数学生年纪小，比孔子年轻三十岁以上。所以孔子和这些学生们的关系，有些方面参照雇主和雇员，有些方面参照父子关系，比较灵活。现在孔子就要去世，弟子们给他扮演一次家臣，这不是降低自己身份，而是抬高，那就意味着他们是有封邑的士人了。

除了按有臣的大夫准备丧事，子路还准备为孔子举行祈神的仪式。祈祷的内容是什么，从后来的对话看，应该不是祈祷孔子恢复健康，而是希望他死后能顺利上天堂，被上帝和列祖列宗接纳。

但祈神的仪式还没举行，孔子从病危里恢复过来了，丧事也不用办了。

孔子知道了子路这些打算，很不高兴，甚至大为光火：原来子路这些天都在搞欺诈！我本来没臣，他偏按有臣来办。我这是骗谁，骗老天吗？

按照那时人的观念，人死了要上天见上帝，是按下葬时的服装、身份等级去。丧礼僭越，自然就是对上帝搞欺诈了。孔子坚持人世间这套等级身份不能作假，他一辈子都是要规范这些问题，不能自己坏了规矩：我死在你们这些学生手里，不比死在家臣手里好吗？只要有你们，就算丧礼规格低了点儿，我用得着担心抛尸荒野吗？18

子路祈神的事也让孔子有点不满。他问子路：听说你本来准备祈神的，有这事吧？

子路说：有啊，这是有依据的，悼词（诔文）不是都要写嘛：“（为了死者能顺利进入天堂）我们向天上地下的诸神祈祷！”

孔子说：要这么说的话，我在人间干的事都是祈神。

他一贯反对用鬼神干预现实。只要活着行为端正，问心无愧，死了肯定能进天堂，不怕那个世界有“人”难为自己。19

子路和孔子有段对话，可能也跟这次有关。子路问孔子怎么“事鬼神”，就是把鬼神哄高兴，让鬼神帮自己做事。孔子说：你连当今的活人都没照应好，还想照顾好鬼神？子路又问：人死了会怎么样？孔子说：你活都没活明白，想死有什么用？20

不过弟子们提前准备丧事，孔子心里是欣慰的：他儿子已经死了，孙子还小，没法替他办葬礼，有弟子们来操办就不用担心了。

而且，经过这次“预演”，他也给弟子们把了把关，讲了注意事项。下次真办的话，就能全面贯彻他的理念了。儒家不光重视活的规矩，还要重视死的规矩。这点孔子也做到了。

但子路没能给孔子送终。





子路丧命


孔子73岁这年，流亡在外十六年的卫国老太子蒯聩，终于杀回了卫国，赶走了儿子卫出公辄。子路死于这次事变。

原来，蒯聩的姐姐伯姬，早年嫁给了大贵族孔文子，生了继承人孔悝。到这时候孔文子已经死了，孔悝是家长，掌握卫国朝政，但他是个没主见的人。蒯聩看到机会，派人悄悄联系伯姬，让她胁迫儿子发动政变，赶走出公辄，然后自己回去为君。

这一家人搞得太复杂，蒯聩和卫辄是父子俩争君位，孔悝是被妈妈和舅舅裹胁着，要赶走自己的表兄弟国君，换成舅舅当国君。

其实还有更乱的：守寡的伯姬有个情夫，英俊的家奴浑良夫。当初伯姬派他去戚城探望弟弟蒯聩，蒯聩乘机利诱浑良夫，让他帮自己回国夺权，开出的条件是，自己一旦当了国君，就把浑良夫封为大夫，免死三次。

浑良夫是个奴仆，现在有了变成贵族的机会自然兴奋。他回卫都后给伯姬做工作，伯姬被情夫搞迷糊了，决定勾结弟弟，胁迫儿子进攻侄子。于是浑良夫又去接蒯聩，两人混进卫都，又趁黑夜化装成女人，坐车进了孔家。姐弟俩见面，先研究如何绑架孔悝。

伯姬平时养情夫，和儿子住得远，这次她带路，扛着一杆戈走在最前面，蒯聩和五个随从穿上护身甲，抬着一只绑好的猪跟在后面。

孔悝这时正在厕所里出恭，糊里糊涂被妈妈和十几年没见面的舅舅绑架了。扛的猪立刻用上了：这是用来盟誓的祭品，孔悝被迫和妈妈、舅舅宣誓一起政变，赶走出公辄。

然后，孔家的武装被集合起来，向国君的宫殿进攻。太子、伯姬在孔府的一座高台上设立了政变总部，孔悝也被关押在这里。

孔府内宅管家发现不对劲，忙派人通知子路。子路急忙赶往孔家，快到时，看见师弟高柴正迎面跑来，他招呼子路：孔家出大乱子了，您还是回去吧，何必去那里冒险！

子路坚持要去，因为他是孔悝的大管家，拿着主人的薪水要关心主人的安危。他一路跑进了孔家，在高台下面朝台上大喊：太子您绑架孔悝干什么？您就是杀了他，也有人跟您继续作对！

子路在孔家当管家多年，有些对他忠心的家人，这时开始听他的。子路指挥他们准备放火烧毁高台，迫使太子释放孔悝。

蒯聩听到很紧张，派了两个死党下来和子路对打，他们用戈砍子路，砍断了冠帽上的带子。子路按照儒家的礼——君子到死不解冠，忙动手系带子，结果被对手砍翻砍死了。古代男人都留长发，先梳成髻子，再用簪子把礼冠别在发髻上。如果礼冠掉了，头发就散乱披下来了，形象不佳。

混乱当中，卫出公仓皇出逃，到了鲁国，也带来了动乱的消息。孔子猜测：高柴胆小，会跑回来。子路怕是要送命了吧？

子路死得太不值，因为孔悝是被妈妈和舅舅劫持，加上他性格懦弱，基本不会有生命危险。子路作为一个外人，没必要介入主人家庭内的这种争斗。再者，他这时已经六十多岁，打斗也不是长项。

蒯聩在外多年，对帮助卫灵公、卫出公，就是帮他父亲和儿子的人恨之入骨。子路的尸体被砍成了肉酱。孔子听说很伤心，让人把自家厨房里的肉酱都倒掉，从此再不吃肉馅了。





哲人其萎


这时的孔子已经病重卧床了。

一天清早，他却起床了，倒背手拖着拐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自己念叨着：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子贡——对，还是子贡，他去齐国出差刚回来，这天来看孔子。

孔子正对门坐着，说：子贡啊，你可算来了！昨晚，我梦见自己，坐在正屋两根柱子中间。夏朝人停丧，在东厢房下；商人停丧，在正屋柱子中间；周人停丧，在西厢房下。看来，我还是商人了。（这还是孔子的夏商周三段论。）

七天后，孔子去世了。他追求一辈子周道，到死才发现，自己还是个商人。

他的丧事和葬礼都是弟子们操办，据说融合了夏、商、周的三种不同礼仪。和孔子之前的嘱托一样，按照“无臣”的标准，其实是士级别的丧礼。孔子15岁获得了士的身份，晚年当了二十多年有名无实的大夫，死时又回归了士。

和孔子给父母的墓修坟一样，弟子们也在孔子墓上修起了坟。这个坟高仅四尺，接近今天的一米。21

孔子去世后埋葬在曲阜城北郊，泗水的北岸（那时的曲阜城址在泗水南岸，和今天不一样）。他父母的坟不在这里。这里可能是曲阜士大夫的墓区，孔鲤已经埋在这里了，孔子和孔鲤的墓紧挨着，一西一东。

师生关系几乎是由孔子开创的，没什么礼节可以遵循，所以弟子们商议，比照儿子为父亲服丧三年的礼制，也为孔子服丧三年。他们在孔子陵区外建了些简易茅屋，一起祭祀孔子，整理他的遗著，继续向年轻弟子传授学问，形成了一个新的学院雏形。

关于给孔子服丧的具体礼节，弟子们有争议。子贡认为，具体行为可以比照为父亲服丧，但不需要穿丧服，因为孔子给子路、颜回这些早逝的弟子服丧也不穿丧服。但有人认为该穿丧服。最后折中了一下：当官的同学不能荒废工作，平时穿礼服去上班，下班后回“学院”再穿上丧服，和同学们一起祭祀、讲课。

孔墓外面盖起了一百多所房子，形成了一个郊外街区，被称为“孔里”，到近代变成了著名的孔府、孔庙、孔林，“三孔”旅游景点，还有人把这里叫“阙里”，说这是孔子在曲阜城里住的街区，他讲学也在这里。其实在孔子时代，他的坟墓还在曲阜城外。孔子活着的时候和今天的“三孔”没任何关系，这里只是他的墓地而已。22

孔子墓旁边，是弟子们为他盖起的庙，到近一千年后的南北朝时期，还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三间正屋，居中一间供奉的是孔子母亲颜氏，西厢房里供奉孔子，东厢房供奉孔子夫人。这座家庙里没有供奉孔子父系亲属。23

在服丧弟子里面，核心人物是子贡。他官位比较高，而且和各方面关系都好，孔子去世后的这些活动主要是他酝酿发起的。为了保持同学团体的凝聚力，他甚至搞了个独出心裁的举措：让长得比较像孔子的有若坐在教席上，接受众弟子拜见。

前面说过，这和周人祭祖用“尸”的风俗有一定联系。尸必须是孙子辈，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符合这个条件。但他出身低微，入孔门也很晚，是孔子从卫国返回之后才开始拜师的，能见到孔子的时间只有四年，所以学问不太够，资历也太浅，如果没有子贡这些大师兄撑腰，是端不起这架子的。

孔门弟子们在服丧三年之后，大多回家过正常日子去了。子贡则又在孔里住了三年，维持着这个孔门弟子的联络中心。



* * *



1　《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2　《礼记·坊记》。

3　《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4　《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5　《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6　《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7　《礼记·檀弓上》：“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

8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9　《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10　《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11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2　《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条。

13　《论语·为政》。

14　见《吕氏春秋·慎势》。

15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16　《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条。

17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18　《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19　《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20　《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21　见《礼记·檀弓上》。

22　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礼记·檀弓上》。

23　见《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





第十五章　子贡造神成与败


子贡制造假圣人——子夏去了晋国——曾皙豁达，曾参愚钝——曾参记录了真实的孔子——寡头制晚期的混沌





孔门危机


孔子去世前后，是孔门最为萧条的一段时间，他的弟子们政治上最得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随着卫出公倒台和子路之死，卫国基本没有机会了；齐简公、宰予被杀后，孔门在齐国当权的也没有了。最后只剩了在鲁国工作的这些人，最重要的是冉有和子贡二人。

在孔子返回鲁国之后，新的一代三桓对他已经有些失望。他以前名声在外，家乡人把他想象得很传奇。等他回鲁国定居，季康子等人和他打交道多了，难免觉得名不副实。所以孔子临终的两年，这种观念在鲁国上层逐渐流传，到他死后更加流行。

这代三桓里面，叔孙武叔最直率，说话没遮拦，而且他现在是三桓里年纪最大的，资历高。一次在鲁国的朝会上，他谈起了孔子一些迂腐无用的主张，认为孔子徒有虚名，真正从政当官的能力还不如子贡。

子贡当时不在场，事后子服景伯向他转述，子贡坚决不同意，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宅院的话，我端木赐这座宅子，墙只有肩膀那么高，所以人从旁边路过，都能看到里面房子修得不错；而孔子这座宅院，墙有两三丈高，你要不从大门进去，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房子是多么壮观，陈设、家当是多么富丽。能够迈进孔子院门的人太少了，所以有贬低他的言论，不也很正常吗？1

叔孙武叔不讲面子，他还当面对子贡说过一些孔子没办好的事、没可行性的意见。子贡替老师辩护说：孔子不能和一般人比，一般人就像小丘陵，你想学习、超越很容易，但孔子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别人是没法超越的。2孔子也会犯错误，就像日月会发生日食、月食一样，他的错误谁都可以看到，但改过之后，人们会更加景仰。3

孔子是著名的老师，但他自己并没有专门的老师，在他之前也没有专职教师这个职业。所以有人怀疑，孔子早年出身不好，怎么可能“无中生有”，成了大学者？卫国一位大夫就当面向子贡提出过这个问题。

