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文明前传 河姆渡文明之谜　 　 　 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 　　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很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 　　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碎石块好像是有人加工过。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里。 　　几天以后，考古人员来到了河姆渡。挖掘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经糟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 　　他们继续向下挖掘，在这个文化层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一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重要证据。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6000年前居住在河姆渡的古人类已经能够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 　　考古人员拣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考古人员甚至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吗？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泥土中出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骨制农具。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让人费解，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制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制工具依然非常锋利。 　　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 　　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 “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 　　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来的140多件骨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他们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先民的磨石，用于做小型的骨制工具；在河姆渡遗址居住区域发现的大量古器和陶罐 　　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左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这里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为１.１米左右。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 　　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上。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进行了研究。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型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 　　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他们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构建起了干栏式房屋，他们靠种植水稻、采集、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河姆渡研究者带来了灵感。 　　他们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考古人员挖掘出的11座墓葬 　 有人认为这些挖掘出来的木板和木桩，可以推测出远古时代这里可能是个海湾 　 这口水井的发现使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第一部 文明前传 消逝的良渚古国　 　 　 施昕更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属于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 　　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安溪镇位于良渚镇西北方向5公里处，从农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质和器形都与“良渚文化”的文物类似。难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着“良渚文化”的遗存？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就在发掘进行到第22天的时候，人们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墓坑中有了发现。 　　暴雨迫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了，发掘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墓坑的边上。突然，在坑下作业的人员大喊一声，人们的目光投向他用铁铲翻起的泥土，泥土中露出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的一角。 　　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全是真玉 　　根据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前提了两三千年，也使民间传世的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从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断，这些墓葬属于良渚文化。考古人员确信，这座土台是远古人们从事某种精神活动的祭台，而墓葬中这些形态各异的玉器便是见证。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举行仪仗时使用的这个器物叫“钺”；神秘的图案 　　从矿物学上说，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在对良渚玉器进行矿物学鉴定时发现，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规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杂有假玉，而规模一般的墓葬中，则真假玉参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能准确地区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级制度。 　　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已有用于纺织的原始腰机。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丝带、麻绳、麻布片，最让人惊叹的是还有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纺织技术不亚于他们制作玉器的技艺。 　　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三个小土墩。 1993年，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工作现场；土墩的泥层面上密集清晰的夯窝 　 夯窝洞内有木柱腐朽的痕迹，洞底有坚硬的台面 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 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是否就是良渚人创造的原始文字 　　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 　　也许这里埋藏着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这片恢弘宫殿的主人，也许就是死后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个人，那个统治良渚古国的国君。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 　　相传蚩尤麾下有一个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鸟、兽当作祖先，崇拜鸟兽图腾，被称为羽人国。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鸟兽图案，以此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属于蚩尤集团的羽人国。 　　的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对反山的大规模挖掘也只探查了这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1）　 　 　 青铜人头像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2）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3）　 　 　 跪坐人像，面目极为狰狞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4）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及器物一角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 　　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缗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缗氏。有缗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 　　孙华：“四川古族中间有一支曾经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这个有缗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关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于这是毕竟我们所依据的都是一些传说和后世的文献，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不能做结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说。” 　　在此，有关蜀人起源的猜想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探究的目光沿着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图发现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兴起并如何溯江而下的时候，一个别样的假设可能是颠覆性的。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5）　 　 　 一号青铜神树，有专家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树“扶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谭继和：“这些树，应该说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段渝：“我觉得从它的形态和它的功能来看的话，和它的龙在上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剑木。”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树》中写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是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 　　第三种解释是，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徐朝龙先生认为落在“一号神树”三段构成的分枝长出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6）　 　 　 青铜立人像 　　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 　　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形的图案，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 　　李学勤：“我们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种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呢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巴蜀符号……不过呢这类的这个数量目前在考古工作里边产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符号我们觉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 　　传说中的夏王朝为了建立一种人与神沟通的工具，曾用极其珍贵的青铜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器。在当时的中国，最先掌握了先进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的早期中央王朝，不会轻易将冶铸技术转让给周围的邦国，因为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拥有青铜兵器的军队会比较轻松地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以强大的武力获取更多的铜矿资源。 　　四川盆地在很长的时间里给人的印象是环境闭塞、道路封闭。但当三星堆王国在二十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其发达的青铜文化令人们刮目相看。 　　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形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的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 　　这些研究，如果结论是可靠的话，三星堆文化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可能就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认识。 　　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联系通道的开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峡江道。而从北方穿越山岭出入四川盆地，最便利的条件是一条穿越秦岭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古往今来的人们出入四川盆地陆路交通，都要利用这个天然的通道。嘉陵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或剑阁道。传说石牛道是由蜀国第十二世开明命令他的工程部队开辟的。这个部队在当时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是一群精壮的力气过人的武士。 　　