子贡说：周文王、武王开创的治道，已经渗透到了当前士大夫生活的一切方面，贤能的人体悟得多，愚钝的人体悟得少，但都生活在其中。孔子随时随地都在总结和学习，也用不着有个固定的老师！4

孔子的商（宋）人血统，也一度成了鲁国上层批评和怀疑的对象。那时的人已经基本忘掉商文明血腥残暴的一面了，但关于末代商纣王，却有很多荒淫暴虐的传说，有人用这些传说诋毁孔子。子贡也要辩解：商纣也不像大家传说的那么可怕，只是因为他失败倒台了，墙倒众人推，人们就把坏事都编排到他的头上了。5

孔门弟子里，也有人觉得子贡比孔子出色。陈亢就当面对子贡说：您说得过分谦虚了吧，孔子难道比您还能干吗？

子贡说：说话一定要谨慎！常人哪里能明白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像你不可能顺着梯子一直爬到天上去！6

面对社会上对孔子的质疑和否定，子贡带头振作孔门，提升孔子地位，他的方法就是神化孔子，把孔子包装得全知全能、半人半神。

叔孙武叔等鲁国高层本来已经很看好子贡了，他为什么还要努力神化孔子呢？

首先，叔孙武叔等人对子贡的评价，还是针对现实的行政能力，而不是神异功能。如果子贡神化了孔子，让孔子具有超自然能力，那么他这孔子的得意弟子，自然也会继承一部分超能力。而且孔子已经死了，可以尽情创造关于他的神异故事，这是个不可替代的超能力“载体”，就像后世的神佛塑像。

其次，子贡在鲁国上层没有过硬的关系，要在官场上立足、发展，他能够依靠的主要是孔门同学。神化孔子，使同学们的形象都提高了，大家都有机会，这也是师门凝聚力。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团队，才能继续发展壮大。





孔子和子贡的分歧


子贡这些想法，在孔子去世前十年，被蔡国人包围那次，两人谈话时已经表达出来了。孔子发愁自己的道无法推行，子贡给的建议是：您的道太高深，世间普通人接受不了，您可以稍微放低一些标准，搞通俗一点，他们就能接受了。7为此惹得孔子很生气。

子贡抬高、神化孔子的证据之一，就是孔子知道的东西多，好像是天生的本领。他对吴国的太宰伯嚭说过孔子的很多超常能力，伯嚭感叹：孔夫子肯定是圣人啊，不然怎么这么多才多艺！子贡说：这应该是老天的意旨，才给了孔夫子这些超能力。

孔子听说了，纠正说：伯嚭太宰应该是了解我的，我早年出身卑贱，所以会很多下层人的技能，真正的君子（贵族）用不着这样！8

伯嚭恭维孔子“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比如能预言未来、呼风唤雨、通灵捉鬼。而孔子对“圣”的解释，是能够造福天下的广大人民，是成功的政治家，尧和舜都未必够得上圣，别人就连想都别想了。9这种对“圣”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神怪色彩。

孔子晚年时而听到关于他“圣”的传闻，他澄清说：“圣和仁者两个标准，我都是达不到的。我勉强能做到的是，对事业永不放弃，对学生诲人不倦，也就这两点了。”10孔子是个人，从没觉得自己是超凡脱俗的圣人、神人。他说过：“我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只是喜欢古代的文化，一直在努力学习而已。”11

孔子曾经问子贡：你觉得我知道的东西特别多，是吧？

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孔子说：你想错了，我的东西都是“一以贯之”。12

孔子说自己“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已经不好猜测了。后人注释家多认为是“忠恕”这类道德标准。其实孔子可能还是说自己的个人经历，像早年干的会计、监工等工作，碰巧有那么大的身份跨界，所以技能多一些。

孔子也从不谈“超自然”的神异现象或能力，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那时的科学水平还没办法彻底否定这些，但孔子是理性的经验主义者，就是只忠于自己见过的事实经验，对于别人转述的怪异、无法解释之事，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有点像现在人说的：“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这本质上是“求真”的心态，不会人云亦云丧失主见，把学问搞成巫术。

孔子把专业技能叫“器”，他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地位高的人不需要学很专业的知识，要全面发展。

但另一方面，领导对下属，就要“器之”，就是要发掘下属的专业技能，不要奢求下属是全面发展的人才。13现在人说“器重”“量才器使”这些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孔子早年给人打工，要干好一个下属的本分，所以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

子贡也很关心孔子怎么看待自己，他专门问过孔子。

孔子说：你也是“器”，什么器呢？“瑚琏也。”14

瑚琏是盛主食的器具，而且是祭祀用的礼器，可以说既体面，又有实用价值，但还没达到“君子不器”的状态。

可以说，对于一个人是不是“器”的问题，孔子有两种定位方法：一是分工的需要，任何人作为下属、雇员，就要履行作“器”的义务，像是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没的选择；另一种是个人的精神追求，能不能在现实利益之外追求点超脱的东西，或者说关心社会的情怀。有这点追求就算“不器”了。只关心个人利益和成功的，就还是“器”。所以他认为子贡是很精美，也很有用的“器”。

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要是有一个人，被整个城区的人喜欢，您是不是也承认他是个好人？

孔子说：那得分开说。要是城里的好人都觉得他好，坏人都觉得他坏，才说明他是个真正的好人。

孔子思考问题是为了“求真”，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追随社会大众的舆论。子贡相反，他不太关心事物的“本质”，而是关心社会大众的态度，成功的商人、政客都是如此。能迎合、顺应大众的需求，就足够成功了，试图改变大众的观念才是费力不讨好。所以子贡搞的是“成功学”，专一的目标就是升官发财。

和孔子相比，子贡看到了人性更现实的一面：大多数人，包括列国的国君，三桓这种掌权贵族，他们处理的是现实政治，关注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不需要人再来讲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究竟是什么，更不接受那些克制欲望，建设理性政治的说教，那样太败坏他们的生活乐趣。他们需要的，恰恰是“超自然”的、神圣色彩的东西，就是通神的方士。巫术更符合他们的欲望，即使最终实现不了，追求的过程也是乐趣，它毕竟让人暂时超脱了庸常无聊的生活。

当然，子贡不是官迷心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他能照顾好亲人、朋友、师生、同学、同僚们这些关系。他当年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孔子去世后，他用各种办法提携、帮助同学，也是尽大师兄的责任。做人方面，子贡是有底线，有追求的。他对事业没什么底线，当个必要职业而已，没孔子那么多情怀，所以他能伺候各种当权者，给他们干各种事情，把自己的官当上去。





造神运动


活着的孔子不接受子贡的意见，死了的孔子却可以被任意包装，供庸人们崇拜。所以到孔子去世后，子贡就和孔子的理念全反着来了，他要把孔子塑造成神人、圣人的形象。

在比较忠实的儒家文献《论语》和《礼记》里面，孔子没有对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发表过意见，他一直生活在很现实的世界里面。但稍晚的史书里，却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贡神化孔子的产物。

先看第一则。在孔子42岁这年，南方的吴国征讨越国，在今天的地图上，这是一次从苏州到绍兴的进军，但对那时的中原列国来说，已经是最遥远的南方世界。当吴军行进到会稽山时，发生山崩，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骨头，一根就可以装一辆车。现在看来应该是恐龙化石。但当时的人不理解，都很惊奇。

吴国到鲁国的使者带来了这个新闻。他向孔子请教这是什么骨头。

孔子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山神，叫防风氏。当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神，防风氏迟到，被大禹杀死，埋在当地。防风氏部族的人很高，都在三丈左右。这骨头应该就是防风氏的。孔子还说，最小的人族，身高三尺（那时的三尺不到今天的七十厘米），最高的人是他们的十倍，就是三丈高的防风氏。15

其实在吴王夫差之前，吴国和中原的联系很少，而且42岁的孔子还没当官，也没有接待吴国使者的机会。反倒是孔子晚年的时候，子贡担任外交官员，经常和吴国人打交道，才有可能听说这类故事，再把它的解释权安到孔子身上。

还有两则孔子在陈国定居时的传奇事件，可能也是子贡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陪在孔子身边了，他可以声称是自己亲眼所见。

第一则：孔子晚年周游到陈国，一只隼掉在陈国朝堂上，身上插着支一尺多长的短箭，箭头是石头做的。陈国君臣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种箭，是遥远的肃慎部落用的，这隼应该是从那里飞来的。当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各遥远部落的人都来进贡，肃慎部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周武王大女儿嫁到陈国，把那支楛矢当嫁妆带来了。你们现在到库房查查，应该还能找到。陈国人到保存古物的库房里翻了翻，果然找出了那支箭，和隼身上插的一模一样。16

第二则：孔子再次到陈国的第二年（鲁哀公三年）夏天，消息传来，说鲁国都城内发生大火了。孔子猜测说：烧掉的应该是桓公、僖公的庙吧？后来证明果然是这两座。17因为按照周礼，国君只能有前三代人的祖庙，更老的要废掉（还有两个更古老的远祖庙，永远不废）。到鲁哀公这一代，桓公、僖公已经在三代之外，现在人没拆毁，天命也要把它们烧掉了。

这两则神异故事，《论语》和《礼记》里面都没有。这些故事里，孔子已经具有了关于神异世界的知识，也有了探究“怪力乱神”世界的兴趣。这已经具有了巫师的职业特征，再往下就是呼风唤雨、未卜先知。

子贡这些神化孔子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因为其他弟子很难配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有若被安排充当孔子化身，要接受众弟子的提问，表演孔子的预言能力。新创的故事情节是：孔子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天没下雨的时候，他会告诉学生出门带伞，然后果然下雨了；一个叫商瞿的学生一直没儿子，母亲想让他娶个小妾，但孔子说不用，他40岁以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应验了。

按照剧情，应该先由其他弟子当众讲出这两则事迹，向有若（扮演的孔子）提问。有若则给弟子们解释自己为何能够预言，并继续提供新预言。结果轮到有若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演，其他弟子看实在不靠谱，也放弃了这个扮演孔子的闹剧。

孔门多数弟子都是按孔子的正统教导读书，适应不了子贡倡导的这个转变，这就是从学者到巫师和算命先生的差距。

孔子去世后，子贡终于挺过了孔门最为萧条低落的时期，把孔子思想传播得更远，同时也把孔子塑造得超凡脱俗，成了庸众心目中标准的圣人。这个过程里面，子贡的官也越当越大，他晚年甚至“常相鲁卫”，就是在鲁国和卫国都当过宰相。

如果没有子贡的一番活动，孔门弟子可能早就风流云散，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关于孔子的很多著作也未必能产生，那将不会有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我们今天对孔子的了解，也会像周公、老子一样稀薄而不可靠。

子贡提携同学，尽量给大家找发展机会，也有人不买账。有个叫原宪的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他看不惯子贡拉帮结派，也不愿参与为孔子服丧的活动，躲到了乡间过农民日子。他的观念可能和颜回差不多，最看重读书做学问，洁身自好，觉得当官就要追随当政者，同流合污干坏事。

子贡有次想起原宪，去看望他，应该是有什么职位出缺了，想拿这位老同学顶上。他随行的学生、仆役众多，车队浩浩荡荡驶入了原宪住的贫民区。这里平时都没有车来往，路边长满了荆棘杂草，车队就像在草丛里穿行，最后停在了原宪的破房子前。

原宪出来见客人，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子贡觉得很没面子，说：您日子过成这样，不是太惨了吗？

原宪说：我听说，没钱叫贫，学了道却不能实行才叫惨，像我原宪这样叫贫穷，不叫惨。

子贡被搞得很没面子，讪讪告辞离开了。后来他特别忌讳这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原宪了。这事就成了“原宪居贫”的典故。

子贡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人生的成功，具体说，是富贵，当大官，挣大钱，而不是孔子追求的“道”——合理的政治秩序。这是他和孔子最大的不同。





三晋新天地


追随在子贡身边的，主要是孔子从卫返鲁后新招的学生，这些人都比子贡年轻十几岁，学的东西不太够，资历也浅，正需要有人提携。除了有若，这个群体还有曾参、卜商等。

子贡看到鲁、卫、齐这些老牌中原国家工作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更远的地方还有机会，特别是孔子没有周游过的国家，比如南方的吴、越（吴国这时正在被越国征服），西方的晋国、秦国。他是做外交工作的，经常到这些国家出使，积累了一些人脉，正好可以把同学推荐过去。那里以前没接触过孔子的学说，会觉得新奇，更容易发展，这也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向外发展最有成效的是卜商（字子夏），他去了晋国。

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论语》里面收了不少他和孔子的谈话。这个人的特色是治学、做事都不严格，对什么都不太在乎，生活态度大大咧咧，孔子说他“不及”，也是这意思。比如他说：一个人要是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就算他没上学不识字，也称得上文明人了。他安慰同学司马牛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后来成了成语。

孔子平生最讲礼制，特别重视程序和仪式。卜商却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他和孔子聊天，说到了绘画，卜商的推论是：找个美女当模特，如实画下来就很好，颜料、画布的质量倒在其次。他还引申：孔子主张的那些“礼”也是如此。这说法让孔子大跌眼镜，觉得太有见地，卜商以后能和自己平等探讨问题了。18因为孔子到老年之后，很多想法都和年轻时不一样了。

卜商当过莒父城的宰，孔子给了他两条施政建议，就是搞政绩不要贪多图快，别去争小利益，不然就是“欲速则不达”。19

孔子也担心，卜商会不会太没原则，把所有准则都丢光了？所以他告诫卜商：你要当“君子儒”，不要当“小人儒”！孔子觉得小人为了名利会为所欲为。

孔子去世后，卜商去晋国，在魏氏寡头辖区里收徒弟讲学，那里被称为“西河”，在山西南部，黄河大拐弯的东北角。卜商长期生活在西河，直到老死。那时的晋国只剩了魏、赵、韩三家大寡头，他们已经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所以这三国常被合称为“三晋”。这是中国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的里程碑。

春秋后期的历史特征，是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已经日薄西山，却没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晋国寡头分裂出来的这三个国家，尤其是魏国。

因为第一，晋国的高级贵族，基本都不是国君家族成员，不是三桓七穆这种所谓“公族”，所以晋国贵族寡头们缺乏“共和”的传统，斗起来就是你死我活，绝对不留活口。至于为什么晋国有这个传统，要追溯到春秋前期的晋献公，就是晋文公的父亲，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

第二，晋国的高级卿大夫家族，原来有十几家，经过很多次政变和内战，到春秋末年打得只剩了魏、赵、韩三家。内战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各家为了应对竞争，慢慢都放弃了贵族分封的管理方式，组建统一指挥的军队，用雇佣的文职管理人员代替世袭封臣等等，所以到战国初期，魏、赵、韩变成了最早建立君主集权的国家。这当中，魏国最为强大，最早推行系统的“变法”，是其他战国国家变法的鼻祖。

当年阳虎在鲁国失败，在齐国也待不下去，就去晋国投奔了赵简子，这是他有眼光之处，在那里能力更重要，不会埋没了他。战国人有个故事，说赵简子得知阳虎来了，准备迎接他，身边人劝说：“阳虎可是善于窃国篡权的人，您收留他，还让他当大官，不怕有麻烦吗？”赵简子说：“阳虎善于篡权，我偏偏善于守权。”他有一套驾驭阳虎的办法，让阳虎不敢再生妄念，老老实实为赵氏服务，奠定了后世赵国的基业。20

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真实，但确实反映了赵、魏、韩三家的领导策略，他们虽然出自寡头，但已经超越了搞寡头共和、贵族世袭的层面，向战国的集权君主转型了。

孔子当初对晋国、楚国都曾经动心，但最后也没下决心前去，他也许失掉了一些机会。到弟子卜商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

卜商到晋国的时候，魏氏名义上还是晋国的一家贵族卿大夫，实际上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时是魏桓子（魏驹）在位，他的太子魏斯向卜商求学。后来魏斯（魏文侯）继承了家业，把魏氏建成了一个真正的诸侯国，而且是列国中最强大的。他任用丞相李悝，发起了战国最早的全面变法运动，废除了贵族制度，把魏国建成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李悝是法家人物之一，他最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法制建设。后来战国列国的变法，建设新型国家，都是用法家思想做指导。

魏文侯手下还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吴起。后来吴起到楚国谋职，又把魏国的变法经验移植到了楚国。这些是稍晚的事，和本书无关，唯一有关的一点，就是李悝和吴起，在年轻时都曾师从卜商。因为西部的老晋国这一带本来没什么学者，卜商在这里办学，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容易产生影响。

至于卜商在魏（晋国）西河讲学的内容，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从个性看，他这人通脱，不拘泥于教条，所以他应当针对魏国这边的实际情况，对孔子的学说有所取舍，比如忽略那些贵族社会的礼俗讲究，更侧重为国君服务的一面，来适应魏国的官僚政治。他能够长期在魏地立足，培养出这么多出色的学生，其实是探索用法家手段治国的先行者。这一派对战国乃至中国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但卜商在西河定居后，和老同学们的联系就很少了，可能他觉得这边的环境和鲁国太不一样，大家也没什么共同语言。到他年老时，儿子先死了，卜商很伤心，眼睛都哭瞎了。曾参听说，专程赶来看望他。卜商还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曾参发怒说：你也太没出息了！你在西河这么多年，没好好弘扬孔夫子的事业，这都是活该！

卜商只能接受，他在西河搞的学问和孔子当年太不一样，在老同学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





曾氏父子不一样


卜商等人事业的成功，其实也是他们大师兄子贡的成功。但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没时间著书立说，只能编造一些孔子的神异故事口头流传。把孔子真实事迹写下来，形成《论语》和《礼记》的，是子贡的小师弟曾参。可以说，曾参几乎把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给毁了。

曾参，这个“参”就是大写的三，因为他字子舆，“舆”就是马车，那时一辆马车拉三个人是标配。他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子贡小十五岁，鲁国人，家庭成分是农民。他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点”是脸上的麻子，那时还有天花病，得过天花的人容易落下麻子脸，他字“子皙”，就是长得白皙，配着麻子相映成趣。

经籍里对曾点的记载不多，比较零碎，《论语》里就是他和孔子谈自己的春游计划。孟子说，孔子对曾点的评价是“狂”，就是不拘礼节，洒脱任性。据说当年季武子死了，曾点听到消息，靠在自己院门上唱歌，显示他对鲁国这个大权臣很不尊重。21但季武子死的时候，曾点应该年纪还小，甚至还没出生，让他唱歌的死者也许是季平子。

曾点爱吃“羊枣”，可能是羊睾丸，让他儿子曾参很受不了。22另外，曾点还爱打儿子，据说有次拿棍子打，打得曾参昏过去很久，差点死了。23曾点没什么显赫的公职和社会活动。但他儿子曾参就有了：孔子去世后，子贡把曾参推荐到了新兴的越国。

在曾参之前，已经有个孔门弟子到南方发展，这个人叫澹台灭明（字子羽，羽毛扇可以扇灭烛火，所以是“灭明”），学习很刻苦，特征是长得很丑陋，孔子不喜欢他。子羽发现自己不受孔子待见，就去江南发展了，在吴国招收了弟子三百人，名气很大。但吴国旋即受到了越国的猛烈进攻，子羽可能死于战争，他的坟墓在苏州。孔子晚年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24

子贡经常和吴、越上层打交道，知道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如今越国灭了吴国，还想对中原施加影响，这是把孔门学派推广到南方的好机会，也及时填补上子羽之死留下的空白。曾参到越国之后，被越王勾践授予了显赫的官位，住进了富丽堂皇的大宅，出门时车队多达百辆。25这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不过曾参没在越国干太久，就又回到鲁国了。这时孔子的孙子孔伋已经十几岁，需要拜师求学。他父亲、祖父都已经去世，曾参就当了孔伋的老师兼监护人，他在越国挣了大钱，这时正好可以帮孔伋过日子，成家立业。

到曾参晚年，干了件影响深远的工作：编辑《论语》和《礼记》。孔子在世时编辑了“六经”，那都是古代的经史文集，没有他自己的观点和事迹——“述而不作”。到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都还记得些孔子的教导，每个人听到的会不太一样，大家交流一下就比较全面了，再口授给下一代学生，也没写成文字。再后来，子贡去世了，曾参也老了，他有了完全的自主权，才和学生们合作，把孔子生平说过的话、办过的事正式写下来，这就是《论语》和《礼记》两部书。直到曾参死后，他的弟子们还在往《礼记》里面增补各种内容。

“论”是汇编，《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汇编。《礼记》的内容就更庞杂了，有关于婚丧嫁娶、祭祀的礼仪，还有很多日常行为规范，有孔子和弟子们的言论事迹，也有大段的编者（曾参师徒）的话，还有些比较晚的篇章，可能是汉代才补进去的。这在先秦诸子文献里也很常见，比如《庄子》一书，大家都承认是庄子写的，但里面也有些后人补进去的篇章。

关于《论语》《礼记》这两部书，史书没记载编者是谁，后世学者为什么推断是曾参和他的弟子们呢？因为书里对孔门弟子的称呼不一样，一般是称名或称字，这是比较平等的称呼，但把曾参则一直写成“曾子”，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而且“曾子”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明显是曾子弟子们写下来的。

关于孔子生平的言行，最确切、最翔实的来源，就是这两部书。这两部书里没有，更晚才出现的故事，大多是后人编造的了。

曾参这个人的风格和他父亲完全相反。曾点是聪明、洒脱，曾参则是老实、愚蠢，也许是从小被他爹打傻了，也许是因为傻才挨打多。孔子在世时，对曾参的评价是“鲁”，也是笨拙的意思。26

孔子的形象被比较真实地记录下来，多亏了曾参的老实，这主要是《论语》；把儒家学说搞得不近人情，没人性，埋下了“吃人的礼教”的伏笔，则是因为曾参的愚蠢，主要代表是《礼记》。所以，要说塑造儒家的功劳，除了孔子这个开山始祖，就是曾参这个记录、转述人了。





曾参还原和曲解孔子


曾参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编辑《论语》，保存了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子贡创造的那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孔子。

曾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老实。孔子的弟子们都知道，活着的孔子是个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但不是圣人或神仙，他们保存下来的那些孔子言行没有任何神异之处。曾参也不例外，而且他父亲更早就追随孔子了，他知道的孔子言行更多。

所以曾参晚年和弟子们整理、编写《论语》的时候，没有收入任何关于孔子神异能力的离奇故事，《论语》专门写了：孔子不喜欢谈论“怪、力、乱、神”。关于孔子说过什么，记录下来比较容易，没说过什么，就不那么容易总结了，这叫“说有容易说无难”。《论语》的这一条非常重要，应该是曾参对子贡神化孔子的行为很不满，觉得完全背离了孔子在世时的教诲，才特意写下的，此举可谓功德无量。

甚至关于孔子早年母亲死了停丧不葬，到处打听孔纥坟在哪里的事件，也是被《礼记》记载下来的。这是关于孔子早年私生子身份的直接证据。如果编写《论语》《礼记》的人是子贡而不是曾参，就不会记录下一个这么真实的孔子。这是历史的幸运。

但和《论语》相比，《礼记》的负面作用就比较大了，曾参的愚蠢在《礼记》里反映得很充分。关于曾参怎么曲解孔子的言行，先讲一个事例，这是曾参自己口授，载入《礼记》的：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要收集他的言论和学说，经常在一起讨论。一次，有若和曾参聊起了这个话题。曾参说：“我听孔子说过：辞职服丧的人，就应该穷起来；死了下葬的人，就该早点烂掉。”

有若听了大惊：“这可不像君子说的话啊！”他觉得太刻薄，不近人情。

曾参说：“真的，这是我从孔子那儿听来的原话。”

有若还是不信，曾参还是坚持。有若没办法，他没亲眼见到孔子讲授，只好暂时承认了。

后来，曾参和师兄言偃聊天，说起了他和有若的这场争论。言偃听完又吃惊了：“原来有若的想法和孔子这么像！”