五丁力士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便于蜀国与北方的往来，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扩张方略，决定攻取蜀国。十月，秦军扫荡蜀国全境，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从此灭亡。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蜀朝”，在越南北部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印象。 　　安阳王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王朝，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者在越南北部能发掘大量的与古蜀国类似的玉石器牙璋的原因。 　　开明王在覆灭前的都城是成都，在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在广都樊乡，也就是今双流县。古蜀国的政治中心，是什么时候从三星堆移开的呢？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当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面世的时候，人们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当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 　　孙华先生认为，宝墩村古城的废弃或毁灭有可能是三星堆人扩张的结果。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征服了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的这个新的三星堆王国，其统治集团是由本土和外来两个氏族组成，新的权力之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及众多的其他器物都经过了修复，这些器物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曾耗费了一个国家相当巨大的财富。考古者们发现，埋葬坑经过了人的刻意设计，可以认定，器物的埋葬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问题是，器物被埋葬的动机是什么呢？ 　　猜测1：器物坑是祭祀坑。 　　猜测2：器物坑是火葬墓。理由是，一号坑里的动物骨骼残渣里有被疑似为人骨的骨片。 　　猜测3：器物坑是“失灵灵物掩埋坑”。 　　猜测4：器物坑是犁庭扫穴坑。徐朝龙猜测当时作为敌人的一方在征服的手段上包括毁坏被征服一方的信仰，于是将祭祀礼器彻底摧毁了。 　　猜测5：器物坑是“亡国宝器掩埋坑”。三星堆王国在自己的都城即将被敌人攻陷前夕，对自己的国家重器不得不放弃，于是将神庙中的宝器付之一炬、全部摧毁以免落入敌手。 　　以上5种猜测中，哪一个更合理呢？ 　　前四种猜测都会带来很难解释的问题，例如器物坑所暗示的如果是一次祭祀的话，就意味着当时的三星堆王国要经常将一个国家最贵重的礼器用于焚毁，而类如代表王权的金杖及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也一同掩埋吗？当时的国力是否能够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 　　而第五种猜测认为是王国宝器掩埋，那么在当时会发生了什么致使国将不国呢？ 　　孙华认为，起因很可能是统治阶层的分裂。他假设，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三星堆职掌权力的两个氏族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庙遭到了严重破坏，三星堆城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大概认为三星堆神庙中的像设和器物已经损坏，再使用有不祥的可能，最后离开三星堆的王族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后，将这些不能再使用的器物掩埋了。 　　这以后，一些新的城邑开始崛起……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　 　 　 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 　　1974年冬天, 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展大规模平整农田的事情, 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因为农民们, 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 已经造成了破坏, 于是, 考古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 　　古墓遭到破坏, 让人深感痛心, 也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尽早打开墓葬的机会。当地一位农民, 向考古队队长陈应祺, 讲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那个村里30多年前, 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经挖出来一块大河光石, 这个河光石上面一面好像刻着是字, 但是谁也不认识。 刻着字的神秘河光石 　　这件事, 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他们随即来到刘西梅家, 看到了这块石头。虽然当时, 谁也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 但他们内心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 自己与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 由于周王朝统治的日渐衰落, 中国进入了烽烟四起、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一时期里, 一个在北方的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 在经历了无数年的苦斗后, 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中山国。前414年, 中山武公率领他的子民开始越过太行山, 向东部平原迁徙, 并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的地带。 但是, 这个弱小的国家, 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 终于在前407年, 被"魏国所灭, 成为魏的属国。 手工业作坊遗址 　　国破家亡, 逃避到大山之中的桓公, 经过反思后逐渐成熟起来,经过20多年的抗争, 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 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 不仅参与“五国相王”, 开疆拓土, 也埋下了招人嫉恨的种子。公元前296年, 国力日衰的中山国都城——灵寿, 终于抵挡不住强敌的连续进攻而陷落, 一代强国至此宣告灭亡。 　　在中山国灭亡的2270年后, 考古人员在平山县三汲乡意外见到的这块石头, 与这个神秘王国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或者, 这些文字仅仅只是一道咒语? 中间墓主人佩带的三排玉佩 　　古文字专家——李学勤首先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 并对石头上的文字进行了翻译。 　　“监罟(gu)有(you)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Chu)贤者”。这些类似密码般的古文字, 实际是, 战国时代一个叫公乘德和一个叫旧将曼的人, 留给后人的一段自我介绍。 出土玉器 　　2000多年前, 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语, 证明了这个古墓比较集中的区域, 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那么, 它到底是哪一个王家的园陵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个神秘的中山国。 　　人们先在距离古墓群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大量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零星文物的发现, 为最终搞清古墓群与中山国都城之间的依存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 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 殉葬坑中两只狗的骨架 　　1号古墓是古墓群中体形最大的一个,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 地上封土仍然高达15米, 东西底边长92米, 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平面基本为方形, 由下到上构成三级台阶, 第二级台阶以上还残存着建筑的遗迹。 　　随着勘探范围的扩大, 人们在1号墓的外围又先后发现了6座陪葬墓、2个车马坑, 1个杂殉坑。尽管这些墓葬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盗掘现象, 但仍残留了丰富的文物。 葬船坑 　　陪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葬船坑的设置, 这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墓葬中十分罕见。 　　1974年的冬天,考古人员对1号古墓周围, 陪葬墓和殉葬墓的发掘结束了。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证实了主墓中人物的君王身份。但是, 对主墓的发掘并没有被马上列入计划。 摆放在船舱中的编钟 　　1975年秋天, 考古人员开始对6号墓实施发掘, 这是一个在外形上比1号墓小一些的古墓, 但墓道也长达了90米。可是, 这个墓的主墓室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 已经一无所有了。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的平台上, 意外踩空的一脚, 竟踩出了一个宝库。 出土文物 　　一个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了。在主墓室的两侧, 仅然还有两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 用来放置陪葬物品的仓库。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设计, 被以后的发掘证明为, 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的。也正因如此, 才使得中山国王墓葬中的大多数宝物, 在2000多年中一次次逃过盗劫, 被保护了下来。在主墓室东西两侧的宝库中, 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文物, 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 　　在经过了两年多的铺垫后, 人们期待已久的, 1号墓的挖掘终于开始了。 银贝币 　　更深入的勘探说明, 1号墓在墓室构造上完全接近于6号墓。不同的是在主墓室的东北方向又多出了一个宝库, 这说明墓中这位君王的地位更加显赫。 　　接下来人们在高大的封土北侧发现了一个斜插进墓室的盗洞。此次发掘, 遗憾已在所难免。发生在战国时代晚期的那次盗墓行动, 使主墓中最大的椁室里, 除了几个吊棺用的大铜环和一些文物残片外, 几乎一无所有了。盗墓人在洗劫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把整个墓室烧得面目全非。 错银双翼神兽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由于盗墓者的疏忽, 在主墓室一角, 还留下了一个稀世珍宝, 此刻, 它就埋在这些石头的底下。 　　首先出土的这对错银双翼神兽,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它怒目圆睁, 张口咆哮, 似乎随时都在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表面采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的变化无穷的斑纹, 更使这威武勇猛的神兽显得生动而又神秘。 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品 　　1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 有象征王权与礼乐的钟鼎编磬和青铜礼器, 大量的则是奇巧瑰丽的生活用品。 　　东边的宝库清理完之后, 人们打开了东北库,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竟是一个空库。即没有被盗掘的痕迹, 也没有摆放过器物的痕迹。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西边的宝库也被打开了, 里面出土了更多的文物, 这多少让人们遗憾的心情, 得到了弥补。 　　刘来成:“ 结果我们把西库清理出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堆玉器。挖完了, 还不知道里边能有字呢。最早发现的字是哪个呢, 就是那个方壶。” 错金银虎噬鹿, 原是一座屏风的底座 　　陈应祺:“我们的同志就清理, 用竹签清理了壶上面土锈, 一干了以后更显了——中山王。” 　　这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酒壶上, 四面刻满了450个字的铭文。它告诉后人, 这里埋葬着中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他的名字叫“错”。铭文中, 还特别记载了征伐燕国的战争。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 说明在“错”之前, 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此前发掘的6号墓, 埋葬的是中山王世系的第四代君王——成公。1号墓中的“错”是中山国的第五代君王。 青铜器上的铭文 　　这一时期的中山国, 逐步发展成为了“千乘之国”。但是, 伐燕胜利后的第二年, 中山王“错”便一病不起, 不久就辞世了。公元前313年的这一天, 灵寿城里鼓号哀鸣, 纸钱抛洒, 举国上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王“错”去世的时候, 与中山国相有世仇的赵国正在实行“胡服骑射”,而中山国内, 却已经是士兵疏于武备, 农夫惰于种田, 政治腐败, 人心涣散了。 目前惟一发现的中国古代帝王陵的设计图 　　公元前296年, 当赵国的铁骑隆隆开过来的时候, 第六代中山国王出逃别国, 客死他乡。危乱中, 当时还健在人世的国王“错”的夫人被流放。随着这位前代王后的离去, 一个曾经在动荡不安中放射出异彩的国家消散了。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　 　 　 墓葬甬道中间的马车 　　满城是中国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县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 海拔236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陵山。 　　在陵山的附近还有两个名叫守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陵的，可是究竟给谁守陵，陵在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68年5月，当地驻军的那次爆破，才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分3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施工人员无意间在陵山的主峰发现了一个山洞，并发现这个巨大无比的山洞中，藏着难以计数的古物。军人们把这个发现立即报告了上级，消息很快传到中央政府，施工被命令停止了，一支考古队火速赶往满城。 　　卢兆荫是当年陵山考古工作队的成员，据他回忆，考古队当时是直接利用施工爆破发现的那个洞口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 考古现场 　　考古人员发现，山洞的岩壁上没有一根杂草，显然是人工修建而成，专家判断，这里应该是一处古代的墓葬。 　　借助灯光，人们看到从洞口进入的这间墓室中，到处都是车马器的遗迹，从马的尸骨和遗存的车辆金属饰件推测，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马和4辆车。 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 　　在这间足有16.5米长的墓室北端，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考古人员认为这是整个墓葬的甬道。 　　穿过甬道，人们来到对面的一间墓室。这里好像一个大仓库，地上摆放着数百件器物，比南面那间墓室还要拥挤。 　　这些酒缸能盛下几千公斤的酒，看来，墓主人生前是个好酒成性的人。 　　从北边墓室出来，考古人员顺着甬道向西，进入了一个大厅。大厅东西长15米，南北12米，近7米高的穹隆让人感觉置身于天空之下。在平坦规整的地面上，分三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现场发现的古钱币属西汉五铢钱 　　从大量的朽木和瓦砾判断，大厅原来建有瓦顶木结构的房屋，已经朽烂倒塌。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白荣金对这些铜构件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那是古代帷帐的构件，并复原出这些古代的帷帐。 　　在清理地面器物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者”字样的铭文。 出土文物上有“中山”字样的铭文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叫中山的古王国，它在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封国仍取名为中山。 　　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39年，墓主人在位时间至少在39年。 玉衣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有超过三十年的，职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的儿子，一位显赫的诸侯王。 　　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考古专家判断，在中厅的正西面，应该还有一个放棺椁的后室。 出土乐伎像 　　人们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找到墓主人的遗骸。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宝物——金缕玉衣。由于玉衣随葬制度到汉朝末年被废除，除古文献上的记载，后人从没有见过真正的玉衣。 刘胜墓中最精美的香炉 　　陵山墓葬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来到了陵山挖掘现场。据郭老解释,分等级使用玉衣的制度，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陪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铭文，确定墓主人为刘胜是没有问题的。 窦绾皇后墓中出土的放置化妆品的精美器具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有了答案，这些尘封在墓洞中2000多年的文物，就像一条时光隧道，把他们带到了刘胜生活的那个遥远年代。 　　史籍中记载的刘胜从不问政事，整日盛宴狂饮，寻欢作乐，妻妾成群，子女竟有120余个。 　　在他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王爷奢侈靡费的生活。修凿于陵山中的刘胜墓，墓内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建造考究，陈设华丽。从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宫里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是让人留恋的，王爷不愿在死后失去这一切。为了能永世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他把自己生前的用品，几乎一应俱全地带进了墓葬。 长信宫灯 　　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刘胜的尸骨去哪里了呢？ 　　考古队经过详细勘查，发现在这座墓北面100多米远的山崖上，还有一处墓葬。他们立即组织挖掘。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方铜印，印文为“窦绾”。史籍上记载，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名叫窦绾。毫无疑问，这是刘胜妻子的墓穴。 　　后室偏向南侧，原来是作为妻子的窦绾，希望自己的长眠之处能更靠近丈夫一些。 出土玉器 　　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他的妻子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去世的。因此她的墓在建造规模和精细程度上都超过了刘胜墓。但毕竟身份不同，王后的随葬物品远不能与王爷的相比。 　　即使这样，窦绾墓中出土的文物也足以让考古人员惊喜了。 　　这是“朱雀衔环杯”。出土时杯内还残存着朱红色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测那是化妆品。使用如此精美的化妆盒，这位窦绾王后会不会也像天仙一样美丽呢？ 　　这盏灯被称为“长信宫灯”，因灯体刻有“长信”字样的铭文。长信宫为刘胜的祖母窦太后居住的宫殿。窦太后与窦绾是什么亲缘关系尚无法考证，但窦绾是窦太后家族之人却可以肯定。这是整个陵山汉墓出土的最炫目的宝物之一。 　　在窦绾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 　　令考古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窦绾墓里又出土了一件玉衣。 　　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劲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考古人员发现，就像刘胜的玉衣是扁的一样，窦绾的玉衣中也空空荡荡。两位墓主人的遗体究竟去了哪里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我们发现人的牙，中山靖王的牙还保留着一部分，牙的珐琅质的壳还在。并且脊椎骨，肋骨，腿骨，还有一些骨渣，基本上还能看得出来，但是已经取不出来，完全跟枣泥，枣红色的，完全跟枣泥差不多了。” 　　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 　　历时两个多月的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了，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在两座墓葬中共为后人留下了一万多件文物。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一万多件文物却历经两千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今天。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　 　 　 定陵 　　北京的紫禁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始建于中国的明朝，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13代皇帝在这里延续帝国的统治，而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北京北部的这片山谷中。 　　十三陵，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它也是明帝国的另一个紫禁城，陵园内的建筑全部仿照皇宫建造，每一个陵墓都建筑着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宫殿。 明长城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而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定陵，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一个神秘的皇帝，他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长眠于这一座更加封闭的地下宫殿。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因为他在位的年号是万历，又被称为万历皇帝。 明成祖朱棣像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 　　第二年，1957年的5月，考古队终于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隐约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明太祖朱元璋像 　　在金刚墙被发现后，考古队没有立即打开地宫。此后整整4个月的时间里，考古队一直在为打开地宫进行最后的准备。 神道两边的巨大石像 　　当时拍摄的一部新闻电影完整地纪录下了打开地宫大门的过程。 　　一位考古人员后来回忆到“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对十三陵的考古发掘开始于50年代，发起者就是历史学家吴晗 　　在地宫大门打开几天以后，考古队才正式开始对地宫内部的考古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古代皇陵地宫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前后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 万历皇帝朱翊钧像，定陵就是他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 　　考古队员穿过长长的前殿进入中殿，这些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在黑暗中浮现出来，这些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龙的图案，仍然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的主人却已是死去的灵魂。 　　座椅的前面是用来祭祀的器皿，这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就是许多民间传说中提到的万年灯，而这300多年前点燃的烛火，不知何时就已早早地熄灭了。 考古人员发现的砖墙 　 万历皇帝棺椁周围还有许多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木箱已经腐烂露出了随葬品 　　在定陵地宫的左右还建有两个配殿，这是仿照紫禁城中供妃子们居中的东西六宫。 　　考古人员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着前进，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与紫禁城中的皇宫相对照，后殿相当于皇帝生前居住的寝宫。 定陵考古队 　 随葬品 　　在挖掘定陵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宫内这三口棺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万历皇帝，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他漫长的帝王生涯却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用白石雕刻的坐椅 　 考古人员开启棺椁 　　1572年的一个凌晨，万历的父亲、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当时年仅10岁的万历继承皇位。 　　万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长大成年，在他开始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处理朝政的时候，又处处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皇帝更像是一个被长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万历皇帝的棺椁 　　压抑的宫廷生活中，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给万历带来惟一的乐趣，这就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 　　万历一直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所生的儿子，遭到了全体大臣的反对，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的长子。 出土文物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整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 　　这是万历遭遇的一个重大的失败，他无力改变，便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对抗。 　　万历在位48年，其中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隐居在紫禁城的后宫，最后20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身的皇帝。年仅21岁就他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量，相当于明朝当时两年在农业上征得的全部税收。当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万历最后一次亲自到这里视察，然后默然返回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走出过紫禁城。 　　这个悲观的厌世者似乎一直都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而他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已度过了一个极为漫长的隐居生活。 　　这一年万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后病死并同时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迁来合葬。 　　郑贵妃在十年后才死去，她被大臣们看做是一个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女人，而没有按照万历的遗嘱获得入葬定陵的权利。万历终于没能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他似乎注定在死后依然要忍受孤独。 　　万历的棺椁被发现后，没有被立即打开，在棺椁周围还有各种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急需清理。木箱几乎全部都已腐烂，露出了里面的随葬品。许多随葬的器皿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但在开棺前，考古人员还是忍不住猜测，万历皇帝的尸体是否还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移开沉重的棺木，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 　　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的清理，棺椁内陪葬品的丰富程度令人惊讶。 　　考古人员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没有人可以真正不朽，哪怕是一个帝国的皇帝。 　　