言偃比曾参大几岁，伺候孔子的时间长，见闻也更多，他详细解释孔子那两句话的来历：“当年孔子路过宋国，听说桓魋给自己做豪华的玉石棺材，三年还没做成，所以孔子说：‘与其这么奢侈，还不如死了早点烂掉！’这话是针对桓魋的事情说的。至于辞职服丧期间该怎么过日子，说的是南宫敬叔，他那时不当官了，经常用马车拉着财宝到朝廷去，给在位的高官们送礼，希望早点给自己任命个职位。孔子为此说：‘要是这么公然行贿的话，还不如变成穷光蛋呢。’这是专门针对南宫敬叔说的。”27

这件事能看出曾参的愚蠢，对孔子的言论断章取义，而且缺乏常识，对这么违背人情的结论都不知道质疑、求证一下。另外，他可能把道听途说来的记成自己亲眼目睹的了，这是糊涂。

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老实，不固执己见，也不替自己狡辩。言偃讲得有道理，他听懂了就真心认可，承认是自己理解错了，不以为耻，到晚年又跟学生们老老实实讲这事，写进了《礼记》里面。只有老实和愚蠢兼备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缺了哪一样都不行。

《礼记》里面记的规矩特别多，其实没人能完全照它做，孔子也做不到。像《礼记》说，贵族男人应该30岁结婚，“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孔子20岁就结婚生儿子了，春秋贵族、国君也都是早婚，30岁一般都子女成群了。其他各种关于君臣、父母子女、夫妻、大小老婆的规矩，更多得数不胜数。这些规矩和禁忌，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是研究的好材料，但真用在生活里就很可怕了。

比如关于夫妻之间的规矩：夫妻的挂衣架不能混用，女人的东西不能放到丈夫的柜橱里，不能一块儿洗澡；夫妻可以一起睡觉，如果有未满五十的妾，丈夫要五天去睡一次，妾要提前做好准备，洗漱、斋戒、整理服装、鞋帽、头发，光整理头发的工序就有“栉、纵、笄、总角、拂髦、衿缨”，现在人已经搞不太清楚都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更奇葩的：如果正房夫人不在家，丈夫就不能跟妾睡……

关于儿媳妇和公婆的规矩：儿媳妇白天都要守在公公婆婆身边伺候，没有老人的命令，不能回自己屋里。儿媳有任何事，不论大小，必须请示公婆。儿媳不能有自己的物品和财产，不能借别人的，也不能把自家的借给别人。如果有人送给自己东西，要接受下来，送给公婆，公婆要接受了，儿媳就表示高兴；公婆要是把东西赐（还）给自己，要推辞，推辞不过的，接受下来，收藏起来，预备着老人什么时候用得着。如果儿媳想给娘家那边兄弟，也必须再向公婆请示一遍，得到批准后才能……

《礼记》里最反人性的，是关于丧礼的规定。比如亲人刚死，家人三天三夜不能吃也不能喝，“水浆不入口”，要做到“伤肾、干肝、焦肺”，把自己往死里折腾，同时还要嚎啕哭丧，接待吊唁者。父母下葬以后，子女只能喝最粗的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草垫子上枕着土块睡觉，这几乎是家畜的饲养方式，一定要“身病体羸”，靠拐杖才能站起来。曾参自称父亲死时自己七天七夜没吃喝，根据今天的医学常识，人七天不喝水肯定会死，这大概有夸张的成分了。28不过曾参确实记忆力不好，有时会把假的记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记成自己亲眼目睹的，倒不是他有意捣鬼。

这里列举的只是《礼记》里面各种规矩的一小点，其他充满压抑和奴性的东西还有很多。到宋代，书生们又把这些翻出来，要在生活中全面贯彻，这就是所谓“理学”或“道学”。可以说，儒家传统文化负面的东西，《礼记》要负一多半责任（当然《礼记》并不都是规矩教条，日常的内容也有不少）。

曾参不光是记录这些他认为千真万确、亘古不变的人伦规矩，他自己还努力身体力行，全按这些规矩做。他死都死得符合规矩。

《礼记》记载，季孙氏曾经送给曾参一条席子，曾参觉得这席子太高档了，不是自己这个级别的人能享用的，只有大夫才配，就一直藏着这床席子（为什么不肯送人呢？也许是期待自己成为大夫）。到他年老病危了，儿子和学生们伺候他，悄悄把这床席子给他垫上了，希望他最后一刻能舒服点儿。

可惜，曾参发现了，说：我已经动不了了，你们把我抬起来，把这席子给换了。我配不上这席子，你们不能害我。

儿子们只好把他抬起来，换了席子。在这番折腾当中，曾参断气了。这是中国第一位道学家的一生——跟曾参相比，孔子真算不上道学家。

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批判儒家思想的愚昧落后，搞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这完全有必要，儒家思想里真有这些污点。但这跟孔子关系不大。孔子这人虽然总结、记录各种规矩，但他毕竟懂“权”，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搞点变通，不坚持原则。他年纪越大，对规矩就看得越淡，所以他晚年喜欢的，是卜商和曾点这两个洒脱人。

可无奈的是，把儒家这些规矩整理到《礼记》里去的，正是曾参这个缺少人性的蠢人，不懂任何权变时宜。后世的朱熹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就直接追溯到《礼记》去了，把儒家搞成了反人性的学派。这方面，孔子是替曾参、朱熹等人背黑锅。

除了编书，曾参还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他是孔子孙子——孔伋的老师。孔伋自己写过一篇文章《中庸》，也收入了《礼记》里面。曾参晚年和弟子们一起编写《礼记》《论语》，孔伋可能也参与了。孔伋死后，还有个再传弟子，孟轲，就是著名的孟子。所以孔伋、孟子这一派受曾参影响，特别讲究修身，规矩最多。

儒家思想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清算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完成，因为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曾参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所以没能把儒家思想里面不属于孔子的、愚蠢的这部分基因挖出来。





成神成圣的新趋势


子贡开创的神化孔子事业，也没有因为《论语》和《礼记》的成书而消失。因为社会上总有信神怪的人，有这个市场，所以后世里神化孔子的事情一直有人做。在战国时候，关于孔子的神异传说就不少了，汉代达到顶峰。

这些传说里面，孔子总是跟黑色的龙、神有关，这大概跟孔子模样有点怪和丑有关。荀子说孔子“面如蒙倛”29，就是脸上像戴了鬼戏的面具。古人有驱鬼辟邪的仪式，会戴着鬼的面具跳舞，象征恶鬼为害人间，最终又被驱逐。

还有种种更神奇的说法：

当年，颜徵在和孔纥在尼山上祈祷神明，感动了黑龙之神，让颜徵在怀孕了；30

孔子出生的当晚，有两条黑龙从天而降，围着颜家的宅子飞舞，还有神女、“五老”降下来助兴；

颜徵在当初在野外的湖边游玩，打了个盹，和黑帝“梦交”怀孕，黑帝还预言了孔子出生的地方。31后来孔子生下来，头上的疙瘩就像尼山的形状，胸部还有字“制作定世符”……32

还有人说，这黑龙、黑帝是“水精”，水里的神怪。因为战国的阴阳五行家认为，五行里水的元素就是黑色。反正孔子都被指向黑色、水生神怪的私生子。

还有关于孔子神异能力的传说，比如，据说他被匡城人误以为阳虎，被包围起来了，孔子就弹了一支琴曲，立刻有暴风刮起来，把匡城的暴徒都给刮跑了。

子路也被神化了，说他是“雷精”之子，他被剁成肉酱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听了伤心，让人把厨房里的肉馅都倒掉，这时天上雷鸣四起，好像雷神在为自己的儿子致哀。33

汉代儒家还有更耸人听闻的说法：孔子是得了天命的人物，就像商汤、周文王一样，注定要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但他太仁义，不愿动刀兵，就整理“六经”，把他创建新王朝的施政纲领都写进去了，这叫“素王”，就是有实无名的王。34这等于说孔子是周朝的叛逆，乱臣贼子。

以上是汉儒们比较狂野的传说，都比较低端，吸引的是文化水平不高、分辨力不强的人群。

但从战国到汉代，还有一种关于孔子“圣”的观念也在积累、成长，这种说法不那么离奇。它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时代崇尚古代的观念。因为传说中最早的三皇五帝都是半人半神，他们那时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比他们次一等，周朝建立的“封建”政治体制，西周和春秋的贵族士大夫政治，在后世人眼里也是比较古老的，可以算个白银时代。

生活在战国和秦以后帝制时代的人，就觉得自己活在黑铁时代，冷酷实用，缺少分封诸侯、士大夫世袭政治和贵族社会的温情。而且经过战国的变法，到秦朝统一六国，旧贵族阶级的遗存几乎被打扫干净。经过这两三百年的战争和社会革命，周朝封建社会、贵族时代的多数规矩，汉朝人都搞不清了。像司马迁写《史记》，就搞不懂周人姓和氏的区别，不光他自己，别的汉朝人基本也都不懂。

但越是这样，孔子越是“升值”，他编辑的“六经”，都是记录周朝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的，在半通不通的汉朝人眼里，这是更古老、更权威的东西，虽然在现实中未必能完全推行，那也是因为时代堕落了，人心散了，不是老的制度和文化不好。这是后世孔子“圣人”形象更重要的来源。

这比黑龙、水精那派要老实一些，但对周朝制度和孔子也有光晕一样的美化。它的代表就是《史记》。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神怪版本的孔子故事已经很流行了。但司马迁的态度比较严谨，他写《孔子世家》，仍然以《论语》和《礼记》为依据，基本上剔除了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还有点把周朝看作三皇五帝时代的尾声，孔子是尾声的尾声，抱有浪漫主义的推崇。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潮下的孔子形象，归纳为“怀古派的圣人”。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汉代以后的官方精神，和文人知识界的主流，就是延续司马迁的基调，把孔子看成一个比较温和、现实的圣人，代表了怀古思潮的精神象征，一直到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中间还有过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王莽的新朝，那时孔子被塑造成了怪力乱神之神。但王莽很快就失败垮台，这个势头也就过去了）。

而在文化程度比较低的群体里面，孔子的神异故事还是受欢迎。宋代以后，小说和戏剧发展起来了，孔子本来是改编神异故事的好题材，但历代朝廷都有禁令：不许用孔子形象写通俗小说，演戏剧。这防止了孔子被进一步非理性化、神化。专制王朝很提防宗教，哪怕是打着孔子旗号的宗教，因为儒家思想被官方提倡，本来影响力就很大，如果再出一个“教主”，肯定会侵夺皇权，分享官僚机器的一部分职能和利益。这个大背景下，孔子基本保持住了真实的形象，充其量是个温和的“怀古派圣人”。比孔子晚一点的老子、庄子，就被后世道教塑造成了神仙人物。

应当感谢曾参和他编辑的《论语》，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不至于荒腔走板演生成宗教教主。当然《论语》也有些遗憾，就是只侧重孔子教学、修身方面的言论，其他方面记载很少，比如孔子当官的几年，处理的政务肯定很多，但都几乎没有记载，关于政治斗争和丢官的过程，记载得更是模糊。可能孔子早年的弟子不太喜欢提那些伤心事，晚期弟子就不知情了。

另外，关于孔子的私生活，《论语》只侧重记载他作为一个大学者、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面，其他很多方面都是空白。比如，孔子和妻子、和女性的关系，他喜欢诗和音乐，有这种修养的人，年轻时总应该有些比较浪漫的经历，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干巴巴的道德先生。再如，孔子说自己很难“不为酒困”，意思是常有喝酒误事的时候，说明他嗜酒，《论语》里有些语气比较激烈的话，可能是喝高了跟学生们吹牛的。35但这方面的记载都是空白，今天也没法进行太完整的复原。





孔子身后事


关于孔子身后的学说和形象，其实与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了，别人如何看待他、讲述他，把他当成圣人或者反派，都是别人的事情，和他无关。我们最后交代一下和孔子有关的人与事。

孔子的墓地变成了“孔里”，成了孔门弟子和后人聚居的地方。他生前很多用具，像颜回父亲请孔子卖掉的那辆马车，还有孔子穿过的大号鞋子，大概陪他踩过淮河边的泥土、黄河岸的沙砾，都保存在孔庙里面。三百年后司马迁到曲阜，看到这些，使他睹物思人，“低回留之不能去”。

后来，这些遗物被汉朝廷征调到东都洛阳，保存在最戒备森严的地方：武库（中央兵器库）。和它们存放在一起的，还有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王莽的头骨等珍贵历史文物。不幸的是，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武库被一把大火烧毁，孔子遗物和二百万士兵的装备一起化为灰烬。