经过考古人员的艰苦工作，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被成功地整理出来，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地宫中总计出土的文物已多达3000多件，其中有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被作为随葬品埋入地宫，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自己奢侈的生活。 　　这是在万历皇帝的棺椁中发现的金冠，整个金冠需要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才能制作完成。 　　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这是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的头冠，其中的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中国京剧的传统服饰就是取材于明朝的服饰，今天在京剧的舞台上还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样式的头冠。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还是明朝的丝织品，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这样大量的古代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而这些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定陵中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让人联想起万历的人生，同时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明朝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手工艺取得的惊人成就。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昔日的皇家陵园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皇帝的陪葬　 　 　 陶制的人头 　　离开咸阳机场不久，人们就发现在高速公路的北侧，伫立着两个奇怪的大土堆。 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来说，那些让外人迷惑的土堆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的陵墓区，叫做阳陵，两个土堆下面分别埋葬着皇帝和他的皇后。 　　就在离阳陵不到40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秦始皇陵。 残缺不全的陶俑 　　阳陵修建于西汉初年，比秦始皇陵只晚了不到一个世纪，规模上却无法和秦始皇陵相提并论。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皇帝墓的封土仍然有32米高，这样的工程在两千多年前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里劳动过，谁也无法估计出确切的数字。但是，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阳陵的主人是最著名的仁君之一。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35副人类骨架 　　他的名字叫刘启，是西汉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位16年，死后人们尊称他为景帝，意思是他有很强的决心和意志力来推行仁义。 　　1990年春天，西安市政府决定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就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被首先派到工地上，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 出土的刑具 　　就在选定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下面，果然埋藏着一些地下坑穴。 　　人们发现，阳陵陵区的地下坑穴规模庞大，在最初探明的两个区域里，一共有48座。考古学家判断它们属于阳陵陵区的从葬坑。 汉景帝阳陵 　　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诸侯和重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阳陵发现的第一批从葬坑分为南北两部分，和帝陵有一定距离，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 阳陵分布 　　在揭开现代耕土层不久，考古队就发现了可怕的盗洞，幸好，在地下坑穴里，还留着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首先吸引人们的是散落在泥土里的陶俑头，旁边还凌乱地堆积着很多陶制的肢体。 　　经过细心的清理、比对和修补，这些两千多岁的陶俑又一次站立在人们面前。 盗洞 　　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个个赤身裸体，皮肤被涂成橙红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脐眼，都被细致而真实地雕刻出来。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当发掘南区20号从葬坑时，人们看到了意外的场面，在一个盗洞的底部，赫然躺着一具尸骨。他是盗墓贼，当年他曾在坑穴里把财宝递给地面上的同伴，同伴却出于贪婪，谋害了他。 清理陶俑 　　虽然经过盗掘，但这个坑穴里仍旧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在泥土板结的中间，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几百个武士陶俑。 　　在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或衣服痕迹。有了实物印证，人们终于弄清了裸体陶俑的来历。 这些陶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原来，在刚刚完工时，所有裸体陶俑的身上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而陶俑胳膊上的圆孔，是用来装木质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转运动。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和木头都腐朽了，所以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体。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健康美丽的女子，有的还是骑士。她们大部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奇怪的是，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这些泥土做成的陶俑在盗墓贼的眼里，不能和璀璨夺目的金银玉器相比，因而弃之不顾。实际上，在汉代，这种裸体陶俑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代表着最高的规格。而在几千年后，它们更成了现代人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们至今还能直接地面对祖先，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想象他们的人生故事。 　　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阳陵的48座从葬坑里，埋葬的大多数是武士，人们据此判定，这些从葬坑也象征着皇帝的军队。不过汉景帝的武士们要矮小得多，也没那么强壮和肃穆，虽然是武士，却看不出丝毫的紧张和凝重，整装待发的姿势更像是某种优雅的舞蹈动作。 又一个从葬坑里整齐排列着武士陶俑 　　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景帝时代的安详与和平。 　　就在帝陵封土堆的附近，考古队又发现了90座呈放射状分布的地下坑穴。它们也一样是主墓的附属墓葬，属于从葬坑的性质。它们距离帝陵很近，有些还重叠在封土堆下面，代表着皇宫里的机构和设施。考古学家挖掘了其中的十一座坑穴，出土了丰富的文物。 这次出土的陶俑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 　　在人们的想象中，皇宫的生活富足奢侈，应有尽有，不过，两千多年前的富有概念和现代却有很大的不同。 　　92米长的13号从葬坑就是皇帝的仓库。 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美丽的女子 　　偏西的一个库房里放着两辆原大的车马，彩绘的木马和彩绘的木车，装饰着镏金的铜饰品，这是供皇帝出行的豪华车马。 　　再往西端，紧靠着的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用品库，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仓，它们高达一米多，每排30多个，一共有90多件，里面盛满了加工成面状的食品。 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13号坑里埋葬了近两千件动物陶俑，包括231件彩绘陶山羊、33头陶绵羊、456只颜色各异的陶狗和一些小乳猪，以及公鸡和母鸡。 　　所有动物都雕刻得惟妙惟肖，手法简洁，线条流畅，动物中还站立着饲养动物的侍者。 　　经过多年的调查挖掘，考古学家终于弄清了阳陵的基本形制。整个陵区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一到三公里。 大量彩绘陶仓 　　帝陵和后陵各自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庭院，庭院的四周筑有方形的围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辟一道门，它们叫做阕门。 　　如今，所有的阙门都只遗留下两个相对的土堆。清理堆积物的最大成果是复原了相当多的瓦当。瓦当是用来保护木椽头的，同时也是建筑装饰。这些瓦当上刻着流畅的云纹，模仿天上的流云。还有不少文字瓦当，上面写着“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的话。 　　所有零星的考古学证据综合起来，便勾勒出了当年的阙门形象。 出土的瓦当 　　考古工作完成后，人们在南阙门的遗址外面，修建了一座复原的大型建筑，试图重现汉代皇室曾经的威严。 　　阳陵陵区的东部是陪葬墓区，里面埋葬着朝廷的重臣和显赫的贵族，他们像生前一样不远不近地环绕在皇帝身旁。据探测，这里起码有一万多座墓葬。考古队对部分墓葬进行了挖掘，虽然相当一部分陪葬墓已被盗墓贼破坏，但残留的文物还是为我们描述了当年贵族生活的状态。 兵器上铜制的装饰物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对远去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祖先的所思所想渐渐变得可以理解。 　　在古代中国，皇帝陵墓是至高皇权的象征，一切都要按照皇帝生前享用的仪式，严格地布局和装饰。在阳陵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完整地铺展了昔日皇宫的景象。 　　两千多年前，人们曾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阳陵，而在今天，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只展现了阳陵的一小部分面貌，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整地看到皇帝的地下宫殿呢？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天下第一陵　 　 　 秦始皇像与秦始皇陵外观 　　1978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主要位置以近十页的篇幅，刊登了系列介绍中国秦始皇陵的文章，文章提到：如果能破解秦始皇陵地宫的秘密，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这篇文章还绘制了大量的插图，把秦始皇陵地宫比喻成东方的神秘宫殿，而秦始皇陵园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位在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在死后留下的陵墓依然扑朔迷离，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最难破解的谜团之一。 兵马俑 　　对秦始皇陵园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工作始于1962年，在对陵园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后，考古人员绘制出了秦始皇陵园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这次考察结果引起了考古界不小的轰动。 　　当我们走进秦始皇陵园，所能看见的地面建筑只有这座巨大的封土岭。陵园的封土是用一层层黄土夯筑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夯土依然细腻结实，可见当时工程的劳作之艰辛。 兵马俑出土 　　历代的学者都对秦始皇陵进行过研究，最早走出书斋实地考察秦始皇陵园的是明代学者都穆，在他的考察成果《骊山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具体尺寸。他所记载的封土高度只有14余米。 　　1906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得封土高度应当为76米。11年后的1917年，一位叫维克托﹒萨加伦的法国学者测得封土高度约为46米，同时他第一次提出封土的巨大外形并非完整的四棱锥体，而是有三层明显的台阶。 　　袁仲一先生是早期参加兵马俑发掘的专家之一，对于封土高度的各方学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秦始皇陵整个地形象一条鱼的脊背，从不同的角度测量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 　　我们从史料上知道秦始皇生前的穷奢豪华，建造了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等大型宫殿，死后他的陵墓一定会建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建造如此巨大的封土是为了显示他始皇帝的尊威。除了显示帝王的威严气派外，古代陵墓中修建封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了保护封土之下的地宫。 地宫 　　就在我们前去拍摄的几天前，秦始皇陵考古队在封土南部的探测中，发现封土之下约十六七米处有一层厚厚的石层，最厚处竟有三、四米，这是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 　　封土岭下地层十分复杂，封土之下的结构情况还需要做大量的勘探工作才能确定，所幸的是，考古队在陵园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进展不小，我们有幸记录了考古人员发掘内城北墙的现场。 　　发掘进行的第三天，我们在发掘现场已经可以看见城墙的表面，而且还可以清楚看见许多瓦砾散乱地躺在夯筑城墙的内外两侧。 　　内城墙上华丽的建筑可以作为推测地宫建筑的依据。经过秦陵考古队多年的探测，在封土附近探测出一个长方形的宫墙遗迹，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宫墙四面均有斜坡墓道，经考证，宫墙之内就是地宫上口起掘的范围，即地宫在地面的开口面积。 凤翔秦景公大墓发掘现状 　　地宫是秦始皇陵墓建筑最核心的部分，是放置秦始皇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两千多年来，由于一直深藏地下，后人对这个神秘的地宫一直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构成了先秦文化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建造及相关情况，最早的历史文献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司马迁向我们展示了地宫富丽堂皇的情景，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穷奢豪华的陪葬品，有以水银来表现的百川江河大海，有防止盗墓人的机关弩矢，玄宫顶部装饰天文星宿之象，地上模拟有统一后的中国疆域图，还有用鲸鱼油做成的长明灯，照亮了整个地宫，经久不息……。