阳虎最后一次见诸史书，是孔子去世前七年，此后再无下落。他大概终老于晋国赵氏门下。战国的赵国如果纪念开国先贤，里面应该有阳虎。

得罪过孔子的那位桓魋，一直在宋国掌权。他还带兵攻打过一次郑国，结果临阵胆怯，弃师而逃。桓魋在国内权势太大，宠爱他的宋景公也逐渐不满。孔子71岁那年，桓魋和宋景公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失败后逃到了齐国，继续在那里做高官，直到老死。孔子去世后六年，宋景公也死了，冉有代表鲁国前去吊唁。

流亡多年的卫国蒯聩太子，回国赶走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辄，登上君位的三年后，因为得罪赵简子，又被迫流亡。会说吴语的出公辄再次回国为君，几年后又被贵族赶走。出公曾试图请子贡帮他回国，子贡没答应。但出公后来似乎又一次（第三次）回国为君。至于他的父亲蒯聩，却不知所终。

孔子去世四年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夫差自杀。越国势力一度笼罩中原。鲁哀公忍受不了三桓的专权，逃到了越国，试图靠越国人的支持夺回权力，却没有成功。这和他伯父鲁昭公当年的经历差不多。

孔子的老亲戚，移民卫国的颜浊邹，后来又迁到了齐国定居，具体原因不详。孔子去世六年后，齐军入侵晋国，颜浊邹在军中战死。按他的年龄和出身，似乎和打仗不沾边，也许是他有治“痈疽”的医术，随行当军医去了。他的儿子颜晋因此获得了一块封地——五个村子。他是孔子弟子、亲人中唯一确定获得世袭封地的人。

孔子会见过的南子夫人，在卫灵公死后也不知所终。后世有人说，南子和相好的公子朝一起去了晋国，在那里白头偕老。但这是重名误会：南子爱的，是宋国的公子朝，去晋国的那位，是卫国的公子朝，不是一个人。卫公子朝去晋国，是孔子见南子前二十七年的事情，不是一代人。当时人为了区别，特意叫宋国的公子朝为“宋朝”。

这种考证其实很无聊，因为它不能否定南子和宋公子朝最终没能生活在一起。毕竟，面对这个充满纷扰忧虑、变幻无常的世界，后人唯一能祝福的，也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 * *



1　《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2　《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3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4　《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5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6　《论语·子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7　《史记·孔子世家》：“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8　《论语·子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9　《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0　《论语·述而》：“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11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12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13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

14　《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15　见《国语·鲁语》。

16　见《国语·鲁语》。

17　见《左传·哀公三年》。

18　卜商这些言论，见《论语》的《八佾》《子张》《颜渊》《子路》等篇。

19　《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20　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21　见《礼记·檀弓下》。

22　见《孟子·尽心下》。

23　见《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建本》。

2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5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

26　《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27　见《礼记·檀弓上》。

28　见《礼记·檀弓上》《礼记·问丧》。

29　《荀子·非相》。

30　见《礼记·檀弓》孔颖达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31　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图》。

32　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一引《春秋演孔图》。

33　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引《风俗通》。

34　见《拾遗记》。

35　《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有点遮遮掩掩，大意是说孔子喝酒没有特定的量的限制，但不会喝到撒酒疯（乱）的程度。这是孔门弟子们对老师比较恭敬的说法，写实程度恐怕不如孔子的自述。





外篇一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莽荒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蕞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殷。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黄土掩埋着商王朝最后的都城废墟：殷墟。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着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见彩图13—16）

彩图13

殷墟一个贵族幼儿的墓穴，随葬的是一些同龄幼儿的头颅。（笔者摄于安阳殷墟博物馆）



彩图14

彩图14贵族幼儿墓穴中随葬的玉质钺、戈、斧，适合幼儿手型，造型也接近儿童玩具。（笔者摄于安阳殷墟博物馆）



彩图15

青铜甗里装着蒸熟的人头，殷墟不止一次出土过这种祭祀用品。（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彩图16　殷墟遗址复原图（笔者摄于安阳殷墟博物馆）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17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15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古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殷都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噩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今山西、陕西地区），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部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数千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近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图5　“周方伯”甲骨拓片

（“贞王其又大甲，周方伯，，卤正，不左，于受有佑。”）（周原甲骨H11: 84）

这是一片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拓片，上面卜辞的大致内容是：商王向先王太甲献祭，询问是否适合“册周方伯”（册封周人首领为方伯）；“伯”字后面那个较复杂的字形，是手抓着一个女子，下面放着一个接血的盆子，这是占卜时献祭的方式；占卜结果显示一切吉利。然后，应当是商朝使者带着这片甲骨去册封周方伯，它就是商王朝的任命文书。至于发布这个册命的商王是哪一位，受封的周方伯又是哪一代（古公、季历或文王），就不好判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片甲骨的出土地就是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到的周原地区；这片甲骨和其他西周前半期的甲骨存放在一起，可能于西周中期被掩埋。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图6　有“用羌”内容的甲骨文拓片（“贞用羌于祖乙正”）

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下同。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2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烧灼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文王周昌到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使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在黄河以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殷都，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很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渠道传向殷都，而商朝占卜官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殷都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5，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

文王诸子这次去殷都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殷都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殷都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殷都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正常不过。

图7　“卯五羌”甲骨文拓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殷都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至少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殷都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图8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甲骨文拓片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还有些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鄂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图9　“羌二方白（伯）其用”甲骨文拓片



在《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曾表示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永远无法获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决心。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殷都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癫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异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独占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开心，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献祭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身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殷都，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6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7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殷都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殷都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殷都。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检查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殷都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殷都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甚至吃过了伯邑考的肉酱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殷都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要么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要么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周命维新


从殷都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殷都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殷都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8，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9

从殷都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与吐哺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殷都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噩梦之痛。10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11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噩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12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噩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殷都？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大军，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殷都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卧室。每次从噩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噩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噩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没有记载。但在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他一直比兄长表现得更平静，只是用餐时常有失控呕吐的习惯。后世人已经不理解这个隐疾的根源，于是在辗转传说中变成了“周公吐哺”的成语典故，并因此说明他勤于政务。

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召唤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知？13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殷都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殷都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殷都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殷都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殷都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14，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王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15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殷都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16





新商人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殷都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作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文明的姜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殷都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残存的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17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头颅，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18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殷都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10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殷都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19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殷都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公制度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殷都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殷都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殷都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殷都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殷都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深藏在周原档案库中的那片商王“册周方伯”卜骨属于侥幸漏网，周人肯定不愿后人知道他们曾臣服效力于商的那段历史）。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0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原住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责任的励志说教。21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很可能埋葬在他的周原封邑内，但后世人都不知其陵墓的具体所在。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22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说明：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写作时间比2010年版《贵族的黄昏：孔子和他生活的时代》稍晚，这次附录于书末。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商周之际的历史记载比孔子时代更为久远茫昧，所以写作的风格稍有不同，这次收录时一仍其旧，只做了少量增补。



* * *



1　周人是姬姓，自《史记》以来习惯称文王姬昌、周公姬旦等。但按周人自己的习惯，姓只能用来称呼女性，男性只能称氏，周族首领的氏就是“周”。所以如果我们尊重周人的话，只能给文王叫“周昌”，其他以此类推。

2　见《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3　这种“八卦”运算体系可能起源于淮河流域，而早期商人就在那里崛起，所以八卦和甲骨占算属于商人及东方文化一系。

4　《竹书纪年》载季历被商王杀死。但杀死季历的未必是真正的商人，而可能是和他妻子大任类似的商人外围邦国。春秋时还多有国君、公子到妻子或母亲之国淫乱，最终激起仇杀的事件。这很可能是季历的真正死因。历史文献多对季历生平语焉不详，可能也和他死得不甚光彩有关。至于为商王所杀的说法，则可能来自周人灭商后改写的历史。

5　《史记·殷本纪》。

6　《尚书·盘庚》。按，《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版本，一般认为今文版是真，古文版是后人伪造。《盘庚》篇今、古文都有，定然是真。但古文《尚书》里还有一些篇章，讲商王遵守各种德行，甚至服丧三年，今文版本中却没有。这说明后人在伪造古文《尚书》的时候，给商人加上了他们本来没有的道德观念。

7　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

8　见《诗经·大雅·皇矣》。

9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10　见《寤儆》《和寤》《武寤》《武儆》等篇。

11　《逸周书·寤儆》。

12　见《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逸周书·小开武》。

13　《逸周书·大开武》。

14　《诗经·大雅·大明》。

15　《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16　《诗经·大雅·大明》。

17　《逸周书·商誓》。

18　见《逸周书·世俘》。

19　见《逸周书·度邑》。

20　《论语·子张》。

21　现存的爻辞掺入了后人的发挥，但周公的意见仍可能包含其中。

22　《尚书·顾命》。





外篇二　春秋晚期及孔子生平大事编年


（公元前572年—公元前467年）

按：此编年根据鲁国官方文献《春秋》及《左传》整理而来，并参考《史记·孔子世家》，记事以鲁国为中心，时间跨度为鲁国的襄、昭、定、哀四个国君。





鲁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孔子出生前21年


晋卿栾黡召集鲁、宋、卫、曹、莒、邾、滕、薛等诸侯国的卿大夫和军队，平定宋国内乱。鲁卿孟献子（仲孙蔑）代表鲁国参加。齐国未参与诸侯联军，晋国进行责难，齐灵公派太子光到晋国为质。

晋卿韩厥取代栾黡，率诸侯联军伐郑国，因为郑向楚国臣服。联军随之侵扰楚国边境。

楚军救郑，并攻击宋国。

周简王卒，灵王继位。





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孔子出生前20年


为报复晋国联军，楚共王命令郑国伐宋。

郑成公卒，僖公继位。此时郑国权力主要掌握在郑穆公的儿子辈手中，这些人是成公的叔伯，僖公的堂祖父。

晋卿荀罃召集鲁、齐、宋、卫、曹、邾、滕、薛、小邾等诸侯卿大夫和军队，对郑国进行威胁。





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孔子出生前19年


楚军攻吴，失利。

鲁襄公即位以来首次赴晋国朝见，与晋悼公进行盟誓。

晋悼公召集鲁、宋、卫、郑、莒、邾等诸侯国君，及齐国太子、周王卿士单公会见，并举行盟誓。

晋悼公事先遣使通知吴王参会，希望吴能服从晋的权威，一起对抗楚国。但吴王寿梦没有反应。

陈成公老病，未参会，派卿大夫袁侨代为出席。





鲁襄公四年，公元前569年——孔子出生前18年


陈成公卒，哀公继位。

孟献子陪同鲁襄公赴晋朝见，向晋悼公请求：将近邻小国鄫作为鲁的附庸。晋悼公初不允。孟献子说：鲁国对晋国有纳贡、提供兵役劳役等义务，但鄫对鲁、对晋都没有任何义务，如果鄫成为鲁的附庸，也就提升了鲁为晋服务的能力。晋悼公许可。

晋卿魏庄子（魏绛）负责处理戎人部落事务（戎是生活在今山西及豫西山地的蛮族）。魏庄子在其中选择统治代理人，约定规范，戎人部落多臣服于晋国的权威。





鲁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孔子出生前17年


楚军伐陈。

晋献公召集诸侯国君和卿大夫，联兵援陈。吴国也派使臣参加。

一部分联军留在陈国驻防。

鲁卿季文子（季孙行父）卒，季武子（季孙宿）继位。





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孔子出生前16年


莒国灭鄫。晋国责问鲁国为何未能尽宗主义务，坐视鄫国灭亡。

季武子到晋国解释。

齐国吞并莱国。





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孔子出生前15年


郯国、小邾国国君来朝见鲁襄公，这是附庸对于宗主国的礼节。

季武子营建自己的封邑费城城墙，这是权臣坐大的体现。

郑僖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专权的“七穆”堂祖父们很不满，至此，七穆暗杀了郑僖公，向列国通告：国君死于疟疾。五岁的郑简公继位。

楚军攻陈，晋悼公召集诸侯国君救陈。陈哀公担心晋国不可靠，从晋国的盟会上逃归。楚国对陈的影响力逐渐加大。





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孔子出生前14年


郑简公的叔伯辈试图除掉七穆，失败，多人被杀。

鲁襄公到晋国朝见晋悼公，接受对晋国贡赋的新任务。郑、齐、宋、卫、邾的国君或使臣也到晋国接受了任务。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孔子出生前13年


秦、楚都对晋国主导中原的行为不满，试图联合伐晋。

郑国受到晋和楚两方面的压力，摇摆于两者之间。





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孔子出生前12年


晋悼公召集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君及齐国世子，与吴王寿梦会盟，这是吴王首次参加中原会盟。

吴王寿梦表示服从晋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晋国此时出于对抗楚国的目的，有意拉拢吴国。

晋与列国攻灭东方原住民小邦，偪阳。孟献子率领鲁军参加，其家臣、仆役多参战，陬人叔梁纥（孔子之父）冲开偪阳城门，解救了被困联军。

郑国都城发生内战，新、老贵族试图联合消灭专权的七穆家族，被七穆扑灭。子产（公孙侨）在内战中表现出色。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孔子出生前11年


鲁国军队扩编为三个军，三桓家族（季武子、叔孙穆子、孟献子）各掌握一个军，原属国君的封邑、属民被三家瓜分。

郑国摇摆于晋国与楚国之间，晋悼公召集中原诸侯向郑国施加压力。





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孔子出生前10年


吴王寿梦卒，诸樊继位。

鲁襄公赴晋国拜会晋悼公。





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孔子出生前9年


楚共王卒，康王继位。

吴军侵楚，失利。





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孔子出生前8年


晋国召集诸侯的卿大夫会见吴国使臣，此次会盟没有国君参加。

晋悼公带领诸侯联军伐秦国，但晋国列卿没有作战决心，无果而返。





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孔子出生前7年


卫献公不尊重掌权的卿大夫，在国内无法立足，逃亡到齐国。权臣拥立宗室公孙剽为君，是为卫殇公。

晋国召集同盟诸侯大夫，试图调停卫国内乱。

晋悼公卒，平公继位。

郑国五年前内乱中，部分失败贵族逃避到宋国。郑七穆家族向宋国上层行贿，并派家族代表到宋国作抵押（为质）。宋国向郑国移交了三名反对者，七穆将其处死碎尸。





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孔子出生前6年


晋平公召集同盟诸侯列国国君，会上拘押了与楚保持联系的莒、邾国君。

晋国联军伐楚，取得小规模胜利后返回。楚康王未下决心与晋决战。

齐灵公率兵侵扰鲁国北境，此举挑战晋国在中原的主导地位。鲁国向晋国求援，晋国表示因国君新近更替，暂无法顾及。





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孔子出生前5年


齐灵公率兵劫掠鲁国北境，围困臧孙氏的封邑防城。鲁军三百人夜袭齐军营地，孔子之父叔梁纥参战。齐军撤退。

宋国权臣华氏家族内乱。





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孔子出生前4年


齐灵公攻鲁。晋国召集同盟诸侯伐齐。联军深入齐境击败齐军，齐灵公放弃抵抗，逃归都城临淄固守。联军破坏了临淄郊区。





鲁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孔子出生前3年


春，晋国及联军从齐国班师，经鲁国境内回国。鲁襄公为晋国六卿举办隆重的庆功典礼。邾国部分土地被割让给鲁国，作为对其追随齐国的惩戒。

齐灵公卒，庄公继位。齐庄公之母为鲁国贵族颜氏女子。

晋国准备再次伐齐，得知齐灵公死讯后中止。

齐国向晋国求和。





鲁襄公二十年，公元前553年——孔子出生前2年


晋平公与齐庄公及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列国国君会盟。





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孔子出生前1年


晋国卿栾盈势力扩大，引起范氏等诸卿反对，栾盈逃亡楚国。范宣子执政。

栾盈逃亡途中，经过周王领地洛阳，被当地人劫掠。栾盈向王室控诉，列举先祖在晋国为臣期间对王室的贡献。周灵王下令归还其被劫掠的财物，并派人将其护送出王室领地。

晋平公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国君会盟，要求列国不得接纳栾氏成员。





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虚岁1岁）


栾盈去往齐国。

晋平公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国君会盟，再次重申对栾氏的禁令。

郑国使臣子产对晋国使臣表达不满，认为大国屡次召集会盟，小国承担的义务太多，不堪重负。但七穆还是让郑简公参加了这次会盟。





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孔子2岁


晋平公准备将一个女儿嫁给吴王诸樊。齐庄公派使臣到晋国祝贺，暗中将栾盈带到晋国都城。

栾盈召集亲党发动叛乱，范、赵、韩氏坚决反对栾盈，魏氏（魏献子）本来支持栾盈，但被范氏挟持，未能参与。栾盈作战失利。

齐庄公率军队伐晋，经过卫国侵入晋国，占领朝歌。获悉栾盈已经失利后，齐军撤退。晋国彻底消灭栾盈势力。

鲁国派兵援助晋国，但未敢介入战事。

孟庄子（孟孙速）卒。孟孝伯（孟孙羯）继位。

孟氏族长变更引起鲁国高层纠纷，季武子因此驱逐了臧孙氏族长臧孙纥，改立臧为担任族长。臧孙纥出奔邾国。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3岁


孔子父叔梁纥可能在这年去世。

晋平公召集同盟诸侯国君，准备联合进攻齐国，因晋国发生洪水而拖延。

齐庄公担心晋国的报复，与楚国通使。

楚康王为分担晋国对齐国的威胁，带领蔡、陈、许三国国君联兵伐郑。

晋国联军赶来救郑。晋楚发生小规模冲突，双方撤军。





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孔子4岁


齐庄公与贵族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杀死。崔杼拥立齐景公，崔氏、庆氏掌权。

晋平公召集诸侯伐齐，适逢齐国君位更替，齐景公派人向晋君示好，给晋军上下丰厚馈赠。晋与诸侯认可了齐国此次君位更替。

晋国范宣子卒，赵文子（赵武）继任执政，大大降低了同盟诸侯给晋国的贡赋标准，获得好评。

郑国讨伐附庸于楚的陈国，获胜后向晋国献捷，子产担任使臣。

晋国表示不满，于是郑简公赴晋国致敬。

陈与郑达成和解。





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孔子5岁


卫国权臣宁氏杀死卫殇公，迎立流亡在外的卫献公。在齐、郑两国的斡旋下，晋国认可了卫国此次君位更替。

楚康王伐郑，进行破坏性惩戒。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孔子6岁


宋国卿向戌主持“弭兵”，即倡议晋、楚两国达成和平协议。

晋国执政赵武、楚国令尹屈建及鲁、蔡、卫、陈、郑、许、曹国的卿大夫，在宋国举行盟会。晋楚达成共识：两国各自的同盟附庸国应当“交相见”，就是对晋、楚都要履行朝见和纳贡义务。秦国和齐国较强大，不在此规定之内。

这次盟会上，列国卿大夫举行了很多场会谈、会见，都“赋诗”表达意见，与会者竞相展示优美的文辞、典雅的举止。这是春秋卿大夫的贵族文化风尚达到的顶峰时期。

卫献公借助其他卿大夫灭掉了专权的宁氏。

齐国崔氏家族内乱，被灭，庆氏掌权。





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孔子7岁


庆氏家族在齐国专权，引起其他家族不满，被攻灭，庆氏逃亡国外。

楚国令尹屈建卒，赵武在晋国为之举行了吊唁仪式，因为两国已经有盟誓关系。

周灵王卒，周景王继位。

楚康王卒。

这年，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君到晋国朝见；鲁、宋、陈、郑、许国的国君到楚国朝见。这是履行去年列国会盟达成的规定。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孔子8岁


楚王郏敖即位。

季札首次代表吴国出访中原列国，到鲁，叔孙穆子（叔孙豹）负责接待。

卫献公卒，卫襄公继位。





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孔子9岁


郑国，子产代替子皮执掌国政。





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孔子10岁


鲁襄公卒，经过一番小波折后，昭公继位，时年19岁。

孟孝伯（仲孙羯）卒，孟僖子（仲孙貜）继位。

楚国令尹子围有专权的趋势。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孔子11岁


晋执政赵武、楚令尹子围召集鲁、齐、宋、卫、陈、蔡、郑、许、曹国的卿大夫，在虢地举行盟会，这是在维系晋楚弭兵之后的两强和解秩序。鲁国叔孙豹参会。





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孔子12岁


晋国卿韩宣子（韩起）到鲁、齐、卫等国出访。

郑国七穆家族内部，驷氏的公孙黑野心膨胀，试图消灭游氏，被各家联合压制，公孙黑自杀。

公子围弑楚王郏敖，继位，是为楚灵王。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孔子13岁


齐国卿晏婴出使晋国，与晋大夫叔向结交，说陈氏（田氏）贵族在齐国日益坐大，“齐其为陈氏矣”。叔向也谈及，晋国列卿有架空国君的趋势，“公室将卑”。

子产陪同郑简公到晋国，朝见晋平公。

叔孙豹卒，叔孙昭子（叔孙婼）继位。





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孔子14岁


楚灵王召集蔡、陈、郑、许、徐、滕、顿、胡、沈、小邾国君及宋国世子、淮夷，在申地会盟。这是楚国的南方势力范围。鲁、卫、曹、邾推脱了这次会盟。

楚王带领附庸诸侯伐吴，俘获了逃亡在吴的齐国贵族庆封，杀之。

郑国子产“作丘赋”，可能是让各家贵族按照地产数量提供兵役和军费开支。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15岁


鲁国把三军裁撤为两军。三桓家族再次划分地产和势力范围，因为季武子资历老、强势，季氏独占一个军，即一半领地。叔孙氏和孟孙氏分掉另一半，联合组建另一个军（春秋时一军万人或数千人）。

楚灵王娶晋平公之女，晋卿韩宣子护送亲事到楚国。

楚灵王带领附庸诸侯伐吴国，无功而返。

可能在这一年，孔子母亲去世，孔子获得了父亲家族的承认，实现了父母合葬。孔子由此获得士的身份，进入贵族阶层。孔子晚年自评：“十有五而志于学”。





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孔子16岁


郑国子产“铸刑书”，可能是约束七穆家族和其他贵族，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破坏郑国的寡头共和局面。

吴、楚发生战争，楚军失败。

孔子进入曲阜贵族圈子，学习各种知识。可能在这年，孔子参加季氏家族宴会，被阳虎羞辱而出。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17岁


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到楚国朝会。

卫襄公卒，卫灵公继位。

季武子（季孙宿）卒，季平子（季孙意如）继位。





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孔子18岁


陈国贵族内乱，楚灵王灭陈。

孔子可能开始在季氏家做基层管理工作。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19岁


楚灵王召集鲁、宋、郑、卫四国卿大夫，在陈地会见，此举是让中原列国承认楚国吞并陈国。

孔子可能在这年结婚。后生一子（孔鲤）、一女。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孔子20岁


季平子率鲁军伐莒国，在祭祀商人之神的“亳社”杀俘虏献祭。

这可能是商代人祭遗风的隐秘流传。

晋平公卒，昭公继位。

宋平公卒，元公继位。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21岁


楚灵王诱杀蔡灵侯，吞并蔡国。

孟僖子与邾庄公会见，途中结识泉丘女子，后女子投奔孟僖子，为之生孟懿子（仲孙何忌）及南宫敬叔。

晋卿韩宣子与鲁、齐、宋、卫、郑、曹、杞卿大夫相会，讨论救援蔡国。晋派使者至楚，要求楚国放过蔡国。楚灵王不允。





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孔子22岁


郑简公卒，定公继位。

季平子与管家南蒯不和，南蒯在费城反叛，又逃亡到齐国，受到齐景公庇护。

楚灵王野心膨胀，梦想成为列国中唯一的霸主。





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孔子23岁


楚国上层内乱，楚灵王被弑，弃疾即位，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改变了灵王时期的诸多乱政，恢复了陈、蔡两国及其国君地位。三年前鲁国伐莒，晋国因国君更替无暇顾及。此年，晋国借列国盟会之机逮捕了季平子，后将其释放。