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兵马俑做封面 　　地宫的核心部分叫玄宫，是盛放秦始皇尸体的棺椁所在处，地宫的深度就是从地表至玄宫的距离，关于地宫的深度是研究者们争议最大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了地宫的深度：“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在史料《汉旧仪》一书中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一段介绍，公元210年，即秦始皇50岁生日时，丞相李斯向他报告：我带了72万人修筑丽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最大胆的推断还是出自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推断地宫的深度在500-1500米之间。 排水管道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数字难以置信，有一种说法推断地宫的深度至少在五十米以上。袁仲一先生根据发现的一口秦代水井，发现当时地下水位距地表深度为16米，而水井处地平面较地宫中心部位低约7米，因此他认为地宫部位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应当在23米左右。 　　1976年至1986年之间，经过整整十年时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陕西咸阳凤翔县附近的秦景公陵墓。这个陵墓的发掘资料对研究秦始皇陵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勘测，秦公大墓深度为24米。 　　秦始皇陵考古队最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经过探测，他们在陵墓地宫的东、南、西方向都发现了厚厚的夯土建筑，夯土建筑最深处位于陵墓的南端，达39.4米，最窄处深度在陵西为23米。考古队认为这是地宫的防水大坝。秦陵地宫南、西、东三面较高，从而推断地宫的深度将低于三十米，否则，地下水将从高处渗入地宫。 平面图 　　王学理先生在研究始皇陵时探测得出地宫深度是33.18米，内容居高10米，他认为这是高精度的探测结果，应该是可信的。钻探人员曾经在地宫之上进行钻探，深至27米仍然属于当初回填的熟土。 　　司马迁对地宫结构的文献记录中，惟一可验证、且已经验证的就是关于水银的记载。秦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异常是地宫大量存在的水银挥发造成的，其分布呈有规律的几何形，这证明了司马迁所记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内容属实。 　　秦始皇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营造恢弘的自然景观，在地宫中弥漫的汞气体，还可以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汞本身是剧毒物质，一旦吸入一定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死亡，因此存在于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胆敢闯入的盗墓者。 秦景公大墓 　　秦始皇陵直接影响了后来封建帝王陵园规划和建筑的模式，这种厚葬的习俗，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尊崇，那么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人力呢？ 　　根据《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可以推断始皇陵修建的时间为38年。一位日本的研究者曾说：“修秦始皇陵用的劳力和财力都是天文数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汉旧仪》说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 　　1979年，在秦陵封土西部1600米的赵背户村，探测出当年服役人合墓葬104座，这里的村民都知道当年发掘的情况。他们说挖出的都是堆堆白骨。 　　从赵背户村出土的瓦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来自山东、河南、江苏、河北的修陵人就是当年七十二万人中的一部分。 　　秦始皇陵以其宏伟的规模、大量价值连城的陪葬品而文明遐迩，秦始皇陵有没有被盗？地宫有没有被破坏呢？ 　　通过对地宫周围水银含量的勘测，考古人员断定地宫依然完好，地宫表面检测出的大片强汞区，成为秦陵地宫尚未被盗的有力证据，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宫的盗洞，水银早已顺盗洞挥发掉。 　　《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地宫中有防盗的“机弩矢”，并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如果秦陵被盗，必然有盗墓者被机弩所伤，但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对此都没有任何记载。 　　近十年来，陕西省秦俑考古队在秦陵封土周围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四周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迹象。 修陵组画 　　考古专家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或许秦始皇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巨大的棺椁中。 　　如果有朝一日秦陵被发掘，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一座灿烂文化艺术的文物宝库，到那时，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一切谜底都将会大白于天下。 第二部 王者归来 远去的西夏王国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 　　在中国西北城市银川的郊区，贺兰山脚下，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汉语里，银川的意思是银色的平原。 　　史书记载，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西北一带有一个叫西夏的王国，首都就在银川。那时，这里耸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集市上热闹非凡。 考古工作者辨认出这些是西夏古文字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不管传说是否真实，神秘的土堆在很长时间里被外界遗忘，就这样袒露在大地上，直到1971年，考古人员来到这里进行考察。 　　在现场，人们发现了许多刻着文字的碎片，有些是汉字，有些虽然像汉字，却没有人能读懂。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辨认出，它们是西夏国的古文字。 　　仅仅凭着残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这里确实是西夏国的遗址。后来，人们又在明代的史书上发现，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由此，考古学家初步断定，这里分布着的遗址就是西夏王陵。 内蒙古深处的古代废墟——黑水城 　　当西夏王陵被发现，人们充满希望，也许王陵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1972年夏天，勘察工作开始了。 　　在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1908年，俄国退役军官柯兹洛夫带领的一支驼队来到内蒙古深处的黑水城。 他挖到了十多箱古代文物，全部运往俄罗斯 　　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四周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了一座座封闭式的庭院。 　　人们考虑再三，决定试掘地表没有明显盗洞的编号为6号的陵墓。从1972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三年时间，一个深24．6米、长49米的墓道终于被清理出来。 九座陵墓 　　通向地下宫殿的道路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开始激动了，西夏的国王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却带来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盗墓贼不小心遗落的。 经过盗墓的地下宫殿只剩下了很少的物品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获。 　　专家据此判断，这些雕像可能也是石像生。但是由于出土的数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它们究竟是怎样排列的，至今仍旧是个谜。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它们既像人，又像兽，面目狰狞，它们又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石碑上记载着国王的一生事迹，也许还有功过的评价。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残片散落在墓地里。当清理7号陵时，一共出土了1775块残碑。西夏文学者李范文被指定对残片进行拼对，他认清了其中的16个字。这16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可以确定这个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在少量的16个字中，竟然明确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线索。直到今天，寿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陵墓。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 　　发掘成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王陵庞大的规模足以说明，西夏国曾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过去 　　2000年，人们开始对编号为3号的陵园进行保护性发掘。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结束，清理的发掘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建筑装饰构件。由于出土时大多呈碎裂状，几乎所有的构件都需要修复，经过清理、拼对、整形、填补等几道程序，人们得以看到几个世纪前党项人的作品 　　龙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图腾，后来也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喜爱。和中原的龙相比，党项族人的龙显得凶狠而剽悍，姿态张扬，毫无拘束，显示出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 77号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牛 　　在西夏国统治的时期，这里是佛教的世界，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西夏人对佛教的尊崇，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里，保存着在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一尊双头佛像，它称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进了西夏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西夏王陵出土的许多建筑构件实际上都跟佛教信仰有关。 西夏统治时期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在这里也发现了不少古王国的遗物。两百年前，就在武威这座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博学的学者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一个世纪，俄罗斯的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共发现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单字。 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 　　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汉字小篆很相似，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比小篆还麻烦。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出现了。它们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品，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在黑水城发现的双头佛像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则仔细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他认为这本佛经是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这个叫海狮的动物出自佛教经典,是能搏击海浪的动物 　　对考古学家来说，3号陵的挖掘清理其实惊喜不多，三十年来，人们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点地积累关于西夏国墓葬的知识。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所有王陵的形制几乎完全一样。 手工书写的西夏文著作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西夏人对佛教的崇敬有关。 　　3号陵的墓主人是谁，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墓葬制度，作了大胆的猜测，认为3号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公元13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无比骁勇的游牧民族——蒙古。公元1224年，蒙古人开始进攻繁华的黑水城。黑水城的军民抵抗了三个月，十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城市沦陷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著作 　　铁木真到死也没有看到西夏国的灭亡。公元1227年，铁木真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去世。这时候的西夏国也已经耗尽了气力，不久之后，西夏末代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蒙古统帅的驻地投降。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进入西夏国的首都后，开始了毫无节制的屠杀和破坏。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了废墟，更有无数无辜的西夏人被残酷杀害。 　　延续了190年的西夏国灭亡。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远古的乐声　 　 　 曾侯乙墓考古现场 　　随州在武汉市西北155公里，民间传说，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随的古王国曾在这里建都，随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关于楚王追逐叛贼的故事就发生在随州市的郊区，擂鼓墩的村民早就习惯了身边的风景，他们代代相传着祖辈的传说。 古墓出土的第一件文物:鸳鸯形的漆盒 　　十几岁就成为军人的王家贵还不时地会来擂鼓墩走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事就发生在这里。 　　1977年秋天，王家贵所在的军队准备新建厂房，他们看中了擂鼓墩附近的两个小土包。炸药爆破后，泥土中出现了黄黑相杂的土质，王家贵觉得很奇怪。 　　王家贵的猜测没有错，当考古人员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专家们经过探测肯定，这里有一座古代的墓葬，而且年代在两千多年前。 精美的内棺 　　1978年5月，在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后，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在铲除掉坚硬的地表皮和深厚的五花土后，一种柔软而粘性的泥土出现了，它的名字叫青膏泥，有着很好的密封作用，能部分地隔绝空气，保护有机物。 　　青膏泥的下面还铺着六万公斤木炭。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也曾经发现同样的青膏泥和木炭，有人猜测，正是靠了它们的防护，才使得墓主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仍保持躯体不朽，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湿尸。 　　在清理完青膏泥和木炭后，露出了巨大的木质盖板。5月17日凌晨，巨型椁板被缓缓移开。 鹿角立鹤 　　这个墓的总面积达到220平方米，深13米。整个墓葬用巨型的椁板分割出四个空间。按照方位，它们被称为东室、北室、西室和中室。 　　最先浮出水面的那几具棺材，就是被放在墓葬西室的。考古人员在清理这些棺材时发现，里面的尸骨都是女性，一共有13具。后来在东室的墓主人身边又发现了8具女性尸骨。 　　据推测，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26岁，最小的只有13岁。专家认为，她们是墓主人的陪葬者。 墓主人的遗骨 　　考古发掘还在继续。人们发现，这座墓葬与以前发掘的古墓不同，整个墓穴呈现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在以对称为美的中国古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3米深的墓穴直上直下，找不到任何阶梯的痕迹。朝着太阳升起方向的东室，是墓主人安息的场所。 　　根据测量，人们发现主棺的规模令人吃惊，它有3.2米长，2.1米宽，2.19米高，分两层，在外棺里还放着内棺。工程师估计主棺可能重4吨左右。 刚出土时的编钟 　　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 　　和外棺相比，内棺显得无比精美，内外涂满了朱红的漆，两侧各画有一个窗户。在窗户的周围，布满了繁复而神秘的装饰画。 　　它们既像人，又像动物，专家推测，它们其实是守护墓主人的神兽。 编钟 　　棺材出土时，旁边还站着这样一个青铜动物，它长着鹿一样美丽的角，却有鹤的长颈和翅膀。在古代中国，鹤和鹿都是吉祥的动物，神仙经常乘坐仙鹤飞翔。也许，这个鹿角立鹤就是准备驮着主人升天的神鸟。 　　然而，这位墓主人远远没有马王堆的墓主人那么幸运。 　　这就是他留下来的全部遗骨。根据尸体的骸骨，还可以知道墓主人的身高大约1.63米。由于头骨保存比较完好，人们复原了墓主人的头部雕像。 　　这是一个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的男人，可是他的墓穴如此豪华，说明他曾经拥有至高的权势和无穷的财富，他的人生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 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 　　1978年5月23日午饭时分，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几个人，负责看守抽水机的冯光生忽然看见了什么。 　　当积水终于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六十五个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两千多年来，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 　　编钟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总长度超过10米。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古代乐器 　　编钟分三层，每层的钟形态各不相同。最上面一层的叫钮钟，中间及下一层的叫甬钟。编钟的大小差异很大。整套编钟的总重量有5吨。 　　编钟上刻着三千多个漂亮的中国古文字，包括对编钟的编号、记事、标音以及乐律，称得上是古老的音乐教科书。 　　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铭文指出，这套编钟是属于“曾侯乙”的，也就是说，古墓的主人叫乙，是诸侯国曾的国君。难怪他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地下宫殿和编钟。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冯光生：“当我们第一次敲响编钟的时候，它那种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 曾侯乙墓出土的很多兵器上都刻有奇怪的古文字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热爱，很多关于音乐的传奇在民间代代流传。 　　在古代中国，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征。而这把两千多岁高龄的古琴就出土于曾侯乙墓。实际上，曾侯乙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25件古代乐器。 　　这个弥漫着远古乐声的地下宫殿，显现出一片平和与宁静。但是，墓穴的北室打破了一切。这里是曾侯乙的仓库，里面放置了大量的兵器。很多兵器上都刻有奇怪的古文字，而且错了金，出土时仍然发出闪闪的光芒。 　　兵器是曾侯乙墓出土最多的物品，酷爱音乐的曾侯乙一定也十分善于征战。 　　根据文献考证和碳14测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 　　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战国”。那么，当年的曾侯乙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中室象征着曾侯乙的客厅，西面和南面放置着编钟，紧靠着南面墙壁的是盛大的筵席。各种代表礼仪的食器整齐地排列着。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 　　在庄重的器皿中，有一套被称为“九鼎八簋”。它们是祭祀祖先的祭器，规格很高，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仅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信，曾国曾经拥有相当的实力。 　　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一共埋藏了一万五千多件随葬品，除了乐器、兵器和礼器外，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其中青铜器具就有10吨重。文物中有九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但却让人们感到地困惑的是史书找不到对曾国历史的记载。 　　不过墓中出土的两堆竹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竹简上面留下了参加下葬仪式的来宾以及馈赠车马兵器的翔实纪录。 在衣箱上精心绘制的星宿图 　　送礼的除了曾国的人之外，主要就是楚国的王、太子和大臣。而在出土的编钟中，就有楚王赠送的一个钟。这些证据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是在东室出土的一个衣箱，这些古老神秘的图案，让很多人着迷。然而，在衣箱上精心绘制星宿图，并不一定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可能还有别的更深的含义。原来它是在描绘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黄昏时的天象。 　　这一刻肯定是曾侯乙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没有人能确切了解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推测都不能完全确定曾国的历史和曾侯乙的身世，人们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发现古国更多的秘密。 第三部 藏宝现身 地下仪仗队　 　 　 雷台 　　武威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它位于中国甘肃省的中部，距离首都北京两千多公里。 　　和众多辉煌的历史遗迹相比，地处武威城北一公里的雷台原本并不显眼。它呈长方形，高8.6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 雷台上现在是一座道教庙宇——雷祖观 　　1969年9月22日上午，武威新鲜村的农民们来到雷台，他们已经在这里挖了一个多月的防空洞。村民蔡耀当时就在挖土的人群中。 　　村民蔡耀：“锄头挖到了砖墙上，刨掉砖后我就往里看，发现有马呢，把洞口刨大以后人就爬下去了。” 　　他们惊异地看到，在砖铺的地面上，放着一堆奇怪的车、马和小人。所有东西上面都有一层厚厚的绿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一定是铜做的。由于缺乏考古常识，村民们在混乱中把这些铜车马装进麻袋，运出洞口，放进了村里的库房。 　　当时在武威文化馆工作的党寿山无意间听到雷台下面挖出东西的消息，便急忙赶到新鲜村，在村民的帮助下，他进入了神秘的地下世界，凭着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经验，他马上判断出，这是一处古代的墓葬。 铜做的案，上面放着耳杯和类似叉子的器物 　　党寿山对文物进行了清点和登记，然后把文物转移到了当地的文庙中，暂时保管。第二年，文物终于正式地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清理的结果，雷台墓一共出土了231件文物，有金银玉器、陶器和铜器。 陶器多为生活用品 　　最大的收获是99件车马铜器，包括三十八匹马、一匹牛、十四辆车、十七件武士俑，二十九件奴俾牵马俑。看起来，它们是一支有着互相联系的队伍。 　　队伍的最前方是一匹与众不同的马，它并不以气势取胜，高34.5厘米，长45厘米。所有见到它的人都感叹于它奇异的美丽。紧跟着17匹马和骑士，一共分三行。骑士们威风凛凛，手里拿着一种叫戟的兵器。 奴俾牵马俑 　　在威武的骑兵后面是车队，车队的正中是一辆前导用斧车。稍后是四辆豪华的轺（yao）车。车上有驾车的人，还有两个服侍主人的丫鬟。车前头站着八个人，从穿着上看，四个属于武官，四个属于文官，在他们的身背后发现了刻文，上面写着“张家的奴仆”。 　　而在这些车的马颈上，都刻有文字，以标志它们主人的身份。文字隐晦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只能得知他们都属于张姓家族，担任着大小不同的官职。 　　车队后面是一组五匹马组成的队形。中间一匹马身材高大，器宇轩昂，应当是主人的坐骑。其他的四匹前后并列，护卫着主人，是贴身卫士的从骑。 铜车马阵 　　队伍的后面还有一辆牛车，它是负责运输工作的。 　　几十匹铜马各有各的姿态，十分生动，而所有的车辆做得就和真的一样，一些车的后门还可以开启。 队伍的最前方是一匹与众不同的马，所有见到它的人都感叹于它奇异的美丽 　　显然这并不是用来作战的部队，而是象征威严和尊荣的仪仗队，从中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墓葬的主人在当时一定是个地位显赫的人物。 　　墓葬的最西端是象征主人卧室的后室，如今里面还放着四个敦实的文物复制件，它们用石头雕刻成乌龟的样子，它们不是普通的乌龟，而是龙的儿子，专门负责驮重物。在这里，它们曾经驮过墓主人的棺木。 　　为什么墓主人连遗体都没保存住呢？是仇人还是贪婪的盗墓贼？当年人们进入墓室后，曾在墓门和中室发现过两个盗洞。 　　就在雷台墓发现27年后，1996年春天，由于雷台上面出现塌陷，在修整时意外地发现了另一座古代墓葬，位置就在前一处墓葬北面几十米远的地方，和长条形的一号墓平行排列。 　　遗憾的是，这个墓几乎是个空墓，所有的文物都被洗劫一空。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墓葬制度，人们推测，这个墓的主人可能是一号墓主人的祖先，而雷台一带就是他们的家族墓地。那么，这个显赫的家族究竟是什么状况呢？ 　　几十年来，墓主人的面目仍旧扑朔迷离，至今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属于武威的张姓豪族，可能担任过驻守武威的将军。 车前站着八个人，他们的背后刻着““张家的奴仆” 　　一个在地方上势力强大的将军，出行时肯定很有气派，拥有一个仪仗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1年9月，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陪同外宾访问兰州，在参观博物馆时，他忽然被一件文物吸引住了。 　　这是一匹正在急速奔跑的骏马，它的一个蹄子蹭到了一只飞鸟，飞鸟惊讶地扭转头。一个梦幻般的瞬间，飞逝成为永恒。 墓葬的最西端是象征主人卧室的后室，如今里面还放着四个石龟的文物复制件 　　曾经见过无数珍贵文物的郭沫若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惊讶于雕塑无可挑剔的形体，生动的姿态，以及完美的平衡感。 　　1973年，这匹马在英法两国展出，引来了世人的瞩目。从此，铜奔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关于奔马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人们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一匹什么样的马。有人说它其实是传说中的神马，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出土的银印上有张将军的字样 　　中国的西北地区历来是良种马的家园，世界上最后一批野生状态的野马就消失在中国新疆和蒙古交界的区域。 　　如果这匹马来源于现实，那么，它是什么品种的马？是谁培育了它？ 　　中国人的养马技术在西汉年间达到了新的境界，新的品种出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养马。在无限钟爱马的皇帝的心目中，大宛马就像传说中的神马一样，他赐给大宛马“天马”的名字。 　　那么，这匹铜奔马是不是就是汉武帝心目中的天马，大宛马呢？畜牧专家从马的奔跑姿态上得到了新的启发，它的三条腿都腾跃在空中，令人吃惊的是，它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腾起，这在一般的马奔跑中是看不到的。 　　这种姿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对侧步”。 铜奔马蹄下的飞鸟 　　但是铜奔马的外形不仅显示了良种马快速、稳定的特点，而且也存在蒙古马的一些特性，它的肌肉厚实，身体也略显粗壮，这说明它并不是纯种的大宛马。 实际上，当年汉武帝引进大宛马后，和中原的蒙古马杂交，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马。 　　古代武威一带是马的培育基地，凉州马就是中国马中非常出色的代表。有专家认为，铜奔马就是凉州马的经典形象，矫健、威武，集速度和力量于一身，展现了马的全部优点，就像马的模特一样，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马。 　　关于马的争论还没有结束，马蹄下的飞鸟又成了问题。当年郭沫若一眼认定这只鸟是燕子，因此他为这件雕刻取名马踏飞燕。细心的人却看出破绽来了，这只鸟的尾巴几乎是方形的，不像燕子，倒更像乌鸦，还有人则认为这是鸟中之王——鹰。 马踏飞燕成为了中国旅游的标志 　　而周本雄先生认为，在铜奔马的脚下踏的是一只游隼，一种小型的鹰。 　　