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孔子24岁


楚平王整顿内政，打击过于骄横的贵族。





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孔子25岁


鲁昭公赴晋国朝见。

周景王之王后（穆后）卒。晋卿荀跞赴周（洛阳）参加葬礼，受到周景王款待。

晋卿荀吴伐鲜虞等狄人小国，向太行山东麓扩张。





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孔子26岁


晋昭公卒，顷公继位。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孔子27岁


晋卿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在洛阳以西山地），因为陆浑戎与楚国交好。

小邾国、郯国国君来鲁国朝见。

吴、楚发生边境战争，楚军失利。





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孔子28岁


夏，宋、卫、陈、郑都城同日发生大火。子产督导郑人灭火，工作出色。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孔子29岁


楚平王为儿子（太子建）娶秦国公主嬴氏，发现公主美貌，于是自己娶为王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30岁


因娶妻之事，楚平王与太子建发生矛盾，太子太傅伍奢被杀，其子伍员逃奔吴国。太子建逃亡宋国。

宋国、卫国发生上层贵族内乱。

郑国子产卒。

孔子可能此时开始招徒办学，晚年自评：“三十而立”。





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孔子31岁


宋国华氏内乱升级，华氏招引吴军入境干涉。齐国派兵援助宋君。





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孔子32岁


宋国内乱平息，华氏失败、出局。

周景王卒，发生继承人纷争、内战。





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孔子33岁


周敬王（王子匄）逃亡到晋国庇护下。王子朝自立，但未得到晋国支持。

吴、楚发生战争，楚失利。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


三月，孟僖子卒，曾嘱咐其子孟懿子及南宫敬叔：聘请孔丘为师。

王子朝控制洛阳，与晋国对峙。

五月，孔子陪同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到周王城洛阳，适逢日食。此次旅行目的不详，也许孟懿子试图与王子朝建立联系。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


晋卿赵简子（赵鞅）召集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等国卿大夫，商讨平定王室内乱之事。参会列国为流亡的周敬王提供粮食、劳动力。

鲁国贵族发生内斗，鲁昭公逃亡到齐国境内，受到齐景公接待。

孔子可能寻机追随鲁昭公到齐国，又在齐国贵族高氏家中工作。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孔子36岁


齐景公试图护送鲁昭公回国，未果，占领了鲁国边境的郓城，安置鲁昭公。

晋国派兵伐王子朝，护送周敬王到洛阳。王子朝携带周王室典籍逃奔楚国。

楚平王卒，昭王继位。太子建仍流亡在外。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孔子37岁


吴公子季札受吴王僚之命，出访中原列国。

吴公子光暗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

季札访问中原后经过齐国返回，其长子死于齐国，季札在当地举办了葬礼。孔子当时在齐国，观摩了葬礼。

宋、卫呼吁晋国协助鲁昭公回国。晋卿范献子接受了季平子贿赂，故意拖延此事。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孔子38岁


晋国贵族内乱，祁氏、羊舌氏失败出局，剩余范（士）、知、中行、韩、赵、魏六家，基本垄断晋国政局，称为晋“六卿”。

鲁昭公仍流亡在外。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孔子39岁


晋赵鞅、荀寅铸刑鼎。孔子认为是政治失序的表现。

鲁昭公仍流亡在外。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40岁


晋顷公卒，定公继位。

吴国扩张，灭徐。吴王阖闾任用伍员，加强了对楚国的侵扰。

可能在此年，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定居。孔子晚年自评：“四十而不惑”。

鲁昭公仍流亡在外。





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孔子41岁


晋卿范鞅带兵到鲁国，试图帮助鲁昭公回国。但范鞅接受了季平子贿赂，认可了季氏代理国君的现状。

鲁昭公仍流亡在外。





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孔子42岁


吴首次伐越。

晋卿韩简子召集鲁、齐、宋、卫、郑、曹、莒、薛、杞、小邾等国卿大夫，为周敬王修筑成周（洛阳城），防范流亡在外的王子朝势力反扑。

孟懿子代表鲁国参与了此次会见和工程。这标志着在鲁昭公流亡在外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三桓家族对鲁国的管理权。鲁昭公卒于流亡地。





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孔子43岁


三桓选择昭公之弟公子宋即位，是为鲁定公。

鲁昭公尸体运回鲁国，季平子有意将其葬在国君墓区之外。追随昭公流亡的大小贵族相继返回鲁国。





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孔子44岁


吴军在边境击败楚军。





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孔子45岁


蔡昭侯朝见楚昭王。楚令尹子常向蔡君勒索贿赂。蔡昭侯赴晋，请求伐楚。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孔子46岁


晋定公召集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国国君，会盟于召陵，准备伐楚。此次盟会的名义召集人是王室之卿，刘文公。齐景公未参会，派卿国夏出席。这是春秋列国的最后一次大型盟会，也是晋国主导的最后一次。

晋卿荀寅向蔡昭侯索贿，未得，于是联军放弃了伐楚。

吴王阖闾大举伐楚，连续击败楚军，攻占楚都郢城。楚昭王逃亡在外。申包胥到秦国求援。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孔子47岁


趁楚国战乱，周敬王派人暗杀了在楚国的王子朝。

秦、楚联军击败吴军。越国在后方袭击吴国。吴军被迫从楚国班师。楚昭王返回郢城。

夏，季平子、叔孙成子（叔孙不敢）相继去世。季桓子、叔孙武叔继位。阳虎开始控制季氏及鲁国政局。

可能在这年，阳虎劝说孔子从政，未果。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孔子48岁


郑国灭许国。

因为郑国支持王子朝余党，晋国命令鲁国伐郑。鲁定公率军伐郑，实际统帅为阳虎。鲁军破坏了郑国的匡城，返回途中经过卫都，不礼，触怒卫灵公。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孔子49岁


齐景公、郑献公举行会见，两国决定不再服从晋国的权威，并邀请卫国加盟。卫灵公动心，但担心卿大夫不支持。

齐军伐鲁，因为鲁仍对晋国效忠。阳虎实际主持对齐作战。





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0岁


齐卿国夏、高张率军伐鲁。

晋卿士鞅、赵鞅、荀寅率军救鲁。鲁定公赴晋军犒劳。

晋诸卿与卫灵公会盟，盟誓仪式上对卫灵公不礼。卫灵公决定弃晋、倒向齐郑联盟。

阳虎试图除掉鲁国三桓势力，未果，遂据守阳关、费城等地叛乱。三桓处于危机之中，于是请孔子从政，抗衡阳虎。孔子晚年自评：“五十而知天命”。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


阳虎接连失败，先逃亡到齐国，又逃亡到晋，效力于赵鞅（赵简子）。

孔子开始担任中都宰。后升任鲁国大司寇，开始参与鲁国上层政治。

齐景公、卫灵公联合伐晋。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52岁


鲁定公、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孔子主持仪式。这标志着鲁国脱离了晋国阵营，齐、鲁结盟对抗晋国。齐国归还了以往侵占鲁国的土地。

晋卿赵鞅伐卫。

宋公子地得罪权臣向魋（桓魋），逃亡。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53岁


鲁国与郑国实现和解，共同反晋。齐、卫、郑、鲁东方四国“反晋联盟”成形。

宋国更多贵族与向魋对立，都失败。

孔子弟子纷纷在鲁国做官，或者做季氏家臣。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54岁


孔子提倡“堕三都”。叔孙氏拆除郈城城墙；经过战斗驱逐了费城的阳虎余党，费城城墙被拆除。

随之要拆毁孟孙氏的成城，孟孙氏家臣据城抗命，鲁定公率军攻击，未果。成城被保留。三桓逐渐对孔子失去信任。

鲁定公与齐景公盟会。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


齐景公与卫灵公会晤，准备联合伐晋。

晋国六卿之间爆发内讧。荀、韩、魏、赵四家联合控制晋定公，讨伐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退保朝歌为中心的黄河北岸地区。晋国陷入内战。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


孔子短期担任代理鲁国相位。

鲁国三桓决定让孔子出局。孔子被迫辞职。

孔子到齐国，未受齐景公重用，于是返鲁，去往卫国。

孔子到卫都帝丘，受到卫灵公接待。

勾践越军击败吴军。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夫差继位。

齐景公、鲁定公、卫灵公会晤，联合援助晋国叛乱势力范氏、中行氏。黄河北岸的战争扩大。

卫国太子蒯聩试图杀死君夫人南子，未果，逃亡到宋，后又投奔晋国赵鞅。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57岁


蒯聩动乱牵连到孔子，孔子离开卫都南行，匡城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将其围困。后孔子返回卫都。

鲁定公卒，哀公继位。

孔子离卫南行，到宋国。宋国权臣向魋威胁孔子。

孔子离宋去往郑国，郑国高层未予接待。

孔子南行到陈国，受到当地贵族接待。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孔子58岁


楚昭王带领陈、随、许三国国君伐蔡，因为蔡国曾帮助吴国伐楚。

蔡国都城被围，蔡人投降。楚国准备将蔡国迁到靠近楚的西南方。蔡国的亲吴势力试图迁往靠近吴国的东南方。

齐景公、卫灵公联军到邯郸，援助范氏、中行氏。

吴军侵陈。

晋卿赵鞅率军攻击朝歌。

孔子离陈北归，到卫都帝丘。他试图北渡黄河，在学生阻拦下放弃。孔子回鲁国故乡陬邑，创作琴曲《陬操》。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59岁


孔子从鲁到卫，但不愿为卫灵公效力，继续去往陈国。

卫灵公卒，出公（灵公孙辄）继位。

赵鞅、阳虎率晋军占领卫国的戚城，安置卫太子蒯聩。

齐国向范氏的朝歌提供粮援，郑军护送。赵鞅、阳虎、蒯聩率晋军阻击，打败郑军，缴获粮车千辆。

孔子定居在陈国。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60岁


齐、卫联军围攻戚城。

鲁国曲阜的桓公、僖公庙火灾，被烧毁。

季桓子卒，季康子继位，任命冉有为管家。

晋卿赵鞅、荀寅攻占朝歌。范氏、中行氏余党退守邯郸。

孔子定居在陈国。晚年自评：“六十而耳顺”。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61岁


蔡昭侯卒，成侯继位。

齐卫联军增援范氏、中行氏。赵鞅晋军攻克邯郸。

孔子去往蔡国，结识楚国贵族叶公诸梁。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62岁


晋国范氏、中行氏彻底失败。

齐景公卒，上层贵族内战，陈氏、鲍氏驱逐继位的齐晏孺子与国氏、高氏，拥立齐悼公。

孔子定居在蔡国。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63岁


吴军伐陈，楚昭王带兵救陈。

孔子想去陈国见楚昭王，被蔡国人阻拦、包围多日。后楚昭王派兵解围，与孔子相见。

楚昭王卒，惠王继位。

孔子北上，到卫国定居。卫出公比较信任孔子师徒。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64岁


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与鲁哀公会晤，要求鲁国提供“百牢”典礼。

季康子推动鲁国伐邾。

孔子在卫国定居。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孔子65岁


吴王夫差不满鲁国伐邾，率军伐鲁。鲁国示弱臣服，双方盟誓。

吴撤军。

孔子在卫国定居。





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孔子66岁


吴国开凿江淮运河，准备伐齐。

宋军击败郑军。

孔子在卫国定居。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67岁


吴王夫差携仆从国鲁、邾、郯伐齐。

齐国贵族杀死齐悼公，简公继位。吴军撤回。

孔子在卫国定居。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


齐军伐鲁，冉有主张迎战。鲁军在曲阜郊外击退齐军。孔子弟子多参加了这次战役。

吴王夫差赶来救鲁，与鲁军一起伐齐，在艾陵击败齐军。

季康子派人邀请孔子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69岁


为应对齐国压力，鲁国按照各家贵族地产征收军费，“用田赋”。

鲁昭公夫人卒，孔子前往吊唁。

鲁哀公与吴王夫差会晤。

卫国屈服于吴国霸权。

孔子在鲁国，儿子孔鲤卒。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


吴王夫差与晋定公、鲁哀公在黄池会晤，单平公代表周王室参加。晋、吴达成中分霸权，犹如晋、楚之间的关系。

越王勾践乘机伐吴，夫差仓促班师。

孔子在鲁国。

孔子晚年自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可能因为欲望低了，更为超脱。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71岁