这种既像鹰又像燕子的鸟，有着相当快的飞行速度，特别是在俯冲时，时速竟能达到289公里。 　　尽管各种争论还在继续，但这座雕像现在更多地被叫做“马踏飞燕”。无论如何，它的诱人之处却不在马和鸟本身，而在于大胆的想象和天才的雕塑手法，为世界留下了一件罕见的艺术品。 　　1984年，当中国国家旅游局准备确定中国的旅游标志图形时，马踏飞燕在众多的文物中脱颖而出。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谁将获得不死之身（上）　 　 　（本集与《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山洞里的宫殿》有重复之处，为保持本专题的相对完整，本人未做调整。清风行者注） 1号墓出土的文物精美程度丝毫不亚于汉代皇帝曾使用过的器物 　　1968年5月，河北省满城县西南1.5公里处的陵山，解放军某部奉上级的命令，正在这里进行一项绝对保密的国防工程，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施工，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5月23日，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一个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崩下来多少石头。 　　一名走在前面的战士，双脚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着碎石渣猛然沉了下去。 　　等他完全反应过来时，一个漆黑的洞口出现在他的眼前…… 　　施工部队的团长王秉让同期：“当时，放下一个人去看了看，看了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洞很大。” 　　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就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报告里说——满城发现了一座古墓。 长信宫灯 　　郑绍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最先到达满城古墓现场的两位专家之一。 　　郑绍宗：“当时我们就是半信半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墓。挖这么多墓，也没有那么大。感觉到非常神秘，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从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 　　历史学者周长山：“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郑绍宗：“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的文字是属于金文的而铜盆上的这种文字接近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风格，所以我们确定这座墓室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 　　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1号墓”。 　　随着勘查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1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 　　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如果俯看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 　　秦汉以前，墓葬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地搬入地下，叫做事死如事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身份的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样式。 　　1号墓内的布局就像是一座汉代诸侯王宫殿。 　　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士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 　　而满城汉墓1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 　　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 　　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 　　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共有十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十位王中的哪一个呢？ 　　1968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把满城发现汉墓的消息告诉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并让他负责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 　　1968年6月27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 　　在岩石中开凿如此巨大的墓室，即使用现代化的施工方法，100个人也得需要一年才能完成。以当时中山国的国力来推算，开凿这样的墓室人数最少也在万人以上，用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此时，考古工作者开始详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的中间位置，他们清理出十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 　　郑绍宗同期：“灯的底座是个匈奴人的形象，根据铜灯上的铭文，才知道这件铜灯为‘当户灯’。” 　　“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 　　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当做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 　　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复原后的刘胜玉衣 　　考古工作者终于发现了能证明这位中山王身份的器物，一件颈部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的字样的青铜酒器。 　　历史学家周长山：“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帝王没有年号，在位的时间只以数计。三十四，也就是在位的年数……” 　　在中山国十位王中，只有第一代王刘胜的在位时间最长，有四十二年之久，其余的均不到30年，因此确定这座墓室的主人就是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 　　刘胜，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 　　周长山：“据史书记载，刘胜‘乐酒好内’ ‘子女百二十余人’。” 　　北耳室出土的十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经估算，这些酒缸总共可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很可能还是海量。 　　不仅如此，整个墓室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 　　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具，在中室中，还不时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 　　玉在中国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保持不腐烂。 　　汉代的君王以及贵族死后不光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的葬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史书中也叫“金缕玉柙”。 　　金缕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了雏形。 　　在汉代史书中，玉衣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 　　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 　　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 　　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目前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人。那么这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金缕玉衣呢？ 　　在发掘完中室后，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 　　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还有一个侧室。里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盖。 　　当清理完草木灰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加丰富。 　　就在这时，在后室的北侧，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 　　谁也没有想到，在它的下面，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似的东西。 　　郑绍宗：“首先露出的是头部。因为头部比较高。下边有玉枕。头部已经压成扁平状。” 　　当把堆积在上面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后，一件用金丝连缀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人们眼前。这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谁将获得不死之身（下）　 　 　（本集与《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山洞里的宫殿》有重复之处，为保持本专题的相对完整，本人未做调整。清风行者注） 复制的玉衣 　　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的陵山上，当解放军某部秘密正在进行国防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一座西汉古墓。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中出土的文物，推断墓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 　　人们在墓中发现了一件用金丝穿缀玉片类似于铠甲的东西。这难道就是史书中记载的金缕玉衣吗？ 　　考古发掘队的队员们挤成一堆，开始细细地查看出土的这件“文物”。 　　郑绍宗：“当头部露出以后，腿部也同时清理了，四肢都清理出来。当时一露出玉片，一看比较完整，大伙都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说了不起，确实发现玉柙葬服了。” 　　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时，发现玉衣的东侧有六十多个金豆，令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 　　7月22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郭沫若从北京出发驱车赶往陵山。刚一下车，郭沫若顾不上休息，便直接来到墓室。 　　王秉让：“在玉衣的周围放了六十多个金豆，郭老就判断刘胜大概活了六十多岁。” 陵山 　　史书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 　　郭沫若和专家们经过分析，最终认定出土的这件文物，应该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告诉郭沫若，后室只有已腐烂的棺椁，而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 　　卢兆荫：玉衣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并且已挖到原始岩层，也没有发现棺椁和尸骨。 　　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1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2号墓”。 　　2号墓的墓室结构与1号墓大体相同，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吸取1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在这座墓中。 　　然而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还这里陪葬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 　　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和刘胜墓中的“当户”灯不同，2号墓中的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 陵山上还有神秘的三号墓 　　这座宫灯设计十分精巧，能根据需要调节光亮的大小和照射的方向，烛火的烟灰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身体当中，使烟灰停在灯身中，以保持室内的清洁。 　　河北省博物馆馆长谷同文同期：“基辛格看过以后，特别幽默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你们两千年以前就有了环保意识。” 　　这座宫灯的外侧刻有“阳信家”三字，阳信家的字样共有六处。那么“阳信”指的是谁呢？ 　　历史学家周长山同期：“据史书记载，阳信是指诸侯王刘揭……” 　　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尚浴，今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给这件铜灯命名为长信宫灯。 　　1968年9月16日，在2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 　　郑绍宗同期：“经过室内清理，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叫串带印，正面是窦绾两个字，背面是君须两个字。这个窦绾印经过郭老分析，后来认为窦绾是这个墓的主人。” 　　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绾应该就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绾的陪嫁品。 　　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人身份的确定而欢欣鼓舞时，另一件更令人惊喜的事情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2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 　　出土的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而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2号汉墓玉衣时，发现在玉衣里面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条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2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1号汉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 　　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后，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面，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 　　原来，刘胜采用厚葬的形式，随葬品非常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研究玉衣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玉衣的结构很像古代战争中士兵所穿的铠甲。 　　专家们发现在玉衣的制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要数玉衣的手套部分，它也是玉衣中最为精巧的部分。 　　玉衣所用的金丝一般长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各处。 玉衣由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 　　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十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夏长生原是定州博物馆的副馆长。1991年，他接受了复制金缕玉衣的任务。历经数载，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的金缕玉衣。 　　夏长生家中的这件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的史书中，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持尸体不腐烂，而在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中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更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 　　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记载，“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 　　同时玉衣的减少还因为它的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所以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中发现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金缕玉衣无疑最为引人注目。除此以外，刘胜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 这盏铜灯的底座是一个铜铸的人形 　　出土的这几根金针和银针，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医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的是相当高的。 　　与医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 　　1968年9月19日，两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满城汉墓的发掘打破了考古界多年的沉寂。 　　在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1号墓和2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附葬墓。 　　有专家推断在这些附葬墓的不远处，很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中较大的墓室。因为陵山的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1号墓和2号墓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3号墓。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上)　 　 　 王恩田考古队(中王恩田) 　　1964年，淄河岸边的茅草刚刚泛出绿色，一群陌生人来到淄河东岸的后李官庄，他们是山东省文化局临淄文物工作队的队员。 　　几个月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结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物出现了。然而，正当考古工作者们满怀信心地继续挖掘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考古工作被迫中止。 车的象形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按照规划将从这里通过，考古工作再次开始。为了了解整个遗址的情况，挖掘到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在遗址的东头， 从淄河的边岸上，西边开始挖，中间又在东头开始挖，就发现了这个大墓。 　　这个墓长约35米，宽约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于墓葬早年被盗，随葬器物所剩无几。王永波他们就开始在墓室边上挖掘。到下面发现有个铜件，考古工作者一看铜件是车上的部件。 出警图 　　不同的土色被一层一层地剥离下来，车轴出现了，接着是车轮和车厢。 　　克服了夏季雨水的侵袭，冒着工棚内40多度的高温，考古队员们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终于让1号坑里的10辆车、32匹马和2号坑里的6匹马完整地呈现于人们面前。 　　在山东地区单独用马殉葬的，有过；单独用车殉葬的，也有过，但像这样车马合一的殉葬，却是第一次。1990年它被评为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这泥土的遗迹中发现，这些车的主要原料是木材、藤条和皮革。而在残破的车轮间，一种被称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这是否意味着这10辆单辕双轮车是作战用的战车呢？ 出土的古代马蹬 　　史料记载，征战频仍的春秋时期，车辆除了用于运输、乘坐之外，更多地用于战争。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不是以土地或人口为标准，也不是以物产和金银为标准，而是以军队的规模和兵车的多少为标准，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乘”指的就是“车”。 　　古代典籍记载，春秋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以这样的规则交战，往往只用一个回合，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由马驾驭的战车，是很难重整队形的，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虽然车战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但其残酷却是不容置疑的。诗人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描写了车战的壮观和惨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出土唐代的舞马衔杯纹 　　战车对于驾驭技术和地形地貌的要求很高，弊端随着战争的进展暴露出来。秦汉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这种仪式化的车战了。 　　车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车厢两边的车轮，考古工作者根据它们进行了实物复原，让我们在2700年后的今天得以一睹春秋时期车舆的风采。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车的象形文字已经粗略勾画出车的结构，这部分是车衡，这部分是车辕，这是车舆，而车舆两侧的就是轮子了。 　　相传中华文明发端之始，黄帝就开始造车，并因此被称为轩辕氏。轩辕二字指的就是车。 　　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它涉及木工、漆工、锻造等诸多工种。 　　古代的车辆制作的关键是轮子，因为过去的路不是太平，轮子必须要坚固，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很讲究，它必须要把木头一块一块的做成网状的，车中间的那部分结构安全是榫铆结构，这种结构有独特的结构方式，把它协成以后，越走越紧。 　　在制车业非常发达的齐国，都城临淄的街道上人来车往，其中有许多马车远道而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齐国制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发掘出的戈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他是来寻求更大的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术”，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 　　为什么要重视御呢？因为御是士在报效国家的时候作战，作战的时候必须要会赶车。 　　驾车的技巧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汉代以前，乘车的时候有站着的姿势，还有坐着的姿势，要求乘车有车容，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觉得这种坐车的方法很不太适应。而牛车因为走起来比较缓慢，另外车厢比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开始喜爱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 发掘出的古车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坐了，而是喜欢使用人力的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到南宋以后坐轿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坐轿。 　　到了清朝的时候，像福康安这些大将，大将上前线都坐轿，轿夫倒是骑着马，轿夫骑着马跟着轿，多少里就换一班，这个轿夫再骑着马，那个再给他抬轿，到了这个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 　　轿子的平稳并不能完全取代车子的多种功用。不过轿子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中国的制车业寻找到应有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车的发展。 　　一直到近代历史揭幕以前，中国的古车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纪那个阶段。十三世纪以后，中国古车因循原来的历史轨迹慢慢地向前走，没有重大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这个发明非常之重要。而这个发明在欧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岩画已经刻出来了这种能够前轮转向的四轮马车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独轮车只需要一个人推动，既可载人又可载物，适应平原和山区的各种道路。独轮车是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贡献。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下)　 　 　 古时造车工厂复原模型 　　这是发现马骨的河堐头村，清朝末年修围子墙的时候，就发现过许多骨头。1964年夏天，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恩田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 　　清理了周边的泥土，现出了一个清晰的马的头骨。很快，考古队员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挖掘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已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浅的部分已经露出地表，深的部分在地表下2.2米。从殉马密度看，平均1米地段有2.7到2.8匹马，如果按全长215米计算，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所有的马头都朝着相同的方向。 考工记 　　齐国共经历了39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5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490年。文献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千乘这个邑名就是因为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春秋时期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钟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临淄古墓群——四王冢 　　这么多生性活泼的马，是怎么被掩埋在黄土之下的？它们是惨死在屠刀下的吗？这六百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 　　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多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齐威王时代。现代经济学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统筹法的实践。 临淄-家庄墓模型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这些殉马一律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以前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能吃苦耐劳，很适合我们的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解决奔跑的速度不块，所以从汉武帝他就要求改良马种。 　　中国不断地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最具神话传奇色彩的就是汗血马。它体格健壮，奔跑速度极快。人们把它皮肤上由于携带寄生虫而产生的明显的红斑，形容成它在奔跑时流出的带血的汗珠。 齐长城 　　马似乎给汉代人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从西域得来的马更被当成了神物。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从出土之日起就让全世界为之惊诧，汉代的人，认定它是标准的千里马。 　　这是从西域引进的六匹良马，他们跟随唐太宗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李氏江山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将它们刻在自己的陵墓前，无疑是对他这六位战友最后的嘉奖。 　　热爱良马的唐太宗，使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这时的养马业在民间同样也具备了广泛的基础，我们在唐代佚名画家的《百马图》中，看到的就是人和马怡然亲和的情景。 唐太宗 　　经过人类训练的马，智力明显增强了，可以接受驯马师的各种信息，领会骑手发出的各种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中国早在汉代就有马术表演。马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技能，马上献花、骑马飞刀等马术项目至今还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