鲁哀公狩猎，有人猎获奇怪动物，孔子认为是“麟”。

孔子停止编写《春秋》，此工作可能由其弟子继续。

陈成子（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孔子弟子宰予可能死于此次动乱。

孔子要求三桓讨伐陈成子，未果。

宋国桓魋引起国君不满，被驱逐。

孟懿子卒，孟武伯（仲孙彘）继位。

孔子在鲁国，学生颜回卒。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72岁


鲁国与齐国和好，子服景伯为正使，子贡为副使。这是承认陈成子掌控齐国的现实。

孔子在鲁国。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


卫世子蒯聩潜入卫都，驱逐了其子卫出公，即位，为卫庄公。孔子弟子子路死于此次事变。

卫出公逃亡鲁国，又到齐国。

四月，孔子卒。鲁哀公发文吊唁。子贡率众弟子服丧。

楚平王的太子建死于流亡中，其子胜返回楚国，受封为白公，伺机作乱，失败自杀。





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孔子去世后第1年


卫国内乱，卫庄公（蒯聩）被杀。晋卿赵鞅主持下，立公子起为卫君。

鲁哀公与齐平公会盟，两人都是没有实权的傀儡。





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孔子去世后第2年


卫君起被贵族石圃驱逐。卫出公辄返回即位。





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孔子去世后第3年


周敬王卒，元王继位。





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孔子去世后第4年


晋定公卒，出公继位。

吴国在越国攻击下日益削弱。





鲁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74年——孔子去世后第5年


鲁哀公与齐平公会盟。

越国首次向鲁国遣使。





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孔子去世后第6年


越王勾践攻克吴都城，吴王夫差自杀，吴亡。





鲁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孔子去世后第7年


鲁国首次向越国遣使。





鲁哀公二十四年，公元前471年——孔子去世后第8年


鲁哀公至越国，朝见越王勾践。越王考虑和鲁哀公联姻，季康子担心婚事会增加国君权威，向越太宰伯嚭行贿，终止此事。





鲁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0年——孔子去世后第9年


卫国贵族内乱，卫出公二度逃亡。





鲁哀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69年——孔子去世后第10年


周元王卒，贞定王继位。

宋景公卒，昭公继位，皇、灵、乐三家贵族联合执政。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孔子去世后第11年


越国使臣至鲁，与鲁哀公盟誓，三桓族长都参加。季康子看到越王尊重鲁君权威，颇为忧虑。

季康子卒，季昭子继位。

鲁哀公试图借越国兵力除掉三桓家族，于是逃亡到越国。





鲁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67年——孔子去世后第12年


鲁哀公卒于越国。三桓拥立悼公继位。





后记


现在这本《孔子大历史》，是我2010年《贵族的黄昏：孔子和他生活的时代》一书的增订版，这次增补的篇幅增加了一倍多。从最初写作到这次出版，跨度已逾十年，大环境和我的个人经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书中的有些命题，比如寡头共和制的走向，一直是我关注思考的重点。

这本书是用普及读物的形式写的，但不缺乏学术观点，它甚至比一本规规矩矩的学术专著容量更大，因为学术著作必须罗列前人的各种说法，包括完全没有价值的或实质上不相干的内容。这本书没有采用严格的学术体例，因为上古史的材料很有限，用了哪些史料，提出了哪些和前人不一样的观点，搞这领域的内行很容易看出来，没必要一一解释；对于不是搞上古史的圈外人，谈这些论证过程也没太大意义。

本书里关于孔子的私生子身世、和阳虎的疑似同父异母关系，可能有读者觉得比较新鲜，希望不会有人被吓到——旧版已经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倒没被当成过于惊悚的异端邪说。其实关于孔子或历史上的大人物，后世评价、研究里常会有些“爆冷”的说法，往往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所以还要看能不能“自圆其说”，就是把它和传主的更多史料联系起来，还原出一个更全面的人物形象。

除了关于孔子身世的判断，本书里还涉及了一些以前外界或学界不太注意的现象，比如先秦祭祀用“尸”（活人扮演被祭祀的鬼神）的习俗，再如孔子和《春秋》《左传》的关系，他和左丘明的疑似版权纠纷。这些在史书中的记载太零星，还难以全面还原，不知以后有没有新考古发现，或者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再加深了解。

这本书里用的主要是传世史料，涉及考古文献很少，因为目前虽然有部分战国简书出土，但对写孔子没太多有效信息。战国到汉代的简牍，最有价值的是军政文书类，比如法律类的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汉代居延、敦煌等驻军文书；经史诸子著作在出土文献里相对薄弱。

孔子是春秋时候的人，要懂孔子，先得懂春秋。但后世的中国人真不容易懂春秋。不全是因为春秋国家多，事情乱，那时是世袭政治、贵族社会，和后世的中国很不一样（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从战国之后，人们就把春秋那套政治文化都忘掉了。司马迁写《史记》，春秋礼俗就搞错了不少。清代乾嘉学派搞朴学，老老实实做考据，纠正了前人包括司马迁的一些错误。进入近现代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新途径，就是借助其他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去了解封建制的、贵族社会的春秋政治文化。

人类历史里面，中国（汉文明）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官僚政治出现得太早了。其他的古代文明里，世袭封建制、贵族制存在时间很长，甚至一直保留到近代，比如欧洲、日本，甚至内陆亚洲的诸民族。参照这些历史我们会发现，周朝的封建制、春秋的贵族制度，其实也不是那么绝无仅有，很多现象都可以和欧洲、日本乃至汉文明周边的少数民族历史呼应上。当然也有些不同，比如本书列举的，欧洲贵族的一夫一妻制，和春秋贵族的多妻多子就很不一样。这些相似和不同，都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西周、春秋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孔子的生平、思想。本书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做的一点尝试。

除了春秋，中国古代还有个的贵族世袭、寡头政治比较突出的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当时靠“九品中正制”把家族门第固定了下来，构成了一种世袭政治身份，所谓士族或者门阀。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比较长，割据的小政权很多，身份世袭政治的表现程度并不一样，君主集权制也时而复兴；一般来说，东晋时期的政治身份世袭色彩很重，政治寡头家族甚至能架空皇权，其次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重新强调家族门第差异，但还没到皇权被架空的程度。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专门描写东晋政治寡头们的争斗史，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关于春秋历史还没有这种开创性、全局性的著作。

本书侧重写孔子，只能旁及一些春秋晚期的政治，这个时期已经属于贵族社会演变成寡头政治的阶段，乱象纷然，但还看不出变局会出现在哪些方面。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史料记载非常非常少，可谓中国历史的一个“黑洞时期”，只能依稀看到，晋国寡头争斗中胜出的韩、赵、魏三家各自建国，它们是实行君主集权制变法的先驱。至于那些寡头共和制过于强大，难以推行变法的老牌中原国家，比如鲁国、郑国，就被新兴变法国家吞并了，这个过程也是历史黑洞的一部分，相关记载非常少。

就在写作本书初稿的2009年，我还写了一本南朝开国皇帝刘裕的战史《铁马楼船北府兵》，因为出版环节的延宕还一直没问世，这本刘裕战史其实也是写东晋门阀政治终结的阶段，和孔子传记有异曲同工之处。孔子和刘裕两人一文一武，都生活在寡头制晚期，孔子想靠和衷共济精神和复古理想制约春秋寡头们，但从未成功；刘裕靠着战场杀伐事实上终结了东晋寡头政治，但他本人和他的统治班底都是军人，无法提出一套政治文化层面的建设方案，所以之后的南朝几乎一直处在政治动荡中。从春秋和东晋的历史看，贵族寡头政治一旦形成，都无法形成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最终或是在变法中被革命，或是日渐削弱被吞并，或是被刘裕这种军人势力取代，总之都会走向衰亡。有人喜欢歌颂中国古代的“贵族共同体”，以为那本来是个更好的历史趋势，其实是因为不懂中国古代史，靠浅尝辄止的泛读加随意联想而已。

说来有趣，最初准备写孔子时，我想写的还不是历史传记，而是电影剧本。那时正好读博士比较闲，想写三个春秋题材的剧本，分别是晋文公重耳，乱世佳人夏姬和孔子。这三个人之间的时间跨度都是五十来年，正好把春秋从中期到晚期的历史都涵盖了。关于晋文公重耳，2009年初写了一部《中原》，后来曾得过广电部电影局的一个业余作品奖，当然也没人投拍。写完晋文公就准备写孔子，标题定为《兄弟》，明着写孔子和他同母异父的不成器哥哥，暗写他和阳虎疑似的同父异母关系。但还没动手，就听说已经有人在拍孔子的电影了，我再写个剧本也没意义，于是转而写成了历史传记。至于夏姬女士的题材，就再没有触及，在我的构思里它叫《兰之女》，《左传》里夏姬的父亲郑穆公就叫子兰，他的儿子们繁衍出了郑国“七穆”寡头家族；它应该是一部歌剧电影，有点像麦当娜主演的《贝隆夫人》，夏姬应该是个痴迷兰花，精神有点不正常的贵妇，当她被楚军俘获，带到郑都围城之下，看到自己娘家的国度行将覆灭，也会在阵前高歌一曲，“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那种感觉，中原列国的角色可以是京昆唱腔，楚王就可以来点黄梅戏……

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读、再现历史？还真不好说。因为一是史料有限制，有些方面可能记载特别少，我们很难再现。二是有些历史时期可能太特殊，变动太大，后世人也没法真正理解。这里讲个孔子后人的事迹，来看看我们对历史可以陌生到什么程度。

战国二百五十年里，孔子后人代代相传，都比较有学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孔子后人的待遇应该还可以，至少是没受什么迫害。陈胜吴广起义，建立了张楚朝廷，就有孔子后人来投奔，是兄弟俩，孔鲋和孔襄，当了陈胜朝廷的博士，老二还带着儿子，叫孔藂。没多久老大就病死了，之后是章邯秦军大反攻，陈胜吴广兵败垮台，老二也可能死于乱兵，只剩年轻的孔藂。

乱世兵灾里，他这个年轻书生能怎么活？

他投奔了刘邦，这时的刘邦刚刚起兵反秦，势力不大，屡遭败仗，到处流窜。刘邦是粗人无赖，最喜欢骂儒生，溺儒冠。孔藂也不可能靠学术让刘邦赏识，他只能当兵，从一线的战士干起，最初的职务是“执盾”，多少仗打下来，居然没死。到刘邦灭秦入咸阳，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孔藂任左司马。

再后来，刘邦项羽反目开战，孔藂升任都尉，类似现代军队的师长，多次和项羽恶战。最后，楚汉决战垓下，一般人都知道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是名将韩信，但当时的具体作战序列是：韩信指挥中路军，孔藂指挥左路军，另一位费将军指挥右路军，刘邦带预备队殿后。

战斗开始后，韩信中路军首先和项羽主力接战，失利撤退，孔藂、费将军的左右军迅速从两翼合围，顶住了楚军的攻势，然后韩信主力整队回战，终于大败楚军，这才有了项羽的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史记·高祖本纪》：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刘邦称帝后，按战功分封诸将，孔藂封蓼侯，其子孔臧擅长经学，曾任主管朝廷祭祀、文教的太常。孔藂本人应该也有著述，传世有《孔丛子》一书，我怀疑，它应该是“孔藂子”的误写，因为繁体的“叢”（丛）和“藂”字形太像了。

五年时间里，从孔子后人、一介书生到兵团主帅，目睹和亲自促成了暴秦瓦解、霸王陨落，然后又是著述生活。孔藂的身份跨界之大，故事信息量之浓缩，远超过《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我们今天的人，能写好他的故事吗？

扪心自问，我真做不到。我只能告诉今天的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孔藂，干了这么些我们今人很难放到一块去想象的事情，我没法还原他的完整人生。

《孔丛子》里面，孔子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意思是说，父亲砍的柴，儿子背不动，这就叫不如啊。后世说不肖子，就是不如父辈的儿子。

面对创造历史的前人，我们这些所谓研究者、讲述者，都是不肖后人。

补记：

本书初稿于2009年夏，增订重写于2016年春，终稿于2019年初。多年从事古籍校勘的李晓侠女士志愿为本书稿做了引文校订工作，特此致谢。书中的一切错